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读史网 2.《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食货》（2649页）：
诸犯界酒，十瓶以下，罚中统钞一十两，笞二十，七十瓶以上，罚钞四十两，笞四十七，酒给元主。酒虽多，罚止五十两，罪止六十。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酒课・犯界酒课不便》：
大德五年，江浙行省，据左右司都事赵承事呈：……照得元准中书省咨，……都省议得：今后犯界酒一十瓶以下，追罚钞一十两，决二十七下；一十瓶以上，追罚钞四十两，决四十七下。酒虽多，止杖六十，追钞五十两。
从《元典章》中很容易看出《元史》的标点错误。“笞二十，七十瓶以上”当标点为“笞二十七，十瓶以上”。《元史》（也许是此前的《经世大典》）在删节原始公文时，将“二十七下”的“下”字省去，又将下一句“一十瓶”的“一”字省去，“二十七”与“十”两个数字相连，就很容易点错了。查百衲本《元史》，“罚中统钞一十两笞二十”只好是一行的结束，“七”字为下一行开始。校点本的标点不慎致误，与此也有关系。日本学者编《元史刑法志研究译注》时，则对此条进行了正确的标点[18]。(作者：张 帆 )
[1]参阅冯承钧《元代的几个南家台》，载氏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
[2]元朝名为也先帖木儿的人很多。关于这一位也先帖木儿的材料，见《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卷一三四《秃忽鲁传》、卷一九《成宗纪二》大德元年三月庚午条（译名作也先帖木而）、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萧 墓志铭》（译名作野仙铁木儿）、同恕《榘庵集》附录贾仁《同恕行状》（称咸宁王野仙公）。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将他列入“鲁斋门人”，称其为“贞献野仙铁木儿先生”。
[3]《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驿站・给驿・远方病故官属回还脚力》：“延v七年十一月钦奉至治改元诏书内一款：云南、四川、福建、广海之任官员，已有给驿定例。到任之后不幸病故，抛下家属无力出还，穷困远方，诚可哀悯。仰所在官司取勘见数，应付元去铺马车船，仍给行粮，递送还家。”同书新集《国典・诏令・至治改元诏》所载同。
[4]《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
[5]《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驿站・给驿・礼上官员二千里外骑铺马》。
[6]引自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第335页。
[7]按《朴通事》虽成书于元末，但在明朝又作过一些修改，主要是把元朝的地名、官名、俗语用明朝通行用语予以改写。这里的“南京应天府丞”就是明朝地名、官名，并非元朝所有。
[8]参阅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载氏著《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
[9]见黄时鉴辑点《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198页。
[10]参阅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第1406～1407页的笺释与解析。
[11]《元典章》沈刻本此条三处“普昭”均写作“普照”，陈垣《沈刻元典章校补》未校，或因古代昭、照二字通假之故。然据《元史》，似仍应校改作“普昭”为妥。
[12]关于一部分元代白莲教徒使用“普”字命名的问题，参阅杨讷《天完红巾军与白莲教的关系一证》，载《文史哲》1978年第4期；同氏《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同氏《元代的白莲教》，载《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
[13]周良霄《〈元史〉校点献疑》一文（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已注意到《元典章》的这条材料，以为“僧名则‘普昭’似较‘晋昭’合理”，唯未指出可能与白莲教有关。
[14]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15页。
[15]郑玉《师山集》卷三《送赵典史序》：“典史，县幕官也。其受省檄，秩从九品下。其事则检举勾销簿书，拟断决。禄卑位薄，务繁任重，一县之得失，百里之利害，常必由之。”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五《录事司典史谢宏用美解序》：“典史，司。县幕佐也。持案牍之权，与官吏相可否，其职任之系不轻。然率由吏老将至而始任焉。”按幕官、幕佐皆指首领官，是金、元各级机构中掌管案牍、统辖吏员、协助长官处理政务的低级官员的通称。有关制度，参阅许凡《元代的首领官》，载《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16]《元典章》沈刻本此条“拟将”二字误作“拟合”。
[17]周良霄前揭文。
[18]见小竹文夫、冈本敬二编著《元史刑法志の研究译注》（教育书籍，1962）第17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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