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中心論』：五百年前中國真的是世界中心？(1)

  來源: 中華網論壇

A.G.弗蘭克的【重新面向東方:亞洲時代的全球經濟】（中譯本名為【白銀資本】）一書最近在中國引起爭議。從形式上看這是一本經濟史著作，但弗蘭克本人並非職業經濟史專家，中國的爭議雙方也不是。這本身就很耐人尋味。  
    以沙・柏林有所謂狐狸與刺蝟之說，按他的比喻，學問家是狐狸，思想家是刺蝟。這本書是一本典型的刺蝟之作，思想犀利、批判鋒芒明確、視野開闊，的確提出了針對兩方面的傳統觀點都很有批判性的主張。不管是對自由主義的那套解釋，還是對左派的解釋，包括依附理論。這是本書的一個突出特點。
    弗蘭克以前曾經提倡依附理論，但現在這本書與依附理論顯然大相逕庭。依附理論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認為第三世界的落後是西方剝削造成的，但本書則強調東方的衰落先於西方的興起。既然這樣，衰落的主要原因就很難歸咎於西方了。因此我不認為這本書的論點有利於所謂新左派，同時這本書當然是反駁了所謂現代性理論（據說自由主義是崇拜現代性的, 雖然這一點本身就有待證明），然而它主要不是說現代性不好，而是說現代性這個東西根本就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也就無所謂批判。因此也很難說這本書就不利於『自由主義』。於是這本書雖是刺蝟之作，卻很難說到底刺了誰，它雖然思想新異，但很難說對當今各種思想對峙的格局能有什麼影響。它在今日國內居然成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的前沿，實在是件古怪的事。
    因此我以為對這本書最好是先把刺蝟當作狐狸評，從經濟史的角度看看它說的是不是那麼回事，然後再考慮它的思想價值。
    一．論證中的『硬傷』
    但從經濟史專業角度講，本書是缺乏說服力的。徐友漁與劉禾在本書資料是否紮實的問題上爭論很大，其實關鍵問題不在這裏。從考證的角度講，專業漢學家之外談論中國的西方人，包括從馬克思、韋伯到布羅代爾這些大家，都不免粗疏的。像布羅代爾的書，談歐洲自然很有功力，一涉及中國，常識性問題一大堆，大至『中國人口增減節奏與西方類同』這樣的判斷，小至把甘肅而非新疆稱為『中國的突厥斯坦』、以及說華北農民用鋤頭而不用鐮刀來收割小麥等等。這些都不奇怪，何況弗蘭克這樣一個非專業學者。劉禾說他在資料上下過很大功夫，這是可以相信的。問題在於弗蘭克動用大量資料證明的只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中國在1400-1800年間的對外貿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銀作為貿易順差流入中國。但是弗蘭克從這樣一個老生常談的事實中推出了一個獨創性的新穎結論，即中國是當時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而這個推論恰恰既沒有什麼實證基礎也沒有邏輯依據。鴉片之禍以前中國有大量外銀流入，中外學界不僅早有專家論及（如民國時期就寫成的彭信威【中國貨幣史】），而且我們的中學課本就一直以此來反襯西人輸入鴉片之害。但在弗蘭克之前的確誰也沒想到以此證明中國是『全球經濟中心』而西方只是『邊緣』地區。
    評論界早有人指出這種以外貿盈餘來證明經濟發達的『貿易主義』是弗蘭克此書的一大硬傷。所以說是硬傷，蓋因其不是個資料多少的問題，而是個不合邏輯的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現在就是世界外貿順差最大的國家之一（僅次於日本），而美國則是世界頭號外貿逆差國。這能說明我國如今是『世界經濟中心』而美國則是比非洲還要慘的最『邊緣』之地麼？
    如果延伸到中國歷史，問題就更大了。在中國古代外貿史上，外幣與貴金屬的流入主要在明清。而我們以往引以為榮的秦漢唐宋輝煌文明都是本國貨幣（包括貴金屬）流出時期，亦即外貿（如果可以把那時的各種中外經濟來往形式都稱為『外貿』的話）大量逆差的時期。
    在流通黃金的漢代，中國的對外貿易就是長期逆差，黃金是比絲綢更重要的對外支付手段。今人把當時的中外商道稱為『絲綢之路』，實際上史籍中漢的輸出通常都是黃金與絹帛並列，而以黃金居首。如【漢書・張騫傳】:『齎金幣帛直數十巨萬』；【漢書・地理志】:『齎黃金雜繒而往』；【鹽鐵論・力耕篇】:『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等等。當時在西北陸上『絲路』以黃金易『宛馬』、在西南海上『絲路』以黃金易珠寶琉璃的貿易極為活躍。而由於漢的貨幣經濟更為發達，漢方用作通貨支付的黃金在對方往往被視為一般商品:『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錢，……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顯然，在這裏如果有什麼『經濟體系』的話，其『中心』只能是貿易逆差的漢帝國，而不是『順差』的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