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凤凰网 然而，若过度任法，也不符合经义。因为照经义来看，法律只是辅助德治的手段，德治才是真正的治化之本。孔子就曾将德治与法治进行比较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汉儒对此亦深谙其义。如董仲舒就曾特别强调其德主刑辅的理论，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阳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所以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都一再反驳桑弘羊:
法令者，治恶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风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盐铁论・论灾》）
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乱扑焦，而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盐铁论・刑德》）
圣王之治世也，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盐铁论・遵道》）
梁统也专门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主张“严刑”，而是希望能遵循“旧典”。班固在论述刑罚的同时也明确提出:“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汉书・刑法志・序》）至于王符，更强调指出:“法令刑罚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尔，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潜夫论・本训》）可见，汉儒是一致主张德治为治化之本，刑罚乃德化之辅的。这就决定了在宽猛之间许多统治者对“宽”都更为重视。如元帝，史载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汉书・元帝纪》）；黄霸任颖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汉书・循吏传・黄霸》）；于定国任廷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谨慎之心”（《汉书・于定国传》）；魏霸“为钜鹿太守，以简朴宽恕为政”（《后汉书・魏霸传》）；张湛“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后汉书・张湛传》）；刘矩“迁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后汉书・循吏传・刘矩》）；刘宽“典历三郡，温仁多恕”（《后汉书・刘宽传》）；等等。毫无疑问，这就是汉王朝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
二、“礼法结合”的立法精神
关于法律的制定和修订问题，汉承秦制，西汉前期的立法主要是依据法家思想。虽然在西汉前期统治者尊崇黄老学说，已经提出刑德并用的主张，认为“先德后刑以养生”，“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无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马王堆帛书・十大经》）。但是在具体措施上，当时除了废除秦的一些酷刑，基本上还是继承了秦制。如《汉书・刑法志》云:“相国萧何h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而西汉中期以后，情况则明显改变。随着经学对于法律的介入，所谓“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思想便逐渐成为汉王朝的立法依据。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关于强化皇权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这一方面，由于能否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将直接关系着封建国家的统治和安危，因而礼法结合的精神曾得到极为充分的体现。例如，董仲舒根据《春秋公羊传》提出:
《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君亲无将，将而诛。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废置君命。（《春秋繁露・王道》）
三、“《春秋》决狱”――引礼入法的具体操作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法律的具体运用上，统治者还把经学的有关原则直接等同于律令，采取“引经决狱”的形式。所谓“引经决狱”，就是以经义来作为分析案情和认定犯罪的根据，用经义来解释和运用法律。这可以说是汉代引礼入法在诉讼、审判和司法解释上的具体操作。由于汉代“引经决狱”主要是引用《春秋公羊传》的原则，因而这种决狱形式又被称为“《春秋》决狱”。
汉代的“《春秋》决狱”发端于武帝时期。《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吕步舒“执节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武帝）皆以为是”，可视为它的第一个案例。以后，在汉王朝的大力提倡下，这种决狱形式被广泛运用于法律实践之中。诸如:
《汉书・张汤传》:“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
《后汉书・应劭传》:“故胶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后汉书・陈宠传》:“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鲍）昱撰《词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
《后汉书・何敞传》:何敞“迁汝南太守。……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
《后汉书・应劭传》:应劭“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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