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曼【北行漫記】：踏進紅色的中國

  來源: 中國國學網

我們從亂石嵯峨的山徑走下渡頭已經是將近黃昏了，有的人走的人馬兩乏落在後面，我們就在那兒等他們，差不多等了一個鐘頭，然後上了平底無篷的船衝過黃河的急流。我們在炙人的太陽底下騎了整天的馬真是累了，累得連踏進了中國共產區也幾乎不知道。我們一路經受了過分的慶祝和歡迎，現在從邊門踏進了中國共產區。三個沉默不響的職員到渡頭的小村莊良水庵來迎接我們，把我們接到一個農舍的天井。我們就跟煩擾的雞、豬、牛、以及哀鳴的騾子在一起。
清晨，來了一個長官和三個衛兵。他們是正式來歡迎我們的，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從延安來，在山上繼續不停走了兩天兩夜，可是他們精神奕奕，就象昨晚在附近的農舍過夜一樣。他們都穿着同樣的藍色軍服，戴着軟的軍帽，除了領上有一小塊紅色之外，沒有階級的標識。衛兵模樣好象好萊塢的強盜，臀上擺動着大的毛瑟槍，肩上是來復槍，背上大意地吊着日本槍，看來他們很崇拜他們的長官，可是他們從沒有向他行過敬禮，很自在地跟着他。
第一次見面，這位長官似乎沒有很可驚人的特徵。他沒有什麼架子，也沒有明顯的矯飾。不多久我們就知道這位年紀三十七歲的王震是共產軍中一位最著名的將軍，一位經歷十七年內戰和抗戰的老將，短小精悍的身上帶了七個傷疤。王震雖然首先似乎灰色而中立，可是一路朝西向延安去的時候就漸漸地教我們欽佩了。當我們大家都把初時的隔膜去掉的時候，我們就發覺他的為人不拘束，孩子氣，對於我的照相機，打字機，和靈巧的機件好奇。他拿着一隻打壞了的外國式的煙斗不斷地吹着笑着，這隻扎着布的破煙斗，就象他的穿着草鞋的赤足上的大拇指。他肩上掛着一架很好的日本雙眼望遠鏡。『這是打一次小仗的時候從日本軍官得來的，』他隨便地說。不久我才知道那一仗真是一次小仗，他帶了一千五百人埋伏在內蒙古的一條大路旁等候一隊日軍輸送隊。一 千名日軍跟着五輛坦克車、四十五輛載重汽車的隊伍開到了，中了埋在路上的地雷，王震就帶着他的部隊衝上去。日本人發了無線電求救，十五架轟炸機飛來了並且扔下催淚彈。王震和他的部隊都沒有防毒面具，只好被迫撤退，可是敵人被殺的和受傷的已經有七百多名了，他們自己的死傷也有三百六十名。
這次的戰鬥俘虜了一個日本軍官，雙眼望遠鏡就是這軍官送給他的。共產軍的政策並不是把那些要求回到本來的隊伍去的俘虜關起來的。這位軍官被釋放了，他就拿雙眼望遠鏡送給王震將軍作為臨別的禮物。回去之後，他給他的上級長官槍斃，因為甘心被俘實在把日軍玷辱了。
『有一次我們俘虜到一個日軍的少將，』王震接下去說。
『他不願意回去被處死，所以我們就把他帶着。日本人知道了，就派幾架飛機來轟炸。最後他們發現我們在一個小村里，撒下炸彈，終於把他炸死了。』
我們騎着馬向西走，地面越來越崎嶇。可是風景卻把人民的勤勞和決心說出來了。這風景好象一幅織錦，織滿了緊貼着崇山峻岭的種着小麥穀子棉花玉蜀黍的農田。
『這些土地多數是荒廢了好幾百年的，』王將軍揮着手說。
『兩三年前才拿來耕種――多數是我這一旅的弟兄種的。』他半辯護地加上一句，我們豎起耳朵聽。這好象在說一個故事。
我們要求他把這件事告訴他們。
三年前王震從華北的年長日久的戰陣回來，就接到命令把他一旅久經抗戰的戰鬥員一萬名改為農民。他們要給自己備糧食，供給衣服，完成自足自給，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人民。為了這個目的，他就分到南泥灣一塊荒山荒谷的荒地，同時也還得到一點點的口糧。
『首先我們就把黃土岩鑿開來做房子，』王將軍繼續下去說：『因為冬天已經來了，我們得趕快地做。於是我們堆起槍，砍下樹木，製造出粗劣的工具，燒掉樹樁，把地弄乾淨了就耕種起來。在附近那些沒有人的古廟裡，我們找到寺鐘、缸、和偶像，就拿來熔鑄做犁頭。
『因為我不懂種田，我就找我的部下自願地拿出他的經驗和知識。我們共同做一個生產計劃，種穀種菜養雞養豬做食物，餵羊取羊毛，植棉花織布。開頭我們就要購買必需的種子和家畜，於是就在山上去砍松樹柏樹，砍成木頭，拿到延安去賣。我們曾經在日本人手上奪到一本關於飲食的書，為了某種原因我留下來做紀念品，現在就有價值了。這本書給我介紹了卡路里，維他命，蛋白質的神秘――這是一種對於我的弟兄的健康有特別重要的知識。自從一九三九年國民黨在邊區周圍築了一道軍事和經濟的封鎖線，我們得不到外面的醫藥品，為了教我的弟兄們可以打得仗，我就只得把營養改善了。』他停了一會，用力吹着絲絲響的煙斗。『這個故事你聽的討厭嗎？』他有幾分不自信地問。
『不。不。說下去，』我要求他。
『好，頭一年的奮鬥真是教人傷心。我們碰到許多沒有預料到的阻礙，忍了好些時候的灰心。可是毛澤東告訴我們說，我們應該自足自給，逃不了的――整個被封鎖了的邊區生死存亡的事情。每一個男人，女人，孩子，戰鬥員，學生，公務員都必須參加生產。我把這些話都說給弟兄們聽了。我告訴他們這是對他們好的。他們一定不教我們的領袖失望，一 定不教他們自己失望。
『頭一年是費力的年。我們做的苦，吃的少，我們的軍服穿的都幾乎認不出是軍服了。可是弟兄們的熱情比我所能夠希望的還要高。去年我們需要的食物已經可以夠了。而且我們收成了棉花，收得了羊毛，足夠我這一旅的人穿舒適的衣服了。』
『你把紡織裁縫的費用都包括在內嗎？』我問。
『費用嘛，啊，不！我的弟兄會自己製造紡織機，會紡織。
他們也會用縫紉機縫軍服，縫紉機是從日本人奪來的。你到了南泥灣就可看見了。』他保證說。
南泥灣距離這條直到延安去的路沒有多遠。聽了王震告訴我們的話，我們就打算繞路走。
我們走近南泥灣區的時候，看見十幾個人一群的許多兵士在田裡工作。他們一面揮舞着鋤、耙和鏟，一面唱歌。他們的搭起來的來復槍，機關槍，手榴彈和迫擊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軍操方式。這些軍械幾乎是日本製造和在戰場虜獲的。它們緘默不語地證明這些勞動者徹頭徹尾是戰鬥員，而不是農民。
岩壁點綴着排列整齊的窯洞，每個窯洞深約二十五英尺，廣約十五英尺。窯洞裡的家具都是兵士做的，粗劣然而實用。
每個窯洞住八人。在旅部，我們參觀一架壓榨菜油的原始式壓榨機，一架用草造紙的小工廠。我們也看見久經戰陣的兵士在紡紗，織布，縫軍服。
那天晚上我們就住在王將軍的迎賓館，一座日本式的精緻平房。
『為什麼你們的建築的格式要挑日本式呢？』我問。
『哦，是日本式嗎？』王震有些驚異地回答。『我可不知道，我請俊雄給我蓋一座外國式的房子。剛剛才完工的。』
『俊雄，是誰呢？』
『俊雄以前是一個俘虜。他是一個工程師，三年前在同蒲鐵路上建築碉堡，後來給我們捉來了。捉來之後他加入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現在在我這一旅。你想問他，你就自己問他罷。』
岡田俊雄年紀三十一歲，是一個漂亮聰明的人。他穿着八路軍的軍服，似乎穿的非常舒適。我和他談話的時候，周圍擠滿了兵士，顯然他們是很喜歡他的。俊雄先生的模樣還沒有那位替我們兩個人翻譯話的中國人來得象日本人。他把他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黑漆的夜裡，他怎樣的在奇襲的時候被俘虜了，怎樣的心想必須受拷打受殺戮了；可是俘獲他的人待他極好，甚至要放他回去，這教他很驚異。因為他知道別人回去之後就被憲兵秘密地槍斃，所以他就拒絕。他到延安進日本工農學校，受了一年的訓練就在一九四二年加入八路軍。
『他現在是我們的勞動英雄了，』王震加一句說。俊雄先生窘而笑了。他發明了一架原則上很象美國農場用的抽水機，他們就推選他做勞動英雄。
吃了晚飯，我們就在月亮底下到一個圓形的戲場參加一 個集會，一隊兵士和他們的妻子將表演現代化的土風舞，誇耀他們在南泥灣的成就。一塊布幕隨風搖曳着。布幕上掛着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和蔣委員長的畫像，布幕前面蹲着一個樂隊拿着希奇混合的古今樂器奏着輕軟和諧的音樂。那些跳舞的人則聲音清晰而自信地唱着歌。
『邊區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樂園。沒有地痞和遊民。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喜歡工作；人人都有地耕種，甚至兵士也都不再成為他們的負擔，反而給他幫助了。
一個流氓――一個剛到邊區來的遊民――出場了。他唱着，『我沒有吃的東西，沒有地，沒有家庭。』這個流氓從假想的舞台上的一邊望着一群抬鋤耙的兵士出常他們剛是從田裡回來的。一個女人從另外一邊出常她說，『到我的家裡去，我燒飯給你們吃。』兵士們向她道謝，然而拒絕了。這女人惱了。『我的鄰居聽見你們經過這裡，我不請你們吃飯，他們看得起我嗎？』兵士們笑起來。『多謝多謝，可是我們自己有東西吃，我們不吃老百姓的東西。』
他們走出去，看見遊民。『你是外鄉人嗎？吃過沒有？要是沒有吃過，來，跟我們去』。那遊民露着驚愕的模樣。『這就是八路軍』，他說着就跟着他們走了。
這當然是宣傳――好的宣傳，我們自然疑心他們有意做給我們看。可是要記住這些演員所扮演的實在是他們所過的真正的生活。
這時候王震坐不住地走過來走過去。他和他的部隊坐在一起的時候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他們看他們的戲，一點也不理會他。當我看他的時候，一個傳令兵走上去在他的耳朵邊說了些話。他突然抬起頭就大聲地笑起來，然後跳在桌子上高聲地喊立正。延安打來了一個電話報告法國登陸的消息。這是等得好久的。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了啊！一聲歡呼自然而然地發出來了，觀眾雄壯地大喊：『盟軍成功萬歲！』『聯合國勝利萬歲！』『打倒法西斯侵略者！』
早上我們去訪問王震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團。營長何麟，年三十三歲，是一個矮胖善戰的人。『三年前我帶了四百四十三 人到這兒的時候，這山谷是什麼也沒有的。』他開始說。『第一年我們辟了些地，種了些糧食夠我們三分之一左右的需要。
去年我們的生產增加了，全部的需要事實上都夠了。今年我們希望有多多的盈餘，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就是用兩年的勞動生產一年的餘糧』。
何麟誇張他那一營人的牲畜。他們每十人就有一頭牛，每三人有一隻豬，每人有一隻羊或山羊。每一連有一百多隻雞，又有一個養兔常他已經能夠增加他的部隊的食肉口糧，從每月兩磅的最低限度增加到六磅。此外他還能夠供給我們各種青菜，差不多不限數量。
他的部隊排起來受檢閱了。我在中國住了很久，中國軍隊也看了很多。這算是我所看到的軍隊當中營養最好的軍隊了。何麟的部隊並沒有忘記他們是兵士，不是農民。在冬天，在播種和收成中間的夏天，這些軍隊都受嚴格的軍事訓練。連長顧震舟把他的隊伍的活動給我們一個概括的敘述，作為其餘的隊伍的模範。去年冬天他們學習短距離的攻擊戰。隊伍在一個布置着壕溝，短牆，假人，以及各種障礙物的假戰場上緊張地學着刺刀戰，手榴彈的扔擲，和初步的野戰工事，此外，在一切可能的情形之下，他們學來復槍的用法。他誇耀他那一連人的來復槍射擊的記錄：以一米大小的物體作為槍靶，往一百米的距離射擊，三百七十二發子彈，只有三發沒有中的。扔擲兩磅重的手榴彈的平均距離為四十米。除此以外，他的部隊也學讀書，學寫字，聽國內外時事的演講。他們自己又組織劇團作為娛樂消遣。
在七一九團團部我們聽到同樣的農業和教育的成就的故事。他們設法空出時間搬運巨石，搬運幾英里外的山上的巨梁巨木來建一座大講堂。這講堂可容一千四百人，是一隊自告奮勇的兵士在二十七天中建成的。
團長張仲瀚是一個高大能幹沉靜的人，一個河北省的富有地主的兒子。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到了河北，張就拿錢出來組織一個抗敵游擊隊。到了八路軍的正規軍開入河北省的時候，他的游擊隊人數已經有四千多人了。他要求八路軍訓練他的部隊，後來經過選舉，他們就參加八路軍。
我們去訪問旅部的醫院。這醫院的病房是一連串鑿進岩壁的窯洞。那兒有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雖然醫生和看護盡力照顧生病的兵士，可是他們沒有辦法拿藥品給病人治療，藥劑室整齊地排列了許多貼着拉丁文的標籤裝着西藥的瓶子，可是瓶子卻是空的。外科醫生的器具用鋼鐵的碎片製成，多半是日本炸彈的碎片。器具是粗劣的，然而算是最好的，另外他們就得不到了。
我正和病房中一個傷兵談話，聽見外面有一陣騷嚷。我不曉得誰開頭或者為什麼事情開頭，只看見王震向我們團體一位中國記者發火：『國民黨封鎖我們，不讓外國朋友送給我們醫院的藥品運進來，我們是對大家共同的敵人打仗的，這是殘忍是對天犯罪。要是有上帝，或者有菩薩，他們一定知道，一定吃驚，這種完全不要臉的樣子。』
辭鋒犀利的陳家康，周恩來的足智多謀的秘書，響應起來了。『我要罵國民黨。英國紅十字會裝了四大卡車的藥品送給我們，國民黨不讓它開出西安，開到直通延安去的路，不慌不忙地把它扣留起來，把它沒收起來了。』
中國的新聞記者們冷淡而緘默地站着。
激昂的馬寒冰，王震的秘書，插進來說。『我要問，我們是和誰打仗的？是日本人嘛！我的最好朋友打仗的時候，手上受了一點輕傷――一點輕傷呀，可是缺少防腐劑，他變成血中毒，死了。那裝滿四輛卡車的寶貴的藥品是送給我們的，倒教國民黨在西安把它沒收了。我說他們是謀殺犯呀！他們謀殺我的朋友埃』我們團里的愛爾蘭美國山南漢神父打算把情勢立即穩定起來。他說中國的軍隊到處都是缺少醫藥品的。他不知道是否因為忽略――要不然就是從容――或者是否因為東西不夠分配。可是他擔保盡我們的能力把在這醫院看到的悲慘的實情報告重慶當局，請當局注意。其餘的人，連中國記者在內，也欣然地同意了。終於這動亂的波浪平靜下去。（選自哈文森•福爾曼著【北行漫記】，新華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