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光明网理论 (三)君主要积仁德。《左传》就有这方面要求：“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亡。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贞观十一年，魏徵向太宗上书：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必须使树木的根扎得牢固；要想让河水流得远，必须疏通它的源头；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多积累道德仁义阳。
(四)君主要行仁政。《韩非子・十过》对君主行政提出十个方面警告。苟悦《孝昭纪》中把君主分为五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张居正向万历帝进疏道：“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谏遂非，侈用虐民，亲小人，远贤臣，盘乐怠傲即乱。”
(五)君主要善于用人。中国古代多人治少法冶，所以，选人用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苟子云：“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管子提出：“君之所慎者四：一日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日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日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日不好本事，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苟子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韩非子认为，人臣有“五奸”，刘向指出，人臣有“六邪”等等，都对君主善于识人鉴人充满了期待。
四、忧政
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提出“忧政”观点：“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政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其忧患意识底蕴在张扬一种为政之道。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指出：“先帝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如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他们的“忧政”挑明，为政既要正心修身，秉忧勤之心，还须晓治国之道、为政之要。
忧政的同时，传统仕人对于治道之各种关系是有辩证认识的。韩愈指出：“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而康有为则在《上清帝第七书》中明确地第一次从制度上论证败弱之理：“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弊政尊隔之故。”谭嗣同的忧政意识与康有为所见略同，也是从制度的角度展开，他认为：“事之所以不治，有为之隔者也。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又无不自相为隔。西人谓中国二十三行省各不相通，无异二十三国。不知一国之中，又复分为无数国。譬如一幅美锦，既条条裂之，复寸寸磔之。其存焉者与有几!”
五、忧天下
忧天下与忧君相比，进一步扩展了“天下为公”的政治道德意蕴。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达了这种“天下为公”的情怀。近代以来，这种忧患意识则又渗透着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意识，仕人的眼光已扩大到世界范围，其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忧君意识所不能企及的。顾炎武就对“亡国”和“亡天下”有过分辨：“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北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更有甚者，中国近代史的先驱人物魏源认为“历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也”，将暴君列为亡天下之患的首位，无疑，其中充满了对新的政治体制的期待。正因为有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才使得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绵延不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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