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元典章】校【元史】(12)

  來源: 中國讀史網

2.【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食貨】（2649頁）：  


　　諸犯界酒，十瓶以下，罰中統鈔一十兩，笞二十，七十瓶以上，罰鈔四十兩，笞四十七，酒給元主。酒雖多，罰止五十兩，罪止六十。


    此條詳見【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酒課・犯界酒課不便】：


　　大德五年，江浙行省，據左右司都事趙承事呈：……照得元准中書省咨，……都省議得：今後犯界酒一十瓶以下，追罰鈔一十兩，決二十七下；一十瓶以上，追罰鈔四十兩，決四十七下。酒雖多，止杖六十，追鈔五十兩。


    從【元典章】中很容易看出【元史】的標點錯誤。『笞二十，七十瓶以上』當標點為『笞二十七，十瓶以上』。【元史】（也許是此前的【經世大典】）在刪節原始公文時，將『二十七下』的『下』字省去，又將下一句『一十瓶』的『一』字省去，『二十七』與『十』兩個數字相連，就很容易點錯了。查百衲本【元史】，『罰中統鈔一十兩笞二十』只好是一行的結束，『七』字為下一行開始。校點本的標點不慎致誤，與此也有關係。日本學者編【元史刑法志研究譯註】時，則對此條進行了正確的標點[18]。(作者：張 帆 )



[1]參閱馮承鈞【元代的幾個南家台】，載氏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1957）。
[2]元朝名為也先帖木兒的人很多。關於這一位也先帖木兒的材料，見【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卷一三四【禿忽魯傳】、卷一九【成宗紀二】大德元年三月庚午條（譯名作也先帖木而）、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八【蕭  墓志銘】（譯名作野仙鐵木兒）、同恕【榘庵集】附錄賈仁【同恕行狀】（稱咸寧王野仙公）。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將他列入『魯齋門人』，稱其為『貞獻野仙鐵木兒先生』。
[3]【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驛站・給驛・遠方病故官屬回還腳力】：『延v七年十一月欽奉至治改元詔書內一款：雲南、四川、福建、廣海之任官員，已有給驛定例。到任之後不幸病故，拋下家屬無力出還，窮困遠方，誠可哀憫。仰所在官司取勘見數，應付元去鋪馬車船，仍給行糧，遞送還家。』同書新集【國典・詔令・至治改元詔】所載同。
[4]【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
[5]【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驛站・給驛・禮上官員二千裏外騎鋪馬】。
[6]引自劉堅、蔣紹愚主編【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匯編（元代明代卷）】（商務印書館，1995）第335頁。
[7]按【朴通事】雖成書於元末，但在明朝又作過一些修改，主要是把元朝的地名、官名、俗語用明朝通行用語予以改寫。這裏的『南京應天府丞』就是明朝地名、官名，並非元朝所有。
[8]參閱陳高華【論元代的站戶】，載氏著【元史研究論稿】（中華書局，1991）。
[9]見黃時鑒輯點【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198頁。
[10]參閱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中華書局，1996）第1406～1407頁的箋釋與解析。
[11]【元典章】沈刻本此條三處『普昭』均寫作『普照』，陳垣【沈刻元典章校補】未校，或因古代昭、照二字通假之故。然據【元史】，似仍應校改作『普昭』為妥。
[12]關於一部分元代白蓮教徒使用『普』字命名的問題，參閱楊訥【天完紅巾軍與白蓮教的關係一證】，載【文史哲】1978年第4期；同氏【天完大漢紅巾軍史述論】，載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82）；同氏【元代的白蓮教】，載【元史論叢】第二輯（中華書局，1983）。
[13]周良霄【〖元史〗校點獻疑】一文（載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內陸亞洲歷史文化研究――韓儒林先生紀念文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已注意到【元典章】的這條材料，以為『僧名則「普昭」似較「晉昭」合理』，唯未指出可能與白蓮教有關。
[14]許凡【元代吏制研究】（勞動人事出版社，1987）第13～15頁。
[15]鄭玉【師山集】卷三【送趙典史序】：『典史，縣幕官也。其受省檄，秩從九品下。其事則檢舉勾銷簿書，擬斷決。祿卑位薄，務繁任重，一縣之得失，百裏之利害，常必由之。』王禮【麟原文集】前集卷五【錄事司典史謝宏用美解序】：『典史，司。縣幕佐也。持案牘之權，與官吏相可否，其職任之系不輕。然率由吏老將至而始任焉。』按幕官、幕佐皆指首領官，是金、元各級機構中掌管案牘、統轄吏員、協助長官處理政務的低級官員的通稱。有關制度，參閱許凡【元代的首領官】，載【西北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
[16]【元典章】沈刻本此條『擬將』二字誤作『擬合』。
[17]周良霄前揭文。
[18]見小竹文夫、岡本敬二編著【元史刑法志の研究譯註】（教育書籍，1962）第1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