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见曾与汉学的崛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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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发展，其原因不外乎自身的内在演进、外在因素的支持与促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乾隆初叶兴复古学之风的酝酿与形成，即是此一学术法则的体现。当时，清廷倡之于上，名儒硕彦行之于下，而更有地方大吏，乘时势而起，于古学的兴起与演进，予以扶持与资助。其中，两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即是开风气之先者。
　　卢见曾的仕宦经历
　　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又号雅雨，自号雅雨山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1]，卒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九。其先世于明初由涞水徙山东德州左卫，遂世居于此。祖父裕，庠生；父道悦，康熙九年进士，曾知陕西陇西、河南偃师两县，逝后入祀乡贤祠。
　　卢见曾生而颖异，年十五（康熙四十三年）补博士弟子员[2]，康熙五十年举于乡[3]，六十年中进士[4]，出虞山汪杜林、石首郑又梁两先生之门。时汪公阅头场卷，即拟荐；而郑公阅二场表判，为之惊异，遂言于堂曰：“人言北人不谙四六骈体，此岂吾南人之所有耶？”[5]两公重之如此。是科，清圣祖诏进士未入馆选者，咸一体命儒臣教习三年，见曾遂留馆竟学。雍正元年（1723）试于廷，见曾名列一等。当是时，世宗以新登宝座，颇有意于整饬吏治，而重亲民之任，是以有凡进士在高等者以知县即用之命，见曾得选为四川洪雅县令。见曾念及父亲年高，欲陈情归养，后听从其父劝戒之言，遂于雍正二年赴洪雅任，从此步入其一生中的仕宦生涯。
　　卢见曾就官洪雅不久，于雍正四年及五年连遭其父及生母王氏、嫡母程氏丧。服阕后，于雍正九年补官江南亳州蒙城知县，并协理州务。未三月，旋授六安州知州。雍正十二年六月，由六安调治亳州。未几，世宗亲擢见曾为庐州府知府，又奉檄摄凤阳府事。雍正十三年秋，迁知江宁府；未逾月，而调任颍州府以去[6]。乾隆二年（1737），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7]，但刚上任七月有余，因“被参一十七款，共诬赃银一千六十两”[8]，及总督、盐政劾其与邵基“为党”[9]，遂罢官扬州[10]。高宗薄其罪，因于乾隆五年命见曾往塞外军台效力。乾隆九年，卢见曾奉召由塞外还，起牧滦州。十年，迁永平府知府。十六年，迁为长芦盐运使[11]。乾隆十八年，卢见曾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在任十年，以老得请还家。在《告休得请留别扬州故人》诗中，卢见曾表露心迹道：“力惫宣勤敢自怜，薄才久任受恩偏。齿加孙冕余三岁，归后欧公又九年。犬马有情仍恋主，参苓无效也凭天。养疴得请悬车日，五福谁云尚未全。祖道长筵舟满河，绿杨城外动骊歌。重来节使经三考，归去与人赋五F。绛帐唱酬郊藉在，清门交际纪群多。二分明月樽前判，半照离人返薛萝。……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从此风波消宦海，才知烟月足家园。……痴愿无多应易遂，杖朝还有引年恩。”[12]其疲惫官场、息意田园之意不觉溢于言表。返家后，卢见曾乃“修坟墓，置祭田，恤宗族，教后学”[13]，大有颐养天年之乐。而乾隆三十年高宗南巡之时，所赐“德水耆英”[14]匾额，更令卢见曾为之感到欣慰和鼓舞[15]。晚年的卢见曾，虽不免为知己的零落而伤怀[16]，但其“摩挲明岁朝天杖，捡点连年见道心”[17]的情怀，却依然萦绕于心。岂意“烟月足家园”的好景不长，宦海风波再起。
　　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政尤拔世以相沿充公之提引舞弊入告，于是历任盐政如高恒、普福等皆得罪，而卢见曾因曾长期任两淮盐运使，亦牵连入案。高宗对此十分震惊，因命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立案办理。六月二十五日，高宗谕令将卢见曾“革去职衔，派委妥员解送两淮，交彰宝并案审讯。仍一面将卢见曾原籍赀财，即行严密查封，无使少有隐匿寄顿”[18]。然出乎高宗意外的是，经富尼汉奏，“查抄卢见曾家产，仅有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经出示招人首告，始据监生李容等，首出寄顿各项”。高宗遂指示富尼汉，严加追究走漏风声之人，若卢见曾坚持不说，即加以刑讯，待审得实情后，再将卢见曾“锁押解赴扬州，并案问罪”[19]。后经审问卢见曾之子瑛及孙荫恩，荫恩乃供出预通信息之纪昀、王昶及黄骏昌，后又牵引出徐步云。七月二十四日，高宗就卢见曾“寄顿赀财”走漏风声一案作出裁决：“大学士刘统勋奏，审讯卢见曾寄顿赀财一案，先后究出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之候补中书徐步云，伊戚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并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漏通信，应照例拟徒。……得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遇此等紧要案件，敢于私通信息，以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纪昀瞻顾亲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余依议。”[20]其后，因查出卢见曾尝令商人代办物件，且不行发价银一万六千余两，因将卢见曾解赴扬州严审究拟。八月三十日，“刑部议覆江苏巡抚彰宝奏，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照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应如所奏，从之”[21]。然而，还未来得及秋后执刑，卢见曾却于九月二十八日故于苏州，其颇为坎坷的一生至此方得以解脱。
　　卢见曾一生为官，勤于吏治，锄强治剧，颇能识其大体，所至皆有殊绩。如其任六安、亳州、庐州及颍州时，于水患之祸，皆能兴利除弊，造福一方。张殿传曾评价卢见曾之重浚颍州西湖之功，曰：“此记（指卢见曾所作《颍州重浚西湖记》――引者注）中一段，疏别是非利害，直是见得到，做得彻。然非心乎民瘼，亦不能直行独断如此。诸御水患记，当以此为第一。”[22]见曾又颇能爱才好士，其“官盐运时，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金农、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前后数十人，皆为上客”[23]。而其“汲引后进，孜孜如不及，其奖拔皆有名于时”[24]。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卢见曾于所到之处，每以兴学造士为先。如“在洪雅，建雅江书院；在六安，建赓扬书院；在永平，建敬胜书院；在长芦，建问津书院；扬州旧有安定书院，更因而廓其规制，严其教条。前后所成就者，不可枚数。于前汉古迹，缺者补，坏者修，罔不兴举”[25]。他还自道其经营书院大略曰：“乙巳春，予来宰是邑，会落成焉。……征邑士之贤而文者，从予游，为讲道艺、敷弦歌之地。颜其门曰雅江书院，广文教也；颜其楼曰雅雨楼，志风土也；又易桂香阁曰望春阁，邑故多孝廉，无捷南宫者，为从予游者勉之也；堂曰博文，仍旧额，前有作者，不忍没也”[26]；“余束发后习为诗，今七十年矣。……维扬安定书院，余初任运使时，偕博陵尹公所经始。大江南北，士肄业其间，享大名，显当世者，踵相接。迨余再莅维扬，弟子员日益夥。弗精弗勤，虑且坐废，请于上官，稍更张之。厚其廪饩，检稽其出入先后，娄东沈光禄、武进刘侍读主教席。光禄以经术课士，侍读之学出入史传选骚，其爱士皆癖于余。而余亦间至讲堂，或时延诸生，上下其议论。其负过人之才者，置上舍，有加礼。行之比年，诸生文益上，诗益工。虽遇合之故未知何如，有数人焉，足以窥古人之心，成一家言，而必用于世无疑也。”[27]见曾之汲汲于此，亦可谓用心良苦。惠栋曾曰：“先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其在津门，奏课之余，修理学官，创立书院，以身为士子表率。所以扬厉而鼓舞之者，虽文翁之化蜀郡，何武之治扬州，不是过也。”[28]汤先甲亦称：“抑吾师政事文章，啧啧人口。前在江南时，历诸郡，转运淮扬，所至辄有声烈。暇则引诸后进讲论德艺，饮酒歌诗，意洒如也。一时从游者，踵相接，多所陶成。”[29]惠、汤二氏所论，洵可见卢见曾吏治注目之所在。
　　兴复古学的为学宗尚
　　卢见曾一生沉浮宦海30余年，于民生利弊多所更张，且取得了有效的成绩。然官事之余，甚且贬谪塞外军台之时，见曾于学问之途，亦颇能沉潜切究，有所心会。其中，对古学的研讨与张扬，乃其为学的倾心所在。
　　卢见曾之于学，初尝致力于声调之学，而导其入此途者，为田香城先生A。卢见曾尝称：“余少受声调之传于同里田香城先生，香城受之难兄山姜，而山姜则因谢方山转叩于渔洋，而得其指授。”[30]又曰：“先生兄山姜而师渔洋。弱冠游京师，与一时名公巨卿，争骚坛，据吟席。其所为诗，甫脱稿，已吟遍长安。……余年稍稍长，略通文字，而先生许之，乡会两试，先生皆决其售于未揭晓之前。初学为诗，辨声律，先生曰：‘孺子可教。’出其所藏书选本若干卷，授予抄录；并以其所得于渔洋、山姜两先生者，口授而笔示焉。自辛卯以来，凡十余年，日侍先生之侧。先生固深爱予，予亦因以知先生。”[31]由王渔洋先生士G，而田山姜先生雯，而田香城先生A，一脉相承，师弟有序，卢见曾可谓得诗学之渊源矣。其后，卢见曾于会试时，又尝受知于虞山汪杜林、石首郑又梁两座师之门，大为二人所推扬，且郑氏发有“人言北人不谙四六骈体，此岂吾南人之所有耶”[32]之叹。再后，卢见曾又得黄叔琳先生之教益，于苏轼诗之施元之、查初白两注，以及王渔洋先生《感旧集》等，多所究心，亦颇为之感兴。[33]
　　卢见曾通籍后，曾与“学问渊博，尤邃于经”的顾栋高相友善。见曾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延顾氏课其子。两人谈艺论学，颇为相得，多所启发。言谈间，顾栋高语及“少时尝欲钩贯《六经》，作《周官联》一书未就”，见曾极力鼓励顾氏速成之，并慷慨允诺“吾为子任剞劂之费”。后因见曾“以事谪徙塞外，而顾君有《春秋》之纂述，遂不果”[34]。又见曾官扬州时，与马曰g、曰璐兄弟时相往来，切磋论学，文酒留连，人生取向颇为相近。而见曾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其所刻《雅雨堂藏书》，更是得益于惠栋与沈大成诸人之襄助，于经史之学颇多推进，故见曾有“南方佳人惠定宇与沈学子，词坛鼎足三军成。韵争奇险角病，句斗涩苦联彭亨”[35]之句。以上诸人，于见曾之学识，质疑问难，皆能有所增益。
　　以为学大体而言，卢见曾于经学之研究甚为关注，尤重两汉之师承家法，以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36]，而于通经之法，颇为赞赏万斯大“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37]之取向。
　　卢见曾之所以主张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乃基于“《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殁，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为挽救宋代“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的说经之弊，他提出一通经路径。其言曰：“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对卢见曾此一通经路径的宗尚，惠栋曾有评语云： “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即是对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38]的唱和。此一通经之法，一方面体现了自乾隆初叶以来，特别是诏开“经学特科”的政治文化导向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经学研究自身的内在演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