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禍』觀念應產生於西周末

  來源: 光明日報 耿 超

女禍』一詞，始載於【新唐書・睿宗玄宗本紀】：『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雖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可見，『女禍』主要是指女子因受寵信或干政致使政治動亂、國家衰亡。『女禍』一詞雖始見於中古，但其觀念的源流卻可追溯到先秦時期。
【尚書・牧誓】記載周武王伐商，在牧野誓師時言及商紂王罪狀，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人言是用，……』學者多據此認為『女禍』思想產生於西周初期，但【牧誓】成書年代為戰國時期，其對周初史實的記載難免存在時代的局限，因而在武王滅商時周人是否已有限制婦人干政的思想，還有待商榷。西周時期，由於『家國同構』的政治組織形式與夫婦二位一體性別觀念的發展，周人非常重視嫡妻在政治中的作用，『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詩經・大雅・思齊】），可見嫡妻在邦家中的政治地位，甚至高於兄弟。由金文資料來看，諸位王后在政治領域均具有合法的權威，如康王之後王姜安撫諸侯、宴享史官、參與南征的準備工作，協助周王處理政事，在周王朝權力系統中擁有較高的地位，其政治影響涉及康、昭二世；穆王后王俎姜因軍功賞賜作戰諸侯；恭王后支配內史賞賜臣屬財物等，涉政的諸後均以周王輔助者的姿態出現，作為周王的得力助手，承擔着重要的政治功能。由此可見，西周早中期，似並未產生『女禍』觀念。
那麼『女禍論』究竟肇始於何時？竊以為，『女禍』觀念應產生於西周末期。此時王室衰微，犬戎入侵，周人把西周滅亡歸因於幽王黜申後而寵褒姒，對後世有深遠影響的『女禍論』始現。【詩經・小雅・正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朱熹【詩集傳】曰：『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這首樂歌把西周滅亡歸因於幽王黜申後而寵褒姒。從西周末期始至春秋時期，『女禍論』、『禁止婦人干政』的言論越來越多，【詩經・大雅・瞻n】：『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朱熹【詩集傳】曰：『言男子正乎位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甚而有之，把夏、商、西周的亡國原因皆歸於婦人，【國語・晉語】載晉人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z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申人、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這是說，夏、商、西周三代的滅亡都是因國王寵信婦人、婦人干政所致。
春秋時期，『女禍論』、『禁止婦人干政』的觀念不斷發展，甚至成為諸侯盟會的信條，【穀梁傳】僖公九年雲，『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此時期，『女禍論』的不斷發展有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原因。首先，春秋前期，夫婦二位一體的性別觀念與『家國同構』的政治組織形式仍是貴族婦女參政的法理來源，但她們對政治的參與有時不可避免會打破權力的平衡，使一個家族或政治實體內部，形成兩個權力中心。其次，由於嫡庶制與宗法制衰落，貴族家族中婦女與其子往往組成利益集團，爭奪繼承權，由此不可避免地禍起蕭牆，如驪姬亂晉、穆姜禍魯。再次，由於政治外交婚姻中，貴族婦女特殊的身份，對母國利益的維護往往會損害夫國的利益，造成父權與夫權的矛盾與衝突。因此『女禍』觀念的影響逐漸加大，並越來越為時人所接受。
戰國時期，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轉變，君主集權制度建立，新興的官僚體制結束了君主任命家族成員管理政治的情況，貴族婦女作為統治者之妻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合法身份不復存在，她們在新興的官僚體系中亦並未取得一席之地。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女禍論』、『禁止婦人干政』的思想被進一步強化。【管子・君臣上】曰：『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管子認為婦人干政，與權臣勾結不可避免地會危害君主的地位，因而應『婦言不及宮中之事』。【韓非子・亡征】亦指出女子干預政事直接導致國家的滅亡，『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由此，君主對待后妃的態度應該『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韓非子・八奸】），即把后妃作為性慾工具，而不接受她們對政事的干預。這些思想對抑制婦女的政治權力、削弱婦女的政治地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秦漢以降，雖然貴族婦女參政的現象仍不斷出現，有時女性貴族甚至擁有較大的政治權力，如漢初呂后臨朝攝政、唐代則天獨尊女皇，但在男性君主專制體制與『女禍論』的支配下，她們在政治領域中不再具有合法權威，呂后雖權傾一時，『置鴆齊悼、殘彘戚姬』（【史記・呂太后本紀】），積極扶植呂氏勢力，但在她死後諸呂很快被平定；武則天雖稱制改元，敢於挑戰男性皇權，但晚年亦經不住朝臣壓力，不得不改變立其侄武承嗣為皇位繼承人的初衷，而復立其子盧陵王李顯為皇太子。可見她們的參政大多屬於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現象，是君主專制制度下君權的無限性與君主實際能力有限性矛盾的產物，當歷史條件發生改變，男性貴族具備從政能力後，女性貴族就不得不交出自己的權力，退出短暫的歷史舞台。
綜而述之，西周初期可能尚未有『女禍』的思想觀念，『牝雞之晨』應為戰國時人的看法，『女禍論』概產生於西周末期，歷春秋、戰國時期得到強化，秦漢以降，涉政的女性貴族雖不斷活躍於歷史舞台，但她們在政治領域中已不再具有合法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