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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 後周的樞密院長官中，仍以王朝創建期的元從功臣為多。世宗時，鄭仁誨、魏仁浦、王朴、吳廷祚先後擔任樞密使，或太祖舊臣，或世宗故吏。而與此同時，樞密使不再如後漢時直接領兵，權勢有所收斂。世宗去世前，曾經安排宰臣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諸般措置，反映出冀圖軍政權力有所制衡的意向。
樞密院職能的演變，是與它自內廷向外廷機構轉化的過程同步進行的。樞密院轉為外朝中樞機構的格局，自後唐以來即逐漸顯露端倪；後晉時期的反覆，恰恰證明了這一格局在當時已被接受；後周已着手『引中書以分樞權』 ；北宋初期則在經歷了一段曲折之後正式確立了中書與樞密院對持文武二柄的體制。
二
趙宋代周，太祖並不急於調整中書門下領導成員。當然，留用舊朝宰相的情形，五代以來並不少見。在動盪的時局中，這給無奈的人們帶來政策延續方面的某種穩定感，從而亦有利於新政權的立足。
留用舊朝宰相這種作法的背後，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這就是作為總領行政事務的權力機構，中書門下在當時所起作用有限。宰相作為中書門下的首長，實際上是政務領導，既不是帝王的腹心，也不是決策的主導。
據【宋史】卷二四九【范質傳】：
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札子進呈，具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浸多，始廢坐論之禮。
『坐論之禮』之廢，實際上是趨勢發展至此之必然。這裏有助於人們理解當時情勢的關鍵，或許不僅僅在於是否『命坐』、『賜茶』，而更在於『每事輒具札子進呈』。唐代中期以後，隨着三省制向中書門下體制的轉變，中央決策機制逐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現了『宰相決策權的實務化即宰相職權的政務化趨向』 。晚唐五代時期則在體制轉變因素之外更有政治上對於宰相權力的排抑，宰相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王朝禮儀秩序的象徵，能夠『見天子議大政事』的機會與範圍相當有限。這種狀況，直至乾德二年（964）趙普代范質、王溥、魏仁浦任相後才有所變化。
與宋初數年中書門下班子大體未動形成為鮮明對照的，是對樞密院長官次第漸進的調整。周世宗臨終前特地安排『參知樞密院事』的宰相范質、王溥，趙宋開國即不再參知樞密院事。留任的兩位樞密使，魏仁浦兼任，吳廷祚專任；而開國皇帝的親信趙普，首任樞密直學士，繼而踏進密院長官的序列，成為宋代第一位樞密副使。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以『均勞逸』為由，將周世宗以來『掌樞務，有年於茲』的吳廷祚調為藩鎮節度，趙普則升任樞密使。
太祖乾德年間，政權重心發生了明顯的轉移。隨着趙宋政權的初步穩定與制度設施陸續走上正軌，宋初三相（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後周三相』）去職而趙普出任宰相，中書門下擺脫了尷尬與微妙的處境，轉而成為朝廷議政的核心機構。伴隨這一過程同時展開的，是樞密院進進退退、步履蹣跚地擺脫了『內廷』『私人』的性質，逐漸成為與中書對掌文武大政的部門。.
北宋初期樞密院機構性質的過渡，經歷了大約半個世紀的過程。
研究者通常指出，『宋太祖設置樞密院，究其用意，顯然是為了與中書門下對掌軍、民大政，所謂’勢均中書，號為兩府’，以樞密院的長官來分割宰相的掌兵之權。』 『邊事兵機，多用樞密言。』 其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樞密院長官的職責並不限於參議軍事、除授武官及內職，也不限於運籌兵機，而包括着參與種種帷幄之謀。可以說『參謀議，備事變』一直是其主要職能。【文獻通考】卷五八【職官考十二・樞密院】中，馬端臨有段按語說：『祖宗時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他所說『宰相之事』，是指除授、文史等具體事項；事實上，當『祖宗時』，特別是太祖、太宗之時，樞密院的職責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來防範肘腋之變的。這一性質決定着樞密院運作方式的走向，也決定着樞密使人選的確定。
關於這一點，可以自宋初諸位樞密使的除授制書中看出一些跡象。
據【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建隆三年（962）十月辛丑條，任趙普為樞密使之制書中說道：『王者端居九重，馭朽敢忘於大業；躬決萬務，坐籌思得於良臣』；進而勉勵趙普：『爾其佐佑沖人，緝熙庶績，無忝股肱之寄，勉伸帷幄之謀。往其欽哉，服我光寵。』兩年之後，在趙普拜相的制書中，又稱讚他『洎贊樞機之務，屢陳帷幄之謀。』 同日，李崇矩拜樞密使，制書中也要求他『參予帷幄之謀，罄爾彌綸之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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