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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國學文化 眾所周知，儀真段運河並非漕道上的最危險之處，運河上的險情無處不在。據1831年張井奏，灣頭閘、壁虎橋等處，船隻損傷為司空見慣之事。[26]淮安北部運河人黃河處的漕道一直被船員們視為運河最險惡之處。[27]距黃淮交會處不過200丈的天妃閘，當漕船經過時，每艘船隻需七八百、甚至千人挽拽，每天從此經過的船隻不過二三十艘。遇水發之時，『飛瀑怒濤，驚魂奪魄，下水放閘之船，疾如飛鳥，若墜深淵，浮沉難定，一人迥溜，人船兩傷。』天妃閘的閘夫，是一批熟知水性的陳年地棍，開閘閉閘，一舉手之間就能決定人船的生死存亡。因此，商船從此經過，每艘按例勒索若干銀兩，官方的漕船預先也要按石交銀，一般每石索銀8厘至1分。『稍不遂意，絞關左右，繩纜鬆緊，閘棍略顯神通，磕撞立時粉碎。』[28]明隆慶四年(1570)，此段即損失船隻800艘，溺人千餘，失米達226000石。[29]
1697年初，都水監丞陳v甫對康熙帝說：『異時淮中，歲失[漕船]百七十艘。』[30]以每船運米400石、每船10人計，僅在漕船渡淮河(即黃河)時，每年損失漕米6．8萬石、淹溺運丁1700人。此說估計有些誇張，但河運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
隆慶年間(1567―1572)，大學士邱浚駁斥了海運比河運危險這一謬說，他指出：1283―1329年，元代海運46年所損失的漕糧尚不及明朝河運每年損失的數量。況海運沒有剝淺之費，無需十天半月地排隊等候，而其支兌加耗，每石更遠少於河運。[31]
僅1824年11月，由於黃水異漲，滯留在黃河北岸的漕船達2000艘，不但影響了來年的漕運，而且在被滯留的水手中間，孕育着巨大的不安和騷動，以至於道光帝深以為憂。[32]冰凍也加劇了運丁的艱辛。如天津、臨清迤南一帶，『從無不凍之河』，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河面皆被冰封。『若一遇凍阻，沿河敲冰，費盡官民之力。』[33]
再從經濟成本來看，漕運的代價也是驚人的。清人指出：『夫南漕自催科、徵調、督運、驗收，經時五、六月，行路數千里，竭萬姓無數之脂膏，聚胥吏無數之蟊賊，耗國家無數之開銷，險阻艱難，僅而得達京倉，每石之值約需四十兩，或二十兩，或十八兩不等，而及歸宿，乃為每石易銀一兩之用，此實絕大漏卮，徒以冗官蠹吏所中飽。』[34]另外，由於河運費時往往達半年以上，新米運到北京一概成了老米，許多人根本不願食用，以至獲得漕米配給的王公貴族、各級官員、八旗子弟等大量以低價出售漕米。千辛萬苦運到北京的漕米，其價格僅與北方小米的價格相當。[35]
顯然，河運遠較海運浪費財力、民力。總的說來，『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者省十七八。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36]以每年運送漕糧400萬石計，河運的直接運費即達800萬石米，而海運的全部支出僅有160萬石米。[37]以每石米值銀2．2兩計，百姓每年要為河運多花費1400多萬兩白銀。加上維持運道，在清代經常需要數百萬至千萬兩白銀。而清代中期，中央政府每年直省所人僅為4千萬兩左右。[38]
這些費用被長期轉嫁到百姓身上，造成了國窮民困的嚴重惡果。崇禎初年，桃源縣(今泗陽縣)生員韓應春、王用中等人赴北京上訪。在他們上書前的40多年裡，該縣有14名縣官因未能完成搜刮任務被累斥降。未能完成搜刮指標的吏胥里役，『血比淋漓，披枷帶鎖，斃於杖、斃於獄、投河自盡、削髮披緇，百千萬計』。[39]吏胥被責如此慘重，一般百姓被吏胥所責之慘顯然無以復加了。由於不堪忍受敲逼，百姓被迫大量逃亡。
桃源的事例絕非個案。即使在清盛世之時，海州原額人丁46398人，逃亡41460丁，逃亡人丁幾占總數的90％。該州沭陽縣：『里甲科索。……有一里止存一二甲者，而全里之額派如故；有一甲存一二丁者，而全甲之額派如故。』[40]宿遷縣在1512年人口即達154363人，1650年僅存8160丁。[41]安徽靈璧縣三村集、陵子集、孟山集、潼郡集等，『元明間號稱繁華，今[乾隆年間]所存者，頹垣破屋，居民逃亡殆盡，即生聚亦復難言也。』[42]泗州戶口舊額34211丁，逃亡達12067丁。[43]虹縣原有22860丁，經1648與1668年編審，故絕逃亡19521丁，僅存3339丁。[44]
綜上所述，即使從經濟成本和人道方面來考慮，河運既不屬於節省、也不屬於安全的運輸方式，而是遠較海運浪費和危險。明清兩代長期專行河運，給中央財政造成了極大的負擔，這些負擔轉嫁到百姓身上後，形成國窮民困的局面，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政略的重大失誤。（作者：馬俊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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