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二、宋代經濟：工商業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長和海洋發展路向的初現宋代，正處在漢唐和明清之間。在我看來，漢唐是同質社會，宋明是同質社會，插在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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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約翰・希克斯著，厲以平譯：【經濟史理論】，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經濟現代化的兩層次界說】，【中南財經濟政法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唐和宋明之間的遼夏金元又是一種同質社會。而清朝則是宋明與遼夏金元社會的綜合①。漢唐的立國基礎是小農經濟，自然經濟氣息濃厚；宋明雖然仍以農業立國，但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之基礎上，已經生長出城市、貨幣、商業、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子，僱傭勞動、包買商慣例、商業信用、集資合夥等新生事物均有蹤跡可覓，已然處在邁向近代社會的前夜。換言之，漢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異質社會。與漢唐相比，宋代經濟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商品經濟成分在傳統社會母胎中的急速成長。晚唐以降，特別是入宋以後，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剩餘率的提高，煤鐵革命的出現，手工業生產的擴大，以及運輸工具(如漕船、海船)的進步和交通條件(如汴河和沿海海運)的改善，商品經濟繼戰國秦漢之後迎來了它的第二個高漲時期。以前未曾見過或者雖有徵兆卻並不明顯的諸般新氣象，此時卻一一凸現在我們面前。
一是商品性農業的成長。以桑麻、竹子、茶葉、水果、蔬菜、花卉等經濟作物爲主體的商品性種植業加速擴展，特別是在兩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區，專業茶農、果農、蔗農、菜農大批湧現，他們與獨立手工業者一道，開始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
二是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鎮數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脹，城市中工商業從業者增多，地域性經濟中心城市層出不窮，導致傳統的政治性城市向經濟性商業城市轉化，都市化勢頭日見明朗。與此同時，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潰而有重大改觀，城市商業突破地域和時間限制，臨街設店的近代型城市風貌已可初見端倪。
三是商品構成的變化和商業性質的轉折。社會商品構成發生重大變動，越來越多的生活資料(如糧食、布匹、茶葉等)和生產資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農具等)進人流通領域。原先主要爲社會上層服務的、以奢侈品和土特產爲主的販運型商業，開始轉變爲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用品爲主的規模型商業。
四是草市鎮的勃興和地方性市場的初步形成。在經濟發達或人煙稠密的鄉村地區，以及水陸碼頭和交通孔道沿線，『草市』成批湧現，以草市――鎮市――區域經濟中心爲三級構成的地方性市場開始形成，商品貨幣關係獲得了更多的前哨據點來浸潤、啃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五是商人群體的崛起和『謀利』觀念的盛行。越來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農民投入經商活動，沿海農民甚至集資投入海外貿易(所謂『帶泄』)。隨著商人隊伍的擴大、商業資本的雄厚，商人階層的實際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會影響亦在擴大。與此同時，體現商人意識的謀利觀念(所謂『市道』)對傳統觀念的衝擊力日益增強。以葉適、陳亮爲代表的浙東功利主義學派的崛起，表明傳統儒家義利對立論的一統天下裂開了縫隙。
六是海外貿易的拓展。漢唐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此時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規模之大是陸上中西交通所無法比擬的；而且範圍更廣，與宋朝建立外貿聯繫的已達6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此同時，宋朝與遼、夏、金、吐蕃、大理等周邊政權的物資交流和經濟聯繫不僅一刻也沒停止過，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形式日趨多樣，榷場貿易、走私貿易、茶馬貿易和朝貢貿易等形式各顯神通，互相補充。宋代每年所鑄數百萬貫的銅錢亦因之流向周邊地區，幾乎成爲『國際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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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幾種同質社會，這裡只是一個簡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備。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體經濟之上，也是一種同質社會。這幾種同質社會以一個否定一個的方式發展下來，其間既有聯繫(歷史傳承)又有區別(性質相異)，還有交叉和融合。因問題比較複雜，這裡不便展開，我已另文論列。
七是紙幣的出現和白銀的貨幣化。在國內外市場同時得到開拓、商業規模遠遠超邁前代的情況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銅錢這種交換手段，因其分量重又價值低而顯得力不從心(特別是在日趨普遍的長途販運和交易量擴大的情況下)，於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區率先登上商品交換的歷史舞台。稍後，以白銀爲代表的貴重金屬稱量貨幣亦開始躋身於流通領域，從而形成了銅錢、鐵錢、楮幣、銀兩並行的過渡性貨幣體系。遍布於汴京、臨安城內的『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就是各種不同貨幣的兌換處。僅臨安城內這種金銀交易鋪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這一切使我們相信，宋代的商品經濟的確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時我國商品經濟的繁盛，無論是就規模還是水平而言，依然遙遙領先於當時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即與18世紀的清中葉比，亦毫不遜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別是宋代東南沿海地區，在海外貿易的拉動之下，一個新型的、充滿活力的開放型市場經濟得以崛起，這是漢唐以來農業經濟內部真正帶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變化。在我看來，秦漢『第一帝國』和隋唐『第二帝國』，都是以農業經濟爲立國基礎的大陸性帝國，不僅經濟重心位於司馬遷所說的『三河』，即黃河中下游地區；而且漢唐間歷時千年的『絲綢之路』更是向著亞洲內陸延伸。可以說宋以前的歷代王朝，都是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內陸國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國開始由內陸型國家向海陸型國家轉變：廣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繼興起，東南沿海地區以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爲後盾，表現出向海洋發展的強烈傾向。特別是宋室南渡之後，爲形勢所迫更加依賴外貿，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時成爲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發展的海外貿易的刺激下，東南地區以生產交換價值爲己任的商品經濟日趨繁盛，以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爲基礎的市場機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於是原先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國態勢，一變而爲頭枕東南、面向海洋。這個轉折的實質性內涵是從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單一種植經濟過渡到多種經營，從基本上自給自足到專業分工有所發展，從主要生產使用價值轉爲生產交換價值，從習俗取向變爲市場取向，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③。這一切表明，宋代，特別是南宋東南沿海地帶的商品經濟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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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吳自牧：【夢粱錄】卷13『鋪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頁。
② 前引【中國經濟通史】(第5卷)，第462―465頁。
③ 葛金芳：【兩宋東南沿海地區海洋發展路向論略】，【湖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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