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光明網 修【金史・西夏傳】時，提及了一部重要的西夏史書【西夏世次】。【金史・夏國傳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托跋氏。』【西夏世次】(又叫【西夏國譜】)是一部西夏人編修的西夏史籍，內容二十卷，以敘夏國帝王世次為主，很可能是一部漢文著作。【西夏書】卷3【羅世昌傳】載：『羅世昌者，金承安二年、夏天慶四年(1197)八月官宣德郎，同武節大夫折移俊入賀天壽節。泰和八年，夏應天嘉定三年(1208)三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同樞密使李元吉如金奏告。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1225)九月，金與夏國合議，定夏主稱弟，各用本國年號。時世昌進官南院宣徽使，同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中書省左司郎中李紹膺聘於金。世昌嘗述其國之譜敘世次，蓋亦當時文臣也。』【西夏書事】卷42『宋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冬十月』條載：『南院宣徽使羅世昌罷。世昌自奉使回，見金勢日蹙，每言金援不足恃，勸德旺為自強計。及納赤臘喝翔昆，力諫不從，遂乞休，三請方許之。世昌，世屬銀州鄉裏，已破，流寓龍州，知國且亡，譜【夏國世次】二十卷藏之。』【西夏世次】由於是夏人所編，其史料的可靠性要遠勝他史，惜其不傳於今。
元人修宋、遼、金三史夏國傳，除參考當時官府所藏的漢文西夏史籍外，在袁桷的建議下，還發動所有編史人員訪求散落民間的西夏史籍。袁桷，字伯長，薦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是宋、遼、金三史的重要編修人員之一。在其【清容居士集】卷41【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中，袁桷開列了一個書單，書單中羅列了他訪求到的九部書的書名，明確記載西夏事的書有兩部，即【趙元昊西夏事實】和【西夏事宜】。這兩部西夏書歷代公私目錄均未見著錄，作為修史書的重要參考文獻，兩書的內容或許已散入到三史夏國傳中了。
三史夏國傳，算是元朝史官對西夏國史的總結，但這個總結留下了遺憾實在太多了。
三、元朝史家的西夏史觀
1227年，即宋寶慶三年、夏乾定四年，內憂外患集於一身的西夏國終於壽終正寢。西夏國史，若從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據政權算起，其立國時間為347年左右(約881―1227)，歷時近三個半世紀；若從李元昊正式稱帝算起，至末主目見被蒙古所滅，首尾有190年左右(1038―1227)歷世近兩個世紀。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封建政權，一個與宋、遼、金三朝並存的封建政權，一個立國時間比遼、金更久的政權，在元朝修史中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了。史家在述及此現象時作了種種推測，有人認為是蒙元統治者『滅其國而並滅其中』④，有人認為『西夏建國二百餘年，文獻無征，公私撰述，十不存一。良以元昊自製蕃書，擯漢文不用，簡冊流傳，翻譯不易，故典章制度，概從洇沒』。⑤有人認為，這是脫脫持『正統偏安之見，特以遼金與蒙古同類，故不欲列於宋史載記，以為增高己族之步。至於西夏，則視為無足輕重，與當時之高麗同類並觀』。⑥然而此幾種推測，均不能成為元朝不修西夏專史的確論。從前述史實來看，元人滅夏是實，滅其史則缺乏文獻佐證。相反，元人收集西夏史書則是有據可查，如斡札簀獻城，如耶律楚材收集圖籍，如李仲諤等獻圖籍。況入仕元朝的西夏遺臣中有位叫多爾濟的，他是西夏國史家，手中不可能不掌有西夏史書。說『西夏用蕃書而不用漢文則典章制度概從洇沒者』亦論說乏力。西夏國自製的蕃書西夏文是西夏建國初期，仿漢字字形而創製出來的文字，它在西夏國境內與漢字並存，西夏滅亡後，在西夏人流散的地區仍有使用，大約在元、明之際，至遲在明宣德以後，就再沒有人使用了。但在有元一代並非無人認讀，元朝收集了諸多的西夏圖籍，不僅西夏人可以解讀，就是當時許多元朝人如石天麟、察罕等，也是很精通其書其文。面對西夏圖籍，從文獻解讀的角度看，根本不存在任何翻譯理解上的困難。說脫脫持正統偏安之史觀也難以讓人信服。眾所周知，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有兩個三國鼎立時期，即北宋、遼、夏三國鼎立，南宋、金、夏三國鼎立，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是由宋、遼、金、夏四國共同創造的。研究比較遼、金、西夏史，可以看出其驚人的相似性，遼、金、西夏同是草原部落少數民族之一，三朝都實行全民皆兵制，軍隊都擅長騎戰；國家職官制度的建立均仿唐宋之制；儒學大量傳入境內，並經過與蕃學的曲折反覆的鬥爭，儒家思想最終都被接納為統治思想；國內興建學校，以儒學經典為研習的主要內容；選官制度上，實行開科取士的辦法來選拔官吏。這一系列的現象表明，遼、金、西夏各朝人民，雖然民族不同，服飾各異，語言不同，但都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共同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向前前進。就西夏而言，在對外關係上，雖然與宋、遼、金、元打打和和，和和打打，但它卻從無要入主中原、一統天下的野心，相反，在其國勢衰微之時，還興儒學，尊孔子，棄自己的蕃禮而不用，慕中華之禮儀以圖新。而遼、金、元不但建立了本族的政權，還有吞併天下之野心，故有遼勝宋、金勝遼，最後則是元滅金。人修史的角度看，遼、金、夏皆是已亡之國，特別是夏、金，更直接由元消滅。修史者能修金史、遼史，卻不修夏史，用正統偏安之說難以自圓其說。若論偏安，遼是偏安，金亦是偏安，都未曾統一全中國，為何獨厚遼、金而薄西夏呢?看來對於元人不修西夏專史的問題，傳統的看法似乎都不具有絕對的說服力。那麼真實原因到底是什麼呢?在此我們拋磚引玉，略陳管見，以求教於大方之家。
一般來說，封建王朝在編修史書時都有這樣一個不便言明的目的在內，即採用不同體例，運用一切手法，把有利於統治者統治的事情，把有利於統治階級尊嚴的事情記載下來，以便為新的官僚階層借鑑。在這樣一種目的的驅動下，中國封建史官對於歷史遺產和記事寫史，往往很注意其借鑑和垂訓的作用，以史為鑑成了一個重要的史學傳統。元順帝編修宋、遼、金三史也秉承這樣的原則，【遼史・修三史詔】中，元順帝明確宣佈：『這三國為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鑒後世，做一代盛典。』為確保三史的修纂按統治階級的意志進行，順帝任命了總裁官作其代言人，給總裁官以修纂大權，【遼史・修三史詔】中明言：『纂修期間，予奪議論，不無公私偏正，必須交總裁官質定是非，裁決可否。』
一旦政治開始關注史學，史家修史就不能不為政治所左右了。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史家往往以考論政治得失、勸善懲惡為己任，這就決定了他們修的史書中記錄的主要內容是社會現實中實實在在的政治和人事。但是，由於政治的介入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史家的創造精神。由於不能得到國家政權的支持和認可，這些史家的修史計劃往往擱淺。有些史家雖歷經千辛萬苦修成史書，最終也只能將它藏之名山、束之高閣。隨着中國歷史的演進，政治影響史家修史的力量越來越大。作為元朝的史家，面對西夏這樣一個曾與宋、遼、金三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權，如何在史書中給它定位，他們着實大動了一番腦筋。
元人修西夏史時，手頭有大量的原始資料可供選擇。除了西夏人獻上的典籍之外，尚有許多奏表、實錄、函誥、律令等一併沒入元朝官府。面對紛繁的史料，究竟如何取捨，是秉筆直書，還是曲筆回護?元朝史家在修西夏史時可謂奇招屢出。
首先在體例上，西夏被視為是偏安一隅的封建割據勢力，在史書中的位置自然不能同正統王朝的位置相提並論，於是宋、遼、金三史中，有關西夏的史料在講完了封建正統王朝的本紀、列傳、表、志之後，被放置在各史最後『野蠻民族』史部分來講述。然而，西夏又是一個不同尋常的『野蠻民族』，從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它曾與宋、遼、金三國分庭鼎立達190年(1038―1227)之久，若從它『雖未稱國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權算起，歷時更是長達347年(約881―1227)。在西夏全盛時期，其疆域方圓二萬餘裏，東盡黃河，西界玉關，南有祁連，北控大漠。西夏人，在特定的自然環境、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下，創造出了極富特色的區域性民族文化――西夏文化。這一切都是無法迴避的，這一切，不是普通的『野蠻民族』能創造出來的。於是，在宋、遼、金三史的『野蠻民族史』部分，西夏又被放在了最先述及的位置上，而且篇幅均最長。
『擺正』位置之後，就要着手編寫它的歷史了。古來惟聞以直筆見誅，未聞以曲筆獲罪。元朝史官在編修西夏史時，便大量運用曲筆，或者以實為虛，或者以是為非，或者虛美諱飾，或者任意褒貶。縱觀宋、遼、金三史的西夏傳部分，其史料內容均大同小異。偶有突出之處，也是一些無關緊要的風土人情，西夏史的真相，就這樣被中國元朝的史學家們纂改得面目皆非了。
元朝是修西夏史的最佳時期，既有史料上的保證，又有人員上的保證，然而元朝史家修西夏史給中國修史留下的卻是一個敗筆，這一點值得讓我們後人去深思。
作者：胡玉冰
注釋：
①清吳廣成【西夏書事】，龔世俊、胡玉冰等校證，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②清周春【西夏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
③清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3，中國書店，1987年4月版。
④趙爾巽【西夏紀序】，羅矛昆校點，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⑤柯劭搿段饗募托頡罰羅矛昆校點，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⑥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說文月刊】，1943年第三卷第十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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