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时代的“武风”：春秋战国尚武盛行的原因

  来源: 凤凰博报

前言
在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禁止各诸侯国间攻占兼并。原来比宗周落后得多的各个诸侯国，因长期的修养生息，经济逐渐兴盛起来，周朝地位下降，再也不能控制各诸侯国。作为周王朝主要支柱的分封制，宗法制日趋崩溃，家族制度逐渐代替了宗族制度，地主阶级开始出现，领主阶级开始衰落。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间开始了频繁争霸的战争，东周社会进入了动荡时期。到了战国，战争更是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各诸侯国往往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动辄干戈相见，流血冲突此起彼伏。在这混乱的时代，武力成为最具有说服力的工具，当一切问题难以解决的时候，武力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谁拥有强大的武力，谁就具有“说话”的权利。因此战争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尚武盛行的催化剂，除了战争之外，春秋战国时期尚武盛行还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尚武盛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周“士”的出现及养士之风的兴起
东周末年，阶级分化，国家裂变，各诸侯国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连年混战，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国土不受侵犯，必须提倡武力，“士”阶层便应运而生。而这个时期的“士”，基本上都是武士，这是由国家的分崩离析和战争状况决定的。军事的需要促使社会中滋生了雄沉的“武风”，而且这种“武风”到后来就变成了“国之大风”，出现了“四时讲武，三年大习”的时尚。那时的老师就是中国“士”的最早代表，很多都是著名的武斗教师和战争专家，这种“士”被称为“夫子”，“夫子”就是从“百夫长”，“千夫长”的军官称谓中演变而来。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在士阶层上有贵族，下有庶民工商，能上达但不能顺利上达，怕下降但可能失职下降。士在军事上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学上学得古今知识，经济上拥有私有田宅产业，社会地位重要而不高，想取得官职，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四卿贵族。因此，统治阶级看到了士的重要性，迫切需要士的帮助，而士也需要统治阶级的扶植，地位才能上升，养士之风由此而兴起。当时最著名的养客贵族有孟尝君，平原君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此外还有齐桓公为了创霸，养游士八十人，齐懿公为了篡位，出家财招士，后来果得齐国。晋世卿栾怀子喜欢养士，执政范宣子怕他，驱逐怀子。燕太子丹为了刺秦始皇，极力讨好荆轲等等。这些养客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士的卑恭屈节，礼贤下士。这表明士的作用是巨大的。
2、刺客的出现
春秋末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那便是专门刺客的涌现。这是一批生活在民间、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或武艺的武士。他们与某些权贵倾心相交，为报知遇之恩而出生人死，虽殒身而不恤。《刺客列传》里记载着很多关于刺客的故事，荆轲刺秦王，曹沫劫齐桓公，预让刺赵襄子，专诸刺死国君吴王僚，聂政刺韩相侠累。这些刺客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刺客主要有3个特征，一是酬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二是重情义伦理，三是反强暴。这些春秋义士刺客们勇武轻死的精神，正是体现了那一时代的尚武风尚。
3、对剑的崇拜
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普遍的习武崇剑的社会风气。剑作为一种尚武的古老传统的象征物和当时一切先进武器的标志，深受贵族和平民的爱好。春秋时期滕国的国君就毫不掩饰他说：“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另一个小国吕国的国君“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错人”，好剑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的赵惠文王也酷爱剑，在他的身边聚集起三千多名“剑”士。这些人都“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_目而难”，是些贫民，但他们和赵惠文王同样好剑，“日夜相击于前”。那时，佩剑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服饰。在《说苑・反质》中也描绘了身处富贵乡的经侯“友带羽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真是不可一世。沦落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屈原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描绘了一位“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行吟泽畔、上下求索的爱国诗人形象，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说苑・善说》述楚国的王族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玉、带玉佩剑，履缟，立于流水之上”。可见佩剑还是一种册封贵族仪式上的服饰。朋友间相互赠剑，在当时体现一种相当深厚的友情。吴国贤公子季礼挂剑于知友徐国国君的墓旁，表示“吾心已许之”，一时传为美谈。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剑的崇拜达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剑已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剑的崇拜，正是体现了人们对武力的崇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武”文化在社会中的盛行。

4、国君的好战
楚国的国君都把军事斗争看成是自己一生的事业，如果在军事斗争中无所作为，或出战告败，就会愧疚不安，深自为责，这也是楚国尚武之盛行的一种反映。秦，齐，越等国的国君也都是好战的。秦国的君主继承就是“择勇猛者立之”。齐人争斗之风更胜，常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而不能禁止。齐桓公继位之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选拔勇武之士，规定“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则不告，谓之蔽贤。”齐景公也曾声称“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淮南子・主术训》篇云：“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挣死。”《吕氏春秋・顺民》也说：“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命曰：无攻越，越猛虎也！’”从国君的好战可以想见民间的尚武风气的兴盛。
5、官位的设置
谈到官位的设置，就不能不提到楚国官位的设置，因为楚国的官位设置与中原各国的官位设置是不一样的，楚国是最早设立县的国家，并且当时的县主要设在边境地方，作为军事进击与防卫的军事据点，是国君的直辖地。在中原各国都设相的情况下，楚国仍坚持设置宰辅制，即令尹制。令尹是楚王之下的最高长官，令尹之下又设有军事职官、令尹和司马是全国最重要的两个官职。令尹、司马之下，楚官以千百计。如左、右司马，左右领及环列之尹等都是专职武事者。除了楚国外，其他各国的官位设置也体现了军事官职的重要性，如秦国的官位设置，除了丞相外，在丞相之下的与军事有关的官职就有卿，大夫和将军。晋军将左即卿相，中军元帅即国相，齐三军之帅即齐侯与高、国二相，这些官职的设立，是战争的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
6、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
春秋时贵族的教育与西周相近，都是文武不分的。不仅贵族教育如此，“士”以下“国人”的教育也是这样。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襄三十一年）杜注：“乡之学校。”案：西周金文《大盂鼎铭》，“余佳即肤小学。”“辟雍”、“学宫”盖即“大学”。观金文诸证，是时贵族之“大”小学”，至少“大学”为学习射、御等军事技术之所，被对所谓“礼、乐”或亦常于此肄习之。观春秋时各级贵族，武则“射御”，文则“礼乐”。至于“乡校”，盖“士”以下“国人”之学校，亦所以习射御礼乐等事者，“校”即较艺之义，孟子云：“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滕文公》此盖亦指教“国人”之学校，其所习者盖亦本为射、御、礼、乐等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尚武盛行的原因分析
1、国家战争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继承了西周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这一时期生活的主题。一个国家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生存下来，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而武力的强大除了经济的发展水平之外，还与尚武风气是分不开的。这个时期的国君都是倡导武力者。楚，秦，齐，越等国的国君都是好战的。楚国的楚康王即位五年，而无战事，就认为是自己的莫大失职，死后无脸见祖宗。楚武王也是病死在征战途中，秦国的君主继承也是“择勇猛者立之”。齐人争斗之风更胜，常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而不能禁止。齐桓公继位之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选拔勇武之士，规定“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则不告，谓之蔽贤。”齐景公也曾声称“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淮南子・主术训》篇云：“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挣死。”《吕氏春秋・顺民》也说：“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命曰：无攻越，越猛虎也！’”从以上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国的国君都极力提倡尚武，上行下效，尚武风气盛行，这是与战争分不开的。
2、经济的发展
东周、战国的兼并战争，实质上是领主与新兴地主争夺政权的斗争。由于领主政权的破坏和削弱，剥削方式改变了，束缚在宗族里面的大量农奴，比东周后期更进一步获得了解脱的机会，农奴变成了农民，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农民由于在人身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在生产之余，还有能力去干别的事情，春秋战国时期，大量侠客与刺客的出现也是这一原因直接导致的结果。这也是春秋战国尚武风气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的发展，还带来了武器的更新与发展，东周时期铁的出现以及炼钢术的发明，开始用于战争。如铁甲，铁杖等的出现。铁的出现也带动了铸剑的发展，在越有欧冶子，在吴有干将和干将妻莫邪。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在两方面促进了尚武的盛行，首先是解放了农奴的人身束缚，从而为尚武的兴盛提供了可能，其次是带来了武器的发展，是尚武兴盛的一个间接原因。
3、远古尚武风气的遗留
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十分尚武。主要表现在对红色的崇拜，对虎图腾的崇拜，一些部落饮“敌血”的习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频繁的战争形成了我们远古祖先的尚武性格。习武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四时讲武，三年大习”已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这种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远古人类，在漫长的史前时代长期为浓重的习武风气所熏陶，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尚武传统。这股基于我们民族根性的尚武传统虽受到继起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乐王官文化的冲击，但在先秦社会中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它的存在，为春秋战国尚武风气的兴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