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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金鷹文化網 『我們在通信中確立關係』
廣州，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共同生活的起點。1925年8月8日，這對分別了4年多的年輕戀人相聚了，84歲的鄧穎超還能清晰地回憶起那個特別的日子:我們既沒有我們可以登記的地方，我們也沒有需要什麼證婚人、介紹人，我們更沒有講排場、講闊氣，我們就是很簡單地(沒有)舉行什麼儀式，住在一起。
那時，周恩來是中共廣東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鄧穎超是特地從天津南下來和周恩來完婚的，並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
同事和朋友們知道他們結婚後，紛紛嚷著要他們請客，周恩來夫婦就在離住處不遠的太平餐館請了兩桌西餐，張治中、何應欽、鄧演達、陳賡、李富春與蔡暢等都來賀喜。
那天熱鬧活潑的情景，鄧穎超在晚年還向自己的秘書趙煒生動地描述過，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工作了37年的趙煒至今說起來仍情趣盎然:
張治中要鄧大姐介紹他們的戀愛經過，大姐對我說:『怕什麼！要我說我就說。我啊，因爲個子矮，噔一下就上了凳子，站在板凳上，當時恩來還特別爲我擔心，怕我應付不了。其實我什麼也不怕，我當年「五四」運動在天津是演講隊隊長，這點事我怕什麼，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講，把我和恩來怎麼相識、怎麼相愛的經過從頭到尾講了一遍，還把恩來寫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詩背了出來，大家聽了以後連聲鼓掌叫好。』 當時張治中就說:『周夫人，名不虛傳！和周主任一樣都是極其出色的演說家。』而大姐毫不客氣地說:『什麼周夫人，我有名字:鄧穎超！』大家聽了也挺發愣的，這就是大姐的習慣。那天，總理喝酒喝得很多，但酒量多大，鄧穎超不知道，客人敬鄧穎超的酒，總理也得代喝，因爲鄧穎超不能喝酒，結果那天總理醉得一塌糊塗。鄧大姐說:『我第一次知道恩來能喝酒，而且第一次看他醉了。』
幾十年過後的1954年，周恩來到廣州休養工作，有一天路過當年他們工作和居住過的地方，第二天就給因病未能同來的妻子寫信:『這次沒能同來廣州，許多同志問到你，我也有時想到你……昨天車過廣衛路，發現了廣衛樓，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憶。』
周恩來沒有忘記他們的愛情之花盛開於革命之花遍開的廣州，而鄧穎超同樣也難以忘懷孕育了他們愛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學生的『五四』愛國運動。1983年，在天津『覺悟社』舊址，年近80高齡的鄧穎超還能興致勃勃地和大家談到當年與周恩來等『覺悟社』成員進行愛國活動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愛國運動……就在這次運動高潮中，我們相見，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運動中，我們這批比較進步的學生，組織了『覺悟社』。那時候，我們接觸得比較多一點，但是，我們那時候都要做帶頭人，我們『覺悟社』相約，在整個運動時期，不談戀愛，更談不到結婚了。
後來，周恩來去法國勤工儉學。鄧穎超不曾想到，在他們分別後，在歐亞兩個大陸上，通過通信，他們增進了了解，增進了感情，兩個人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爲共產主義奮鬥。回憶起這三年多的通信，特別是周恩來發出的那封要求確定相愛關係的來信，80多歲的鄧穎超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920年，他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我在天津當小學教師。有一次(他)給我一封信，要求我們的感情發展到明確的戀愛的關係，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親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爲她在我小的時候，她就給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參謀，那麼因此，我不能不把這個事情去告訴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呢，她就說:『現在啊，不要答覆，等他回來看一看再說。』我的母親是這樣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讓恩來同志追趕得我不能不馬上答覆他了。因此，在這點上，我沒有接受我母親的意見，就自己主張婚姻自由，明確地答覆了周恩來同志。1922年、1923年期間，我們之間的關係和愛情，已經不是一般的同志關係、朋友關係了。
周恩來去法國前曾抱定獨身主義，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認識到一個革命者如果有一個志同道合的伴侶會更好。初到法國，他同一個一起留學法國的姑娘比較親近，但最終他選擇了鄧穎超作爲終身伴侶。
1956年，周恩來曾和侄女周秉德說起過那位姑娘。他說:當我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爲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她不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她經受不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信中確立關係的。
50多年的時光證明，周恩來當初的選擇是多麼地富於遠見，此後在風雨同舟的奮鬥生涯中，鄧穎超和周恩來甘苦與共，一起度過了波濤洶湧的激情歲月。
編輯：許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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