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升迁稳坐的个中原因：赶上个“好脾气”的皇帝(4)

  来源: 炎黄春秋 作者：张国华

　包拯的“退化”

　　包拯在仁宗朝从政20余年，当时改革之声到处充溢，包拯对社会改革的基本观点与范仲淹、欧阳修等“君子之党”基本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并不时争斗一番。改革派与保守派是客观存在的两种政治力量，两派斗争错综复杂。包拯虽同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却从不追随保守派或掺入派别活动，以自己的清心直道为处世原则，对政治的观点采取“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在行动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念行事。

　　在仁宗一代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因条件的限制，没有把政治改革正式铺开。真正在改革方面做出了一些实际工作的，包拯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敏锐地看到社会存在的弊端，有针对性进行改革，讲求实效，稳步推进。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过度张扬，更不喜欢发洋洋大论，他注重的是务实，把自己的改革思想融化在实际工作中。另外，包拯同其他改革派人士比较，他明显地具有同情贫苦百姓的色彩，他一生为安民、救民做了一定的努力。实事求是讲，包拯与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相比，在宏观分析及把握上确实不及，但在求真务实方面则更胜一筹。过去评论包拯，只是停留在他敢于诤谏上，这是必要的，但忽略了他以实干家身份促进改革的特点。

　　包拯一生实际受到仁宗的严重影响。仁宗对于台谏官的态度，时有变化，甚至采取压抑限制，这自然会给包拯带来制约。包拯在为官的后期，直谏精神是有所减弱的，他也担心过于得罪仁宗皇帝，过于得罪同朝的臣僚们，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上。据颜中其先生在《包公传》一书中转引陈无己的《后山谈丛》记载：在包拯升任枢密副使后，参知政事空缺，仁宗问谁可任此职。御史韩缜非常直率地说：“包拯可以。”仁宗笑着说：“包拯，非昔之包拯矣。”这说明在仁宗的心目中，包拯已经发生了变化，同过去有所不同。也可能多年官场生涯，使得包拯保全自身成分逐渐增长，这也可以讲是谏官包拯的退化。

　　事实上，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朕即天下，皇帝个人的喜怒哀乐从终极上大于制度，任何个人的进谏都难以始终如一，如果把握不好节奏和火候，常常是难以保全其身。可以说，好的制度最终也难以突破皇权的制约。这不只是包拯退化，而是整个谏官队伍的异化，包拯不能把诤谏弹劾精神坚持到底，核心在于体制上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