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读史网 3.《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七月条（405页）：
癸酉，诏……云南、福建官吏满任者，给驿以归。
此条详见《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驿站・船轿・任回官员站船例》：
大德元年六月，行中书省准中书省咨。来咨，奏准“福建、云南任回官员，旱路里长行马里来，到水路里应付站船”，钦此。……照得先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福建行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俺管底城子里做官来的人每，田地远么道，不肯来有。如今怎生般来的每根底，去时分铺马里去了，月日满呵，回来时分，俺根底要了解由文书的每根底，自己的长行头口里回来呵，沿路站里他每的马每根底，草料交与的’道有。俺商量得，他每的言语是的一般有。依着他每说来的，站里安下，饮食草料交吃着来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又准中书省咨，元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过事内一件，“云南、福建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那里赴任去的官人每，铺马里去有。任满回来呵，长行马里来有。那般呵，煞生受有。人（引者按：此字疑衍）又那里做官人去的殁了呵，息妇孩儿每出来不得。’说将来有。俺商量的，这的每出来时节，旱路里长行马里来，到水路里呵，站船里来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除钦依外，移准都省坐到任回官员品级各得站船数目，开坐前去，仰照验依上施行。
可见当时的规定，是在云南、福建任满北归的官员，旱路骑“长行马”，水路则乘站船。乘站船可称“给驿”，骑长行马就不然了。上面这条文件讲得很清楚，任满官员骑的长行马，是“自己的长行头口”。虽然可以在驿站歇息，享受饮食、草料供应，但毕竟是自备马匹，与骑乘驿站官马不同，负担仍然较重，“煞生受有”。因此，朝廷才允许他们遇水路乘坐驿站官船，以适当减轻个人负担。幸运的是，在现存《永乐大典》残卷所载《经世大典》部分内容中，也可以见到这份文件。《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引《经世大典・站赤》：
（元贞二年）六月，丞相完泽、左丞相吉丁（引者按：当作左丞杨吉丁。“相”、“杨”二字形近致误。杨吉丁又名杨炎龙，其任左丞事，见《元史・成宗纪》及《宰相年表》）等奏：“云南、福建行省言，‘赴任之官虽准给驿，然得代而还，则自备鞍马。且殁故者，妻子不能得出，诚可怜悯。’臣等议得，任回庶官，在陆途则乘己马，及至水路，官给驿舟送之。”奉旨：“准。”
毫无疑问，这条材料与上引《元典章》所载元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事是同一件事。唯《经世大典》所载“六月”，当为“六日”之误。因为就现存《经世大典・站赤》内容来看，其记载朝廷大臣奏事，例书月日，此条书月不书日，已属可疑。而且这一条材料的前面，又是七月二日的一份文件。只有将“六月”看作“（七月）六日”，才能解释得通。很明显，《经世大典》已对《元典章》所载蒙文直译体奏事公文作了改写，将原文的“长行马里来”改写为“乘己马”，“站船里来”改写为“官给驿舟送之”。改写的结果，含义更加明确。《元史》编者大概只看到后半句，以“给驿以归”一语笼统叙述，犯了严重的以偏概全错误。事实上，云南、福建行省提到的病故官员家属回乡问题，直到英宗即位后方才获准乘驿[3]。而任满官员自己能否“给驿以归”，似乎一直没有获得明确首肯。
在此顺便就元朝官员乘驿问题多说几句。元朝广设驿站，目的在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4]，主要供朝廷官员出差、以及诸王、边将禀报军情急事时使用。至少在制度规定上，对给驿范围限制是很严的。从《经世大典・站赤》、《元典章》、《元史・兵志・站赤》所载各种规定来看，一般的地方官不要说任满回京、回乡，就是在任内因公务进京，或是赴任所上任，也不能普遍享受“给驿”待遇。至元十七年规定，外任官任所远在二千里以上，才“与铺马”，不足二千里的，只“教长行头口里去”。[5]元末成书的高丽汉语会话教科书《朴通事》中载有如下一段对话[6]：
你哥除在那里？除在南京应天府丞[7]。
几时行？昨日去了。
铺马里去也，长行马去？甚么长行马，五个铺马去了。
也不小可。去时节有甚么气像？比丞相争甚么？车马，茶褐罗伞，……那气像是气像。
可见直到元末，外官上任给驿前往，仍然并非通行待遇。当然元朝（特别是中后期）存在着严重的“给驿泛滥”、导致“站户困乏”的现象[8]，这是制度执行不严所致，并且破坏制度的人主要是诸王贵族、高级僧侣、朝廷大官，与我们上面谈的问题并不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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