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史學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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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東學派溯源・自序 】
當民國十七年的冬天，著者曾承上海中國公學史學會的邀請對於中國史學的演化作下述的講演：
吾國史學之發展大抵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自孔子作【春秋】以迄苟悅述【漢紀】，前後凡七百餘年，實爲吾國史學上兩種主要體裁――編年與紀傳――由創造而達於成熟之時代。苟悅而後以迄於北宋末年，其間約千年，吾國史家除繼續發揮編年與紀傳二體外，頗能致力於通史之編纂。然所謂通史乃【史記】式之通史，非吾人今日之通史也，故此期可稱爲舊式通史之發揮時代。南宋之世實吾國學術融會貫通之一大時期。自古以來儒釋道三大宗門之思想至是皆始成系統，而儒家一派獨演化而成所謂浙東之史學以這於現代。故此一期實爲吾國史學形成派別並大有進步之時代。茲請略述三期史學演化之經過。
吾國純粹史籍之留存至今者當以孔子所作之【春秋】爲最古。以事系日，以日系時，實爲中西史籍最初之雛形，而編年一體遂成吾國史籍中開山之形式。孔子之後再過五百年而有司馬遷之【史記】。【史記】一書仿【春秋】而爲本紀，仿【左傳】而爲列傳，此外別創人書以記載天文、地理及其他各種制度。其義例之精與取材之當，實爲古今中外史籍之冠。自司馬遷創紀傳體之歷史而後，不特吾國之所謂正史永奉此體爲正宗，即吾國其他各種史裁如方志、傳記、史表等，亦莫不脫胎於【史記】。司馬遷之得以千古不朽，誠非無固。此後班因仿紀傳體而作【漢書】，苟悅仿【春秋左傳】而作【漢紀】，雖對於司馬遷與孔子所創之紀傳編年兩體略有變通，爲世人所稱道；然就大體而論，究覺因襲之處多而創作之處少。其他作者類皆陳陳相因，別無新見。唯編年與紀傳之二體則已日臻成熟之境矣。此爲吾國史學演化經過之第一期。
自苟悅而後以這北宋之世，吾國史家一面繼續發揮編年與紀傳二體，一面頗能努力於通史之編纂。言其著者則有梁武帝之【通史】，司馬光之【通鑑】，鄭樵之【通志】，以及袁樞之【紀事本末】。凡此諸作之宗旨莫不在於貫通古今。然吾人試一考其內容，則【通史】與【通志】之作意在推翻班因之斷代而恢復【史記】之規模，司馬光之意則大體仿自苟悅，實欲融會紀傳體而反諸編年以規復左氏【春秋】之舊。故今存之【通鑑】與【通志】雖不失爲吾國史學上之名著，然大體仍未能脫【春秋】與【史記】之成規，與現代西洋學者所主張之綜合史相去仍甚遠也。唯此期中有劉知幾之【史通】，及袁樞之【紀事本末】兩書，前者對於吾國自古以來之編年與紀傳兩體下一詳盡周密之批評，隱爲吾國舊式之史學樹一完美圭桌；後者依據【通鑑X別輯成書，因事命篇，首尾完具，其所得結果無意中與現代新史學上所謂主題研究法者不約而同，實爲吾國史籍中最得通意之著作。然就大體言，此第二期史學之演化，仍屬舊式通史之發揮，初無新法之創見也。
吾國學術思想至北宋末造經一番融貫之後，大起變化。儒釋道三家思想至此皆面目爲之一新，各成爲極有條理之派別。釋家思想經儒家之陶冶成爲陸工一派之心學，道家思想經儒家之陶冶成爲朱子一派之道學，而儒家本身則因程頤主張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東之史學。故吾國學術至南宋而後成爲三大宗門，吾國史學亦至南宋而後始獨樹一幟，南宋之世實吾國文化史上最燦爛之時期也。
吾國南宋以前之史家雖亦不一而足，然史學之發展不成系統，具如上述；而且經史文三種學術往往混而不分。或輕史重文，成喧賓奪主之勢；或以經駕史，抱褒貶垂訓之觀。故學者之於史學或視同經學之附庸，或作爲文學之別子。史學本身幾無獨立之地位焉。自南宋以後，浙東史學大興，當時道學家至垢浙學爲知有史遷而不知有孔子，其盛極一時之情形，即此可見。
初辟浙東史學之蠶叢者，實以程頤爲先導。程氏學說本以無委與懷疑爲主，此與史學之根本原理最爲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讀古書，多識前言往行，並實行所知，此實由經入史之樞紐。傳其學者多爲浙東人。故程氏雖非浙人，而浙學實淵源於程氏。浙東人之傳程學者有永嘉之周行己、鄭伯熊，及金華之呂祖謙、陳亮等，實創浙東永嘉、金華兩派之史學，即來嘉所目爲『功利之學』者也。金華一派又由呂祖儉傳入寧波而有王應成胡三省等史家之輩出，金華本支則曾因由史入文，現中衰之象；至明初宋廉王煒、方孝孺諸人出，一時乃爲之復振。唯浙學之初興也蓋由經入史，及其衰也又往往由史人文。故浙東史學自南宋以至明初，即因經史文之轉變而日就衰落。此爲浙東史學發展之第一個時期。
適明代末年，浙東紹興又有劉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陸，』其學說一以慎獨爲宗，實這紹程氏之無妄，遂開浙東文學中興之新局。故劉宗周在吾國史學史上之地位實與程頤同爲由經入史之開山。其門人黃宗羨承其衣缽而加以發揮，遂蔚成清代寧波萬斯同、全祖望及紹興邵廷采、章學誠等之兩大史學系。前者有學術史之創作，後者有新通史之主張，其態度之謹嚴與立論之精當，方之現代西洋新史學家之識解，實足競爽。此爲浙東史學發展之第二個時期。
唯浙東史學第一期之初盛也，其途徑乃由經而更，及其衰也乃由史而文。第二期演化之經過亦復如是。今人之以文學眼光估計全氏之【宋元學案】及章氏之【文史通義】者，不一其人，即其明證。此殆因吾國史籍過於繁重，科學方法又未盛行，速致研究歷史者或陳陳相圖不能有所發明，或避重就輕退而專意於文學。浙東史學之盛極難繼，蓋非偶然矣。
著者在這個演講中發表幾個大膽的主張：第一，就是認定南宋以後，我國的學術思想還是有三個系統，由佛家思想脫胎出來的陸九淵一派心學，由道家思想脫胎出來的朱嘉一派道學，和承繼儒家正宗思想而轉人史學研究的程頤一派。第二，就是認定南宋以後程頤一派的學說流人浙東，演化而成爲所謂前期的浙東史學。
上面這兩個大膽的主張，好像向來沒有人發表過。因爲我國學者好像到如今還是認南宋以來我國的學術思想只有兩大派：就是程朱一派的道學，和陸王一派的心學。他們好像從道學爲儒家學說的冠冕，把道學去包括儒學；至於真正純粹的儒家反被他們降到第二流的地位，在正史上只占了區區的儒林一門，幾乎和尋常的文學家沒有分別。至於程朱兩人的學說，他們更認爲完全是一脈相傳；即使朱氏的學說果然和程氏不同，他們亦認爲這是朱氏的青出於藍，並不是根本上兩人異派。
其次，我國學者好像到如今還沒有認識南宋以來我國歷史上所謂『永嘉學派』或『金華學派』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從前人幾乎把它看做邪說，現代人雖然能夠賞識它，把它的地位提得很高，認爲我國學術史上最有光彩的一派，但是他們好像始終把它認做突起的蒼頭，好像佛經中所謂曇花一樣，來無蹤，去無跡，一現之後，便長逝了。
著者研究之後，卻獨持異議，發表他那大膽的主張。他竟大膽地把南宋以來我國學術思想只有程朱和陸王兩派的說法完全推翻，主張南宋以來我國的學術思想還是上承北宋以前儒道佛三家之舊，演成程朱王的三大派。並且因此竟大膽地把程朱兩人同屬一派的說法根本打倒，把兩人的思想加以分析，表明他們的思想根本不同。著者又大膽地認程氏的學說爲南宋以來儒家思想的正宗，並且認浙東的學派就是程氏學說的主流，而程氏實爲浙東學派的宗主。
以上種種主張都是著者在民國十七年冬日研究宋元學術思想後所得到的愚見。這種愚見是否正確無誤，著者自己不知道。因爲著者後來曾經發表過一篇討論程朱同異的文字，經過多年還不曾得到國內同志的指教。換句話說，著者大膽的主張到如今還沒有人發生過異議。因此著者不但敢發表他的主張，而且近年來研究明末劉宗周的學說以後，似乎覺得自己的主張很富有成立的可能性。
著者所以要研究這一段中國學術史，本有他的動機。當民國十七年時，他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國史學史』。當時他想研究中國史學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較簡單而容易，南宋以來的一段卻就茫無頭緒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東諸家的學說，同時並亦研究程朱陸三家的學說。著者當時看見浙東諸家學說的粹然一出於正，但是竟不能倖免朱高的痛罵，他就大爲驚異了。後來他又看見浙東諸家的學說幾乎全是由程氏方面傳來，他更是驚異了。因此他的研究興趣驟然提高許多，而且更進一步去研究程朱兩人學說的同異。結果就做成前面所說的那篇辨異的文字，同時並在中國公學發表了前面所述的那篇講演。
著者的愚見以爲我們要研究中國史學史必須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要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必須研究浙東學術史；要研究浙東學術史，必須追溯浙東學說的淵源。著者因爲要追溯浙東學術的淵源，發見了一件程氏爲浙東開山始祖的史實。又因爲要追溯浙東學說的淵源不能不旁究同時的朱氏，因此又發見了一件未氏學說和浙東水火的史實，更因此而發見了一個程朱學說根本不同的史實。從此再追溯上去，發見了一件南宋以來我國的學術思想實在是程朱陸三分鼎足的史實。於是再根據西洋史家所謂『歷史繼續性』的原則略略去追溯北宋以前我國儒道釋三家的源流，得到了一個我國自古以來各派學術思想流派的大概。著者現在把他那溯源所得的種種史實，用筆詳述下來，貢獻給國內研究學術史的人做一種可能的參考和討論的根據。
當著者還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曾經把這個問題的各方面提出來和胡適之、胡樸安、王伯祥、周予同、傅緯平。姚名達幾位先生再三討論過，承他們指正了諸多錯誤，著者非常感激他們。周予同和姚名達兩位先生很熱心地供給他許多有價值的材料和旁證，尤其有功於這本小書的完成。不過著者近年來職務很忙，讀書的工夫實在不多。他在本書中所發見的種種史實，雖然不免涓涓自喜，認爲一得之愚，大膽出版；但是究竟這是一得還是一失，他自己實在不敢放心，始終希望國內學者能夠給他一個批評的判斷。
著者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