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用於史前研究存在的問題 (一)

  來源: 歷史網

  一方面由於文獻記載有限或殘損不全，更由於相當於史前時代而言，現存古代文獻一般都顯得非常晚近，而神話傳說非史實記錄，其中事象多被人們視為古人想象、幻想、虛構之情景（這由中國『古史辯』派的認識及各種相關的工具書與研究對於『神話』的定義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現今的學者多相信西方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考察現當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關於原始文化的結論，相信中國上古及史前時代文化、社會發展程度與現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處於同樣的發展階段、狀況，所以學者在考察中國古代和史前時代歷史文化時常用、多用文化人類學的一些結論、認識和方法去比對、觀照。本來，這是一個正常的、有益的現象和方法，但是在當代中國、在學術界，似乎有一種濫用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資料的現象和傾向，文化人類學及有些觀念、認識被抬高到了一個不恰當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於裝潢門面或用於擺脫話語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們在有關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宗教、文學、制度、神話等研究領域尤其是有關上古和史前時代考古研究及有關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幫助宣傳者介紹說『運用了文化人類學』、『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研究』等等用語，而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確充斥着圖騰、神靈、巫術、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諸如此類的語彙和相關論述。其中既有系統的著述、理論建構，也有零星的或簡單的相互比對、參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將圖騰、巫術、祭祀、種種『崇拜』等用於史前遺存及文化現象，所得結論、認識正確與否多半經不起檢驗、質問或不容易判斷、無法判斷。作為研究人類文化起源及進化[2]的文化人類學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類學用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問題，似乎少有人談及，所以本文主要談一談文化人類學用於中國史前研究所存在的問題。先例舉現象和事實，後談為什麼會『存在問題』，不妥之處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問題』列舉和分析
    無論史前時代或歷史時期，我們都可以把整個人類文化劃做三大塊，即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關於社會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發展到父系、由公有發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術語和理論，這些東西在面臨中
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材料時的不適應筆者在【『炎黃大戰』的考古學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舉和涉及，這裡不再重複。這裡談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這兩方面（當然事實上物質、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關聯的）。
  
    1、關於物質文化
    摩爾根將人類歷史劃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三個階段，其中野蠻時代又分為低級、中級、高級三段。關於低級野蠻時代（約當新石器時代初期）之社會，摩爾根有一個著名的論斷，他認為該時期或社會在東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術而尚不知飼養動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從懂得制陶術到『用灌溉法種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頭來建築房屋』之前的階段[3]。摩爾根的論斷主要來自對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關於西半球的認識大體上是不錯的，但關於東半球，摩爾根的認識卻與後來的考古發掘結果不相吻合：人類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亞地區中石器時代的凱巴拉文化（約前1.6萬年―前1萬年），其『居民過着以狩獵採集為主的生活，有矛、鏃等細石器，並以刮刀剝製獸皮蔽體。從獸骨較集中的情況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馬達馬格遺址，山羊骨占全部獸骨的82%；卡爾邁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遺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認為，這種現象表明可能已出現放牧，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時凱巴拉文化居民尚未發明陶器，即使由凱巴拉文化發展而來的吶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種『無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亞的前陶新石器時期，許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飼養：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種植小麥、豌豆、燕麥，出現了『確實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約尼遺址發現有小麥、大麥、豌豆、扁豆的種植，有綿羊、山羊、豬等家畜，安納托利亞地區也已產生最初的農耕和畜牧，家畜有豬、綿羊、山羊，伊拉克東北部的耶莫遺址也已種植小麥、大麥，馴養家畜，它們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時尚未出現陶器[5]。東半球的另一個農業起源中心中國，畜牧的發生也不遲於制陶業，而是大體上同時：在距今約一萬年前，陶器開始出現，同時可能已有雞、豬、狗的飼養，如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出土的雞骨、豬骨、狗骨，被認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時期廣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遺址上下層都有較多豬骨出土，『據鑑定有67個個體，豬的年齡數值比較集中，以1―2歲間的成年豬最多，罕見長大粗壯的犬齒，門齒一般都較細弱，未見有磨蝕深重的第三臼齒，這些都是反映人工飼養和被宰殺的結果，飼養的時間又較偏長』。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業初步發展起來時，雞、豬、狗等家畜的飼養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養的飼養可能也已開始，如裴李崗、磁山、賈湖、大地灣、跨湖橋等遺址的相關發現[6]。  
    陶器是新石器時代人類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類日用品，也被考古學家視為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特徵和標誌之一。關於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常常被學者引用：『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製造都是由於在編制的或木製的容器上塗上粘土使之能夠耐火而產生的。在這樣做時，人們不久便發現，成形的粘土不要內部的容器，也可以用於這個目的』[7]。恩格斯這個論斷受到摩爾根【古代社會】的影響，而摩爾根【古代社會】中的說法又來自人類學家泰勒【人類遠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鑑了別人的觀點：戈蓋『於上一個世紀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發明的過程，他說，人們先將粘土塗在這樣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燒毀，以至後來他們發現單單用粘土本身即可達到這個目的，於是世界上便出現制陶術了』[8]。民族學資料中的確有這種情況，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舉了南美洲的土人、亞里桑那的哈瓦蘇派人都將紡織物敷泥，然後用於盛物在火上燒烤，用以說明有些陶器可能是這樣製成的[9]，但是說陶器起源於在編織物上敷泥，經燒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學上並無確鑿而充分的證據。
    學者一般都認為陶器的發明是伴隨着定居和種植農業的發生而出現的，是應穀物貯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湯之需而產生[10]。這種認識實際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發明是因為人類進化歷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內在的規律及動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為敷泥於編織物燒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導致。這種認識大體上已為現代考古發掘所證實，而且可以認為它就是來自於現代考古發掘和研究。現知人類各種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現的時間有早有晚，也不都與種植農業相伴生，但是沒有發現陶器起源於編織物敷泥燒烤的證據。以人類歷史上農業起源最早的西亞為例：西亞地區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經歷大約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時期（約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較成熟的種植農業和家畜飼養，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時代如納吐夫文化中已有農業起源的跡象並已開始家畜飼養[11]。在已有種植農業的無陶新石器時期，應該存在能夠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夠盛裝湯水，能在火上燒烤、蒸煮）。考古發掘表明，這類器物在西亞的前陶新石器時代應該是木、石類容器（木器可盛湯水）尤其是石器：貝達遺址文化堆積為前陶期及中石器時代遺存，其石製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爾遺址前陶器遺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羅基蒂亞遺址前陶期遺存有類型各異、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帶流的盆、碗，也有盤、長柄勺等，耶莫遺址前陶期也發現石臼、石杵、馬鞍形手磨、戶樞、石球、石斧等[12]。西亞最早的陶器發現於黎凡特北部的穆賴拜特遺址，『這些陶器過於粗糙，燒得不透，氣孔猶存，不能盛水，還不能代替木石製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爾休於遺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摻有草和砂礫，顏色為奶黃色或淺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見平底的深碗、淺盆，火候較低』，考古學家認為當時『陶器數量不多，可能是由於當時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籃子之故』[14]。由於人工用火的出現遠遠早於種植農業的發明，火能使泥土堅硬乃至不透水這種認識和知識的形成也當早於種植農業的出現，同時編織物的產生也當早於種植農業（因為採集經濟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於編織物再經燒烤而發明，那麼在西亞的前陶新石器時代應該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會是製作更為困難、更費工時的石質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現有可能上溯到西亞的中石器時代，因為其時種植農業已開始萌芽。顯然在西亞，陶器的出現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時期製作和使用木、石容器應該是所謂『木器時代』、石器時代傳統的一種延續，這導致西亞陶器的出現滯後於種植農業的發生）而非編織物，當然並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會模仿編織物。在亞洲另一個農業起源中心中國，已有證據表明制陶業的出現正是與原始農業存在着共生關係[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狀貼塑（泥條盤築法應更晚一點），但是目前發現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證據而無敷泥於筐籃燒制的證據[16]。陶器如因在編織物（或木製容器）上敷泥燒烤而起源，那麼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會留下證據（或者陶器、陶片裡面有編織物痕跡，或者陶胎的中間層有編織物痕跡），但是迄今為止並未見有這種證據或相關報道。  
    日本的農業起源時間很晚，但它卻是世界上最早出現陶器的地區：日本愛媛縣上黑岩陰遺址曾出土距今約1・2萬年前的陶器，後來在除北海道和沖繩以外的地區都發現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長野縣下茂內和鹿兒島縣簡仙山，都出土了經測定約為距今1・5萬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兒島的陶片燒成溫度只有400度――500度，質地疏鬆，還沒有完全陶化，可謂名符其實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縣大平山元一號遺址出土了無紋飾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測校正年代為1・6520萬年――1・4920萬年，在國際考古界引起了轟動』[17]，但是沒有發現這些陶器的製作和生產與編織物有關。據研究，我國和日本、俄羅斯西伯利亞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現陶器地區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圓形球體，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現之前人類廣泛使用的植物果殼形狀、製作相對容易、容積又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慮的是滿足炊事需要，然後才是盛儲需要，或者說先有煮飯的鍋，後有盛飯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幾塊石頭上，便能生火加熱，也較為穩固，而且采熱功能好』 [18]。顯然，早期陶器製作成圜底形，不會是模仿編織物而成，因為後者一般不會是圜底，既不實用也沒有必要。可見恩格斯關於陶器起源的論斷是不正確的，來自文化人類學的資料和認識是不能直接與人類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現象劃等號的。  
    嚴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遺址發現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聚落、房屋及當時的家庭、婚姻形態時，認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飲食器、有1.5米寬土床而糧食儲備很少的小房子應該是供過對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們的嬰幼兒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與此同時，他發表了一番議論：有人說『原始社會生產技術水平那麼低下，蓋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們現在住得那麼寬敞？從前彝族的窮苦人披個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覺，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嗎？這從表面看起來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沒有法子駁倒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19]。這是說不能用民族學材料去衡量和比對史前考古所發現的材料。如果放開眼界，我們會發現，嚴先生這裡所論及的現象和情形並不是孤立的：
    在西亞，距今約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時代，具備一定規模的聚落遺址已普遍出現技術高超的原始建築及房屋、居所：哈吉拉爾遺址的前陶新石器時期已有用泥磚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牆有石基，壁面及地面塗有灰泥，重要房間的地面鋪小石子或卵石，門道可能設於屋頂；進入有陶新石器後期，該遺址見有9座房屋，均長10.5米、寬6米左右，方磚牆厚達1米，以石為基，每座房屋開有兩門[20]。基羅基蒂亞遺址位於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牆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築，上部和圓形屋頂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雙層牆；大型房屋內則有兩根石柱，用來支撐半圓形的閣樓，閣樓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覺之處，屋內石鋪地面上設有灶等生活設施，屋外有用牆
圍起來的院落；有些房屋中還建有走廊、倉庫、碾谷房、廚房、石桌等[21]。恰塔爾休於遺址發現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積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個至幾個附屬房間組成。房屋平頂，在兩根大梁和許多小梁上鋪葦草和干磚。屋頂有長方形入口以供進出，起居室與附屬房間有低矮的門洞相通，門洞高僅77厘米。屋內南部有木梯和爐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長凳以供坐臥……』[22]。索萬遺址內『有磚坯結構的T形建築3座，均由許多大小房間組成，布局規整。房屋的地面和牆壁塗抹泥灰，以外扶壁牆承托支撐屋頂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築似具有宗教的職能，在一房間的壁龕內發現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國考古學家漢斯・格奧爾格・格貝爾領導的一個國際考古小組在約旦的巴亞村發現一座新石器時代早期墓室及許多壁畫，同時該遺址還表明：約在9000年前人們建有一些兩層的房子，顯示出當時居民極高的建築水平。考古學家說，考慮到巴亞村是建在約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難溝通，這一成就更顯得了不起[24]。在中國，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時代，房屋建築技術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觀：甘肅秦安縣大地灣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稱為『原始宮殿遺址』，其總面積達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側室、後室及前沿附屬建築構成；其主殿按後世構架原理當是十柱九間，其頂梁大柱直徑達57厘米；在主室中輔助頂梁大柱的兩個較大的木柱之外側，又各增立了三個直徑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襯，然後用草泥包裹為一體，組成一個外徑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牆體用紅燒土築成，壁面抹石灰壓實，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鋪墊，打磨得光亮照人，堅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據甘肅省博物館化驗室技術鑑定，這種料礓石經火燒粉碎後的物理性能，相當於現代所使用的100號礬土水泥[25]。湖北棗陽雕龍碑遺址15號房址以及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築規模、技術與大地灣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牆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間的間隔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經精選和細加工，形狀方正，稜角分明，十分規整』[26]，後者『在主室內近四角處，對稱地分布着4個直徑達0.4―0.5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遺址發現距今7000年前的干欄式長屋，現存樁木和長圓木220餘根，較規則地排成四列，計寬約7米，最長一列樁木為23米，所以其室內面積應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國的考古學家在河南靈寶西坡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體面積達到516平方米，四周有迴廊，其柱洞直徑大都在0.45米―0.7米之間，室內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層處理，各層均十分緻密而堅硬，其中第三、四層近似當代混凝土，最上層為灰白色細泥。考古學家認為：依下部結構推測，該房屋可能為四面坡式建築，由於面積大、跨度廣、布局複雜，也可能為重檐結構，『僅從保存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難想象，此房屋曾經是一座多麼宏偉的建築』[29]。無論是西亞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國新石器文化仰韶時代房屋建築所取得的成就、達到的高度，都是現、當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說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廟，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倫和蘇美爾、瑪雅文明以及米諾斯文明的城市、宮殿、神廟建築。故知文化人類學所考察的現、當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後民族材料與中國、西亞、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時代可比性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