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猶憶鮑敬言

  來源: 【新世紀】作者：刀爾登

坑儒易，埋葬思想難。壓迫本身便是一種記錄，證明曾有異端，令人惱火。現在的中年人，都有印象的，是小時候，從各種批判文集中，覘知還有那麼多奇怪的人，想些奇怪的事。學術機構里的人，有圖書館可用，而對普通讀者來說，孔孟的觀點，要等到『評法批儒』，才有機會了解。設想『文革』果然進行到底，孔孟的書銷毀無遺，後人還可通過批判文章，了解他們的想法。正如孟子力拒許行，許行的觀點，竟賴【孟子】以傳。
我們知道鮑敬言這個人和他的觀點，也是通過對手，晉朝的葛洪，寫的一篇【詰鮑】。葛洪，有人把他歸入道家，其實應屬儒之好神仙術者，身在江海，心系組織，碰上有礙名教的事，比名教中人還要痛心疾首。比如鮑敬言在那裡大放厥詞，『不閒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的責任人無反應，以天下為己任的葛洪，只好越俎代庖，痛心而長慨了。
鮑敬言代表的，是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那時還沒有現代的政治國家的概念，所以他的主張，是用無君論的面貌出現的。儒家說君主是天意所命，鮑敬言說，那不過是想做君主的人瞎編的話。他的出發點，也不新鮮，和幾位先秦諸子一樣，不過是認為人的原始狀態，才是最好的，大家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如擊壤老人所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春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為使這種狀態成立，他必須設想連自然界也對人類十分友好，『疾厲不流，民獲考終』，連餓虎也不傷人。
這個論辯的基礎，是很可疑的。葛洪的反駁也有力。葛洪說古人一旦走出草昧，必有所爭：『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爭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鬥重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尺布野，流血繹絡，久而無君，噍類盡矣。』
這很像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而且葛洪和霍布斯一樣，都不認為人類有可能通過合作的自治逃離混亂。葛洪沒有推演，便直接跳到君權上，缺少邏輯力量。這是中國古典思想家的特點。
但葛洪對老莊學派回到原始的反駁，確是不易之論。他認為，古時的人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陸無車馬，特別是，得一點病，就不治而死，怎麼能是幸福呢？今天讓你住回到洞穴，死則拋屍野地，出行則徒步負載，遇水就游過去，有病不治，你願意嗎？如今一邊用着電燈電腦，一邊發表反文明高論的人，真可讀讀葛洪的意見。
但要反駁鮑敬言對政府的批判，葛洪的鋒芒就失掉了。鮑敬言的態度之嚴厲，吸引了我們的注意。他說，君臣既立，各種花樣必然滋生，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就算是號稱清省，那些政治神話中的茅茨土階，濯裘布被之類，亦不過『盜跖分財，取少為讓』。各種檢查核准，與其說是禁止壞事，不如說是官吏借之來做壞事，軍力本是靖難的，卻成了發難的工具。
他還說，桀紂這些人，若只是尋常匹夫，性格再兇惡，也做不成那些壞事。細民便有所爭，不過小小，而國家之間的戰爭，卻是最大的災禍：『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野，推無仇之民，攻無罪之國，殭屍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櫓丹野……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
葛洪的辯解，不過是說有賢君，有暴君，不該把暴君做的事，怪罪到制度上面。這一辯解之所以無力，在於迴避了國家政治的本性；而鮑敬言雖然沒有去分析權力的性質，但他的斷言裡，已埋有對一切政府形式的懷疑。秩序是需要的，但秩序是否只能通過國家―政府來實現，或永遠通過這一形式來實現，在這個問題上，兩位思想家沒有繼續思考，繼續論辯，是可惜的。
好的思想者還需要一個好對手。儒家形勢上強盛，理論上卻幼稚，把批判者也拖入低水平思考。加上缺少必要的思想工具，雖在現實中受着更大的刺激，這些思想者中間，也沒有產生馬基雅維里、霍布斯、洛克，這是可惜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