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黃宗羲定律』(1)

  來源: 哲學網

什麼叫『黃宗羲定律』？簡單地說，就是某些傳統王朝的賦稅改革，將前面濫征的各種攤派與附加，與正稅合在一起一併徵收。然而改革之後，漸漸政府忘記了這一併徵收的賦稅，本身已經包含了攤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攤派。結果是改一次，賦稅增加一回。最典型的莫過於明代的一條鞭法，改革後公私稱便，朝廷的歲入也大為增加，但是後來朝廷又增加各種新的攤派和附加，最後是民不聊生，引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朝廷葬送了自家的卿卿性命。這種現象，是明末大儒黃宗羲首先提到的，所以得了此名。  
      
    嚴格來講，這算不上什麼定律。只是一種歷史上出現過，但並不算太常見的現象。近世學者也注意過這個問題，錢穆先生曾經提及於此。但它名聲大噪，卻還要歸功於秦暉先生將之命名為『定律』，而此定律又得到了溫家寶總理的注意，以至於一時間，大報小報，嚷個沒完，連我當年學農機的同學，都來問我是不是又出了一個叫黃宗羲的數學家，搞出了一個什麼定律。  
      
    說實話，這種現象或者說『定律』之所以能出現，關鍵在於政府開支的增加。中國古代是農業國度，國家的收入主要依賴取自農民的賦稅，來自工商業的稅收（除了鹽稅之外），主要用來支付皇家私人度用的開支。由於缺乏近代的金融系統，因此無論工商業發達與否，國家對其的監管都沒有可靠的手段，用黃仁宇的話來說，就是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因此，也就難以依賴這種其實並不小的財源。  
      
    但是這樣一來，就出現了問題，由於來自農業的收入相對來說比較穩定（除了出現全國性的災荒），但增長速度卻慢，而且即使增長，由於政府稅收是依靠幾乎很難有多少變化的黃冊和魚鱗冊來徵收的，也很難反映到稅收上。因此，那個時代的政府，基本上是量入為出，每個部門都有固定的款項，也有固定的開支，凡屬重大的事務，也都有固定的撥款，比如漕運、河道修繕等等。國家的機動開支很少，一般只準備兩項，一是備荒，二是應付戰事。比較起來，應付饑荒的儲備還算充足，但對付戰爭的準備就顯得相當有限，一旦戰事拖得久一點，儲備就會告罄，非得挪用它款方可。這種政府財政體制，最害怕的是兩種情況，一是突然事件以及額外的開支，二是曠日持久的戰事，兩者往往會引起一系列的拆東補西，一系列的財政緊張，一系列的拖欠，多少年都回覆不了正常。如果連拆東補西都應付不了，那麼只好增加稅收，一般是在正稅之外再加攤派。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古代號稱君主專制，但皇帝大修宮苑的時候總是會遭來大批的諫章，戶部，不，整個官僚體系都緊張得了不得，皇帝意志要想貫徹下去，總是大費周章。當然緊張歸緊張，這種開支有時還是非添不可，結果最後還是在攤派上打主意了賬。  
      
    其實，引起攤派增加的因素還有一個，而且相當重要，這就是政府機構的膨脹和自身的腐敗。我這麼說，有人是會有異議的，因為總的來說傳統時代，特別是明清，國家機構是比較固定的，多少年機構不動，額員不增，引得那時候來中國的傳教士們羨慕得緊，回國就夸個沒完，害得歐洲啟蒙運動的時候，中華帝國居然是哲人們鼓吹效法的榜樣。直到現在，某些外國學者依然認為，中國古代用最少的行政官員，管理了一個過於龐大的帝國，有着非常高的行政效率。然而，實際上明清的政府機關並不像他們說的那樣精簡，那樣的有效率。政府機構雖然正常的額員增加起來較難，新機構的設置更是不多見，但並不意味着政府機構就不膨脹，人員就不擴張。膨脹的途徑一是添設臨時機構和人員，像晚清那樣，沒完沒了地設『局』，『委』員（這裡的『委』是動詞，不過委員一詞的確也是從這裡來的）。其途徑之二，更常見的膨脹情形則是政府屬吏的增加。  
      
    現在我們有些學者一談到眼下的政府機構臃腫問題，往往會拿傳統時代做比較，說是那時候一個縣只有兩三個政府官員，而縣以下連一個都沒有。其實，這樣說是不符合實際的，縣以下沒有政府機構無疑是實情，但縣上的政府官員絕對不可能只有兩三個。稍微了解一點中國古代制度都知道，明清地方基層政府除了正印官之外，還設有六房書吏和三班衙役。這與中央政府對應的吏、戶、禮、兵、刑、工六房，每房都設置若干司吏、更多的典吏和書手。事務比較繁忙的戶、刑兩房甚至還加設科，每科設置一個專門的司吏和一群輔助人員。六房書吏之外還三班衙役，其中有站班跟班的皂隸，有負責追捕人犯的捕快，還有獄卒、門子、庫兵等等一干雜役。書吏和衙役加起來，每個州縣至少得有近百人。這些都是名副其實吃政府飯的人，實際上都等於我們今天所謂的『國家幹部』，雖然在法律上，衙役屬於三代不能科考的下等人，但在實際的政務操作中，農民見了他們依然怕得要死，都得尊稱他們為『捕翁』和『班翁』。所以，不能說不拿俸祿就不是政府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