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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儒學網 2,史之信息碑記之文，在於記事，在於述史。在善化寺『金碑』中，朱棄用了很大一部分文筆來記事述史。要點有三:一是從『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爲大蘭若』寫起，追溯普恩寺的佛緣久遠。然後一筆過去，具體陳述遼末保大二年(1122年)金遼大戰給佛寺帶來的巨大災禍，原本庄嚴宏偉的古寺，頓然間『樓閣飛爲埃扮，堂殿聚爲瓦礫』，『僅存者十不三四』。在這一災變的背景下，『驕兵悍卒』橫衝直撞搶掠寶藏，而『殘僧』和『遺黎』則爲此而掩泣嘆息。這種景象，就像是我們在戰爭影視片中常常看到的蒙太奇，是那樣的真實和形象。朱棄以文賦之筆記寫戰爭之景，在了解史實情狀的基礎上，給讀碑文之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與心靈感染。二是重點記寫普恩寺住持圓滿大師忍辱精進重建大寺的經過。圓滿大師少有慧根，前有宿因，入於佛門，精進勇猛，從不退轉，是一位堅定自信的佛教修行者。然而，面對遼末保大年間戰火對普恩寺的嚴重破壞，他帶領所存僧人『合謀協力』千辛萬苦化緣聚資，經過長年累月地努力，從金代天會六年(1128年)至皇統三年(1143年)，用了整整15年的時間把殘毀的大普恩寺重新修建而成。其時的大普恩寺建築，有大殿、東西朵殿、羅漢洞、文殊閣、普賢閣、前殿大門和左右斜廊，合計80餘楹。從此記敘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圓滿大師的大功德，也可以體悟到朱棄由此而產生的輕鬆和愉快的心情。接下來朱棄用24句有詩賦特徵的句子來描寫大殿和佛像的美妙與壯麗，來描寫前來瞻仰遊覽者的欽佩與讚嘆。以此具體的大功德回照應證碑文伊始處對佛教利益眾生功德世間的議論的闡發，於文完整圓合矣。遞進而下，再寫已74歲的圓滿大師成此功德的艱難與不易。朱棄以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寫下圓滿大師爲重新修建普恩大寺的種種努力，記事之下，情動於衷。二是點出自己撰此碑文的機緣，實事實寫，真情實感，讀來亦頗讓人感動。撰寫碑文的朱棄，落款署名爲『江東朱棄』，所以後世人們將這通善化寺『金碑』稱之爲『朱棄碑』。從提款得知，朱棄時任宋通問副使，與正使王倫一行前往北地問安兩宮(宋徽宗和宋欽宗)，當他們行至西京時，被金人扣留，長達17年之久。在此期間，金人也曾以高官厚祿誘降，但朱棄終不爲所動。做爲南宋的一名官員，在北方沒有親人沒有自由的17年羈押，其生活的艱辛和精神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唯一能使他感到松暢和愉悅的就是他『遷於茲寺，因得與寺眾往來』的這14年。做爲一個『親身見之』的當事人，他責無旁貸地擔當了普恩寺重新修建之後立碑以志的撰文者，爲我們保存和傳達出豐富的歷史信息。在碑文的最後，朱棄又補敘了普恩寺的歷史，寺建於唐，唐明皇李隆基賜『開元』名號，五代後晉時更名大普恩寺，並對鐘樓上銅鐘的落款『清泰三年』做了考辯，對其網文做了說明，有主有次，事史圓整。
3、文化之信息從本質上講，佛教藝術創作的一切活動，都是人類精神追求和心靈嚮往的一種表現，都是人類以創造的姿態美化人生的一種努力。佛教文化中的建寺塑像撰文刻碑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表現，是一種文化信息的傳達。在善化寺【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記】中，透露出一種莊嚴凝重的佛教文化信息，也透露著遼金時代的社會文化信息，流露出碑文撰寫者的人生際遇和感悟。從文化信息的角度看，善化寺『金碑』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信息傳達:一是在朱棄看來，佛教中的佛菩薩在世俗生活中的出現與張揚，同以救弊求安求富爲己任的世俗社會中的帝王是一樣的，不管他們表現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其所追求的利濟眾生的目的是一致的。這在佛家看來就是功德之事。不過，就功德而言，言的功德與行的功德顯然還是有區別的，那些以不力之體，經過千辛萬苦而崇飾塔廟，興建寺宇，以示現佛菩薩境界者，達到饒益社會與眾生的，才是最大的功德，重修大金西都普恩寺的圓滿大師就是這種大功德的實踐者。注重善的實踐，注重佛教修行的社會效益，提倡有爲功德，是大乘佛教的一種精神追求。像圓滿大師那樣，以古稀之身精勤修業募化建寺，這在江東才子朱棄看來就是無尚的大功德，是應該昭彰其功頌讚其德的。二是朱棄的築館教授，爲北地傳播文化教育。朱棄是【宋史】和【金史】皆有其傳的人物，在宋徽宗和宋飲宗被金人俘押到女真故地黃龍府後，他以吉州團練使的身份被朝廷選爲首批赴金問安兩帝的通問副使。對其個人而言，命運便由此改變，歷史也因此有了宋金衝突糾葛的另一筆記載。當作爲通問副使的朱棄和正使王倫到了西京後，卻被扣留於此地，前不能進，後不能歸，在金人的威逼與利誘面前，展現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生動故事，期間的痛苦、孤獨、憤悶和磨難是可想而知的。當結束扣留，歸於南方的時候，他在北地西京已經度過了整整17年時光。在被扣留於西京3年後，他『築館』當了傳道授業的教書先生，而且在西京還很有影響，即使是上層的女真貴族，也把子弟送人塾館中接受其教育。朱棄將深厚儒雅的江南文化帶人刀光劍影雄勁粗獷的西京之地，對文化的交流與知識的傳播做著默默無聞的貢獻。從他那文筆暢爽記議妙佳的碑文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江東才子的大氣與宏雅。三是遼與金的爭戰和金與宋的衝突。契丹和女真皆屬於東胡游牧民族，皆起於遼河與嫩江流域。契丹建立遼朝後，在行政區劃上設五京之制，而女真滅遼建立了金朝後，也沿襲前朝五京之制。遼在西京興建了大華嚴佛寺，並且以國家宗廟的格局『奉安諸帝石像、銅像』，皮藏佛教典籍與其他文化圖書，儼然像一個國家級的圖書館。金滅遼後，依然在西京之地重視佛教和文化上的建設，在被戰火毀壞的華嚴寺舊址上重構盛大的廟宇伽藍，採用遼的風格和習俗，再現了大華嚴寺過去座西朝東矗立於高大月台之上的盛貌。就其規模和風格而言，可以見出其文化選擇和審美時尚的趨同性。儘管有那場保大年間的遼金大戰，但共同的文化心理結構和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文化觀念和歷史傳統，使得他們在西京華嚴寺的興建與重建上保持了高度的文化上的相通與一致，善化寺也是如此。金宋的戰與和，儘管也在碑文中顯露了出來，但表面上的衝突與糾葛並沒有斷殺他們在短暫安寧中的文化交流。朱棄在『築館』授學中，在與善化寺僧眾長達14年的朝夕相處中，相互的感染和學習是必然的，朱棄碑文中表現出的儒佛共表、宗教與世俗同構、義理與文采相映的特點，便是這種文化交流的明證。
遼金西京善化寺『金碑』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蘊藏有豐富的佛教信息、歷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對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社會、宗教、文化和民族的狀貌，定當會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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