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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汉学网 三 经学现实主义对曹魏改正朔之议的影响
曹魏的经学，在规模和内容上都无法跟两汉相比。虽然有高堂隆这样的大儒撑起经学的门面，但毕竟从整体上看是学子离散，名家凋零的局面。《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儒宗（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等七人）》序：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盛。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荒疏，无以教弟子。弟子亦本避役，竟无能习学，……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
经学的衰微深刻地影响了诸如改正朔之类的王朝礼典建设。魏明帝议改正朔是在青龙五年，而上文所云太和、青龙年间的儒学状况是博士荒疏、弟子无学，难怪议定服色会出现无所适从的局面。魏明帝曾大力扶植经学，但他的努力始终收效不大[[23]]，高堂隆等学者去世后儒学更衰[[24]]。经学基础如此薄弱，难怪曹魏的正朔、服色只好由明帝两次下诏确定。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经学跟两汉比旨趣的变化，那便是现实主义的增强。汉魏经师对灾异的不同运用堪称这一点的代表。两汉经师好言灾异，大儒董仲舒、魏相、李寻等的对策无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他们很少用它打击异己，为的是改进王朝政治[[25]]，高堂隆在答明帝崇华殿灾原因时保持了这种精神[[26]]。但从总体上看，曹魏士人和经师对灾异的认识和运用已跟两汉不同。《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记齐王时曹爽专政，丁谧、邓r等轻改法度。当时发生日食，下诏群臣问得失。蒋济上疏说：
昔大禹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婴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应天塞变，乃实人事。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
此处“应天塞变，乃实人事”将灾异服务于政争说得很清楚。“比周”暗指曹爽、丁谧、邓r之党，对策灾异已成了含沙射影地攻击政敌的武器。大儒王肃对待灾异亦是此种态度。正始元年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r。“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27]]其后果有东关之败。占验政事在西汉刘向时就蔚然成风，《汉书・五行志》尽是这方面内容。王肃政治上亲司马氏，自然反对何晏、邓r。又嘉平六年“白气经天”，司马师问王肃原因，王肃答道：“此蚩尤之旗也，东南安有乱乎？”后果然毋丘俭、文钦反。司马师问王肃“安国宁主”之术，王肃乘机建议安抚淮南将士在内州的妻子以争取人心，没有象汉儒那样大谈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而是很现实地着眼于具体政务，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王肃运用灾异打击异己是他政治上现实主义的反映，他的学术同样也是现实主义的。王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郎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28]]虽然他不好郑玄说可能确实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但相比郑玄以谶纬为框架罗织各经体系，王肃的的经学更多地反映出经学托古讽今、寄寓理想的现实精神。《孔子家语》为王肃所作，皮锡瑞说：“《家人语》、《孔丛子》二书，取郊庙大典礼，两汉所聚讼不决者，尽托于孔子之言，以为定俗，不思汉儒议礼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可依据[[29]]。”王肃经学回避聚讼不绝的汉儒争议，托孔子言阐述自己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表现。王肃经学是郑玄以来的又一大变，其现实主义旨趣堪称经学的重要内容。
经学的现实主义是在汉魏政治和社会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出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儒理想主义中无补于现实的部分被涤除是经学随着政治形势变化的必然。王肃在在黄初年间诸儒争议改正朔、高堂隆遍引群经上书时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是其学术和政治上现实主义的表现。从王肃反对改正朔这一细节可以看出经学“经世致用”精神顺应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着，并不完全是他个人对郑玄经学不喜好的因素在起作用。虽然王肃的不改之说没有被魏明帝采纳，但到了晋代，通晓儒学、身为王肃外孙的晋武帝宣布沿用曹魏正朔服色[[30]]，不能不说是经学现实主义的继续胜利。
四 小结
以上从经学演进背景对曹魏改正朔、定服色作了考察，从中可以看出两汉经学理想主义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影响的削弱。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学术角度看，这都是一种进步。从政治角度看，经学中灾异、气运之说退居装点朝堂门面的领域，对现实政务不再干扰；从学术角度看，王肃改郑玄之经学虽然进一步使混乱了东汉以来本就混乱的师法，但大大增加了经学的现实精神，使之更好地为理性精神日益增加的现实政治服务，而原先传自汉儒的理想主义宇宙观则留在为王朝确定表徵的领域继续起作用，这是经学与政治更妥帖、更精致地结合。曹魏改正朔、易服色的过程和细节就是这种结合的具体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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