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光明網理論 (三)君主要積仁德。【左傳】就有這方面要求：『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子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亡。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貞觀十一年，魏徵向太宗上書：要想讓樹木長得高，必須使樹木的根扎得牢固；要想讓河水流得遠，必須疏通它的源頭；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就必須多積累道德仁義陽。
(四)君主要行仁政。【韓非子・十過】對君主行政提出十個方面警告。苟悅【孝昭紀】中把君主分爲五類：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張居正向萬曆帝進疏道：『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盤樂怠傲即亂。』
(五)君主要善於用人。中國古代多人治少法冶，所以，選人用人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苟子云：『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臣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管子提出：『君之所慎者四：一日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日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日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日不好本事，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苟子認爲：『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韓非子認爲，人臣有『五奸』，劉向指出，人臣有『六邪』等等，都對君主善於識人鑒人充滿了期待。
四、憂政
歐陽修在【准詔言事上書】提出『憂政』觀點：『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政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其憂患意識底蘊在張揚一種爲政之道。張居正在【陳六事疏】中指出：『先帝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如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他們的『憂政』挑明，爲政既要正心修身，秉憂勤之心，還須曉治國之道、爲政之要。
憂政的同時，傳統仕人對於治道之各種關係是有辯證認識的。韓愈指出：『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而康有爲則在【上清帝第七書】中明確地第一次從制度上論證敗弱之理：『嘗考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積，皆由體制弊政尊隔之故。』譚嗣同的憂政意識與康有爲所見略同，也是從制度的角度展開，他認爲：『事之所以不治，有爲之隔者也。君與臣隔，大臣與小臣隔，官與紳隔，士與民隔，而官與官、紳與紳、士與士、民與民又無不自相爲隔。西人謂中國二十三行省各不相通，無異二十三國。不知一國之中，又復分爲無數國。譬如一幅美錦，既條條裂之，復寸寸磔之。其存焉者與有幾!』
五、憂天下
憂天下與憂君相比，進一步擴展了『天下爲公』的政治道德意蘊。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表達了這種『天下爲公』的情懷。近代以來，這種憂患意識則又滲透著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強烈責任意識，仕人的眼光已擴大到世界範圍，其深度和廣度上都是憂君意識所不能企及的。顧炎武就對『亡國』和『亡天下』有過分辨：『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北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更有甚者，中國近代史的先驅人物魏源認爲『歷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強藩、女主、外戚、宦寺、權奸、鄙夫也』，將暴君列爲亡天下之患的首位，無疑，其中充滿了對新的政治體制的期待。正因爲有了這種憂國憂民的強烈社會責任感，才使得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綿延不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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