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我國文獻記載的地震海嘯？

  來源: 光明日報

不平靜的海洋  
　　海嘯是世界上最猛烈的海洋自然災害之一。除北冰洋外，地球上的其他三大水域即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都多次發生過海嘯，也都有重大災難性海嘯的記錄。
　　太平洋有著世界上最大的地震帶即環太平洋地震帶，全球80%的地震發生於此，故而太平洋島弧―海溝地帶發生海嘯次數亦最多，占到全球有史可考的海嘯記錄的85%。而日本近海發生的海嘯又占太平洋海域的一半以上，是世界上海嘯最多的地區，且近500年來太平洋7次特大海嘯中的4次都出現在日本。另外，太平洋還保持了多項海嘯紀錄。例如，1964年3月28日發生在阿拉斯加瓦耳迪茲港的海嘯，波幅高達51.8米，爲史上之最；而1960年5月23日智利中南部沿海9.5級地震引發的海嘯，穿越整個太平洋，甚至在日本都造成數百人死亡，是迄今最大規模的越洋海嘯。據統計，近1300多年來，太平洋區域約有14萬―20萬人因海嘯喪生，其中死亡千人以上的海嘯16次。
　　大西洋和印度洋水域的海嘯次數雖遠遠少於太平洋，但重大海嘯造成的災難後果同樣驚人。在大西洋，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西南約200公里海底發生8.9級地震，其引發的海嘯僅在里斯本就至少導致6萬人死亡，是歐洲迄今遭遇的最大一次海嘯。在印度洋，最大海嘯爲2004年12月26日發生在蘇門答臘島外沿的9級地震所造成，東南亞、南亞許多濱海地區都受到強烈破壞，確認死亡總人口超過29萬，是造成空前人口損失的一次海嘯。  
　　由於海嘯能夠造成嚴重災難，又因地震的難以預測而具有較大的突發性，所以從各種歷史記載中搜集海嘯資料，成爲不少國家進行海嘯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這方面，日本和前蘇聯等國家開始較早，取得成果亦較爲顯著。我國開展這項工作的時間雖然較晚，可是由於有著世界上連續性最好、最爲悠久的文字記錄，故而挖掘出了相對數量較爲可觀的資料，可以爲海嘯乃至歷史海洋學研究提供不小的幫助。
　　從歷史文獻看中國歷史上的海嘯
　　我國自古便是一個多地震的國家，東部沿海的漫長海岸線又瀕臨數千公里的西北太平洋地震帶，而且我國海域的海底發生較強地震的次數也不少，因此爲前人留下地震與海潮相關聯的記載提供了條件。現代學者判定中國歷史上的海嘯現象，主要就是根據對這類記載的搜集。較早注意進行這項研究的學者是李善邦，他在【中國地震】一書中，即專門整理了一份『中國歷史海嘯記載一覽』表，共有10條記載。其後，宋正海等所著【中國古代自然災異相關性年表總匯】一書中，也專門設立了『地震―海嘯』年表，收錄相關歷史文獻記載共18條。另外，謝毓壽、蔡美彪主編的【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彙編】以及陸人驥所編【中國歷代災害性海潮史料】中，也收有一些地震與海嘯的關聯性記錄。而較晚出現的整理成果，即張家誠等人在【中國氣象洪澇海洋災害】一書中制定的『中國地震海嘯目錄表』，將1949年以前的記錄增至24條，加上1949年後3條，總計27條。
　　根據對歷史資料的分析，不少學者認爲，我國近海應是一個多海嘯的區域，死傷人口和財產損失數量驚人。24次歷史海嘯中，信度等級認定在3級（即『可能是海嘯』）及以上的有10次，災害等級達到1級的強破壞性海嘯只有7次。其中記載較詳的事例有：據康熙【蘇州府志】載，1670年8月19日，『地震有聲，海潮溢，濱海民多溺死』；1781年5月22日，台灣島西南遭受大型潮災，被認爲是我國遭受的最大一次破壞性海嘯；1867年12月18日，台灣基隆近海發生7級地震，同治【淡水廳志】中稱『海水暴漲，屋宇傾壞，溺數百人』，是一次災害等級達到2級的海嘯，也是我國掌握確切證據的最大海嘯；1917年1月25日，福建廈門、同安一帶『地大震，海潮退而復漲，漁船多遭沒』。至於17世紀以前的海嘯事件，因爲記載信息過少，大多沒有得到確切的等級認定。不過，【漢書】中關於公元前47年的『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的記載，一度被解釋爲發生在萊州灣的震後海嘯，而這一說法也被國內外學者廣泛引用，成爲我國留下世界最早文字記載海嘯的證據。
　　上述研究成果所反映的都屬於局地海嘯的歷史狀況，而沒有涉及我國有關越洋海嘯的歷史記載。近年來，這一方面也開始引起學界的注意。有人整理了自宋代至清代的11次海潮異常記錄，認爲這些都可能是越洋海嘯的影響所致（於運全：【海洋天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另有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遭受越洋海嘯較爲確鑿的事件有4次，分別是：1498年7月9日，日本南海地區地震，同日我國江浙一帶多處水溢，應爲日本地震波及所致；1707年10月28日，日本南海發生8.4級地震，伊豆半島等多處遭遇海嘯，同日錢塘江口有海嘯反應；1854年12月24日，日本南海發生8.4級地震，房總半島至九州太平洋沿岸海嘯，是對我國江浙沿海一帶影響最爲明顯的一次海嘯；1923年7月13日，琉球發生7.2級地震，煙臺有強海潮（王鋒等：【中國古籍中的地震海嘯記錄】，【中國地震】，2005年第3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668年7月25日，山東郯城發生8.5級地震，其影響範圍還跨越黃海，在朝鮮半島西北平安道鐵山形成較大的海嘯事件。這應是一次對外形成的越洋海嘯。
　　學界對中國歷史時期海嘯的爭鳴
　　由於古代文獻中的語言高度概括，許多記載所反映的內容都很不容易進行準確把握，難免出現解讀歷史資料的偏差，因此學界對不少海嘯史料及其支持的海嘯判定都存在著爭議。無論是關于越洋海嘯還是局地海嘯，都存在這一問題。就越洋海嘯而言，由於較早歷史時期其他國家相關資料的缺失，也就難以認定，在我國出現海潮異常的同時，其他區域是否發生海嘯，以及二者之間的關聯度究竟如何。甚至對於信息較多的局地海嘯來說，情況也十分複雜。茲舉發生較激烈爭議的事例如下：
　　對於上述公元前47年海嘯爲我國最早海嘯記錄的看法，有學者即指出，此說不確，應屬對於文獻的理解有誤所致。據考證，文中所稱『一年中，地再動』，乃是指發生於今甘肅境內的地震，無法證明其與『北海水溢流』具有因果關係，故而此條記錄被列爲海嘯資料不能成立。出於同樣理由，【後漢書】中靈帝熹平二年（173年）『夏六月，北海地震，東萊、北海海水溢』被當做海嘯資料，很可能也是錯誤理解了其中的關聯性（高中和等：【中國大陸沿海地震海嘯析疑】，【中國地震】，1992年第4期；於運全：【海洋天災】）。
　　1166年8月，溫州沿海發生特大潮災，有學者認爲這是海嘯所致，震源則在溫州以東不遠的深海。另有學者經過考證後指出，事實上，所有記載此次潮災的十餘種歷史文獻無一提及伴有地震，因此把這次潮災判定爲海嘯的證據並不充分，而從資料反映的現象看，更可能是颱風引發的風暴潮（於運全：【海洋天災】）。
　　1604年12月29日，泉州以東海域發生8級地震，因萬曆【泉州府志】載『初九夜大震，……城內外廬舍圮，山石海水皆動，覆舟甚多，清源山等地裂多處』，故以往多有學者斷定其爲海嘯。近年來，有學者通過對相關史料的綜合比較與分析，認爲此條資料系孤證，進而利用台灣海峽地震海嘯波記錄，估算出此次海嘯源在泉州灣僅僅引起了微小的海嘯增減水效應，根本沒有形成破壞性海嘯的條件（黃昭等：【1604年泉州海外大地震及其海嘯影響分析】，【地震】，2006年第4期）。
　　前述被稱爲我國最大海嘯的1781年5月22日台灣海嘯，也存在著不同看法。有學者指出，台灣最早開發的區域就是南部地區，且此事發生在乾隆年間，如此重大災害，官方文獻必有記載，而現在能找到的資料很少，而且不過淹斃一人而已。不過，日本學者羽鳥德太郎把這次災害描述爲海嘯，認爲導致村莊被淹和大批人口喪生。前蘇聯學者索羅維約夫等人更號稱根據從荷蘭和英國搜集的材料，判定這是一次海嘯，且毀壞了3鎮和20餘村莊，造成4萬多人死亡。然而，迄今尚無其他人宣稱見過這些學者使用的證明資料。
　　曾經有一種較爲極端的看法，認爲我國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海嘯記錄都不可信，而我國大陸沿海也從來沒有發生過災難性海嘯。這種看法的主要依據是，我國近海大都是200米以內的淺水大陸架，海底摩擦造成海嘯波的能量衰減十分顯著，同時，又因外海一系列島弧的存在，越洋海嘯的影響也很小。
　　實際上，這種看法具有較大的偏頗性。首先，目前世界範圍內尚不能準確預報海嘯，連日本都有疏於防範的地區發生海嘯的例子。其次，歷史資料的可信度目前還存在著爭議，並不能輕易斷言其記載內容一定不足以反映海嘯。再次，近100多年來，海平面持續上升，我國沿海地質環境也會發生一定變化，並不能保證不會形成導致海嘯源的條件。所以，現在斷言我國大陸沿海過去不曾或未來也不會發生災難性海嘯，顯然爲時過早。況且，位於我國外海地區的台灣附近以及南海東部邊緣，其地質構造環境是一個可能引發海嘯的潛在區域，並且已經發生了確切的海嘯記錄。更重要的是，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沿海地區的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已成爲最發達也最具重要性的經濟帶，集中了我國很大一部分的國民經濟財富、大城市和人口，這樣一來，即使在歷史上等級較低、爲害程度較輕的海嘯，放在現代條件下，就有可能成爲較大的災害。就此而言，大力發展我國海洋事業，一方面要加強國際合作，學習先進國家經驗，大力建設海嘯預警機制；另一方面，進一步開展海嘯問題的歷史研究，仍是一項十分必要的工作，因爲其中關於海洋變化狀況的許多信息，完全可以爲沿海和近海經濟社會建設提供經驗性依據。
　　另外，在我國開展海嘯歷史研究，也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歷史海洋學意識，不能盲目地對國際學術潮流亦步亦趨。前已述及，現代海嘯研究中大多擯棄了風暴潮。按照這種學術分工，我國能夠確認的歷史海嘯越來越少，能夠得到的有效信息也越來越少，最終難免走入死胡同。其實，在我國通過開展海嘯與風暴潮的綜合研究更有意義。我國關於海潮現象有著長達2000多年的歷史系列，連續性較好，文獻數量大，內容十分豐富，而現代海嘯研究者往往單純按照現代科學體系按圖索驥，從而可能丟失了許多極具價值的信息。例如，明清時期也已積累了大量海洋占候知識，對各類海潮前兆都有相當確切的記載，正是由於古人沒有區分海嘯和風暴潮，所以發掘和探究這些前兆，未必不能對當代海嘯研究和預報有所助益。又如，古人所習慣的綜合記錄，固有籠統之弊，然而也有可能隱含著海嘯與風暴潮之間在一定條件下的叢生關係。因此，從綜合研究角度來審視中國的海潮歷史記錄，完全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最後應該指出，對於海嘯，決不能僅僅關注其本身，而忽視與海嘯相關聯的災害鏈機制及其後果。這一災害鏈可以簡單表示爲：海底地震等因素引發的地質變動→海嘯→對生命財產和資源的破壞→社會心理恐慌→社會騷亂。一般說來，這條災害鏈越往後延伸，其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越大，甚至擴展到某次海嘯直接打擊外的更大範圍。此次日本海嘯，就造成了核設施的損壞和極大恐慌。因此，充分認識海嘯災害鏈的形成機制，及時有效地阻止其蔓延態勢，同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抗災步驟。
　　朱 滸（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