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的大帝國如何由盛到衰？(3)

  來源: 鳳凰網

經濟
正史的一段著名文字帶着自豪的口氣敘述了武帝登基前夕帝國富強的情景。②除了象旱澇等自然災害外，帝國約在70年中竟不尋常地沒有遭受重大的動亂。人民有充足的糧食供應，城鄉的倉廩充實。國庫中錢幣和糧食多得無法知道數量；串錢的緡斷散，糧倉的糧食溢出，在風雨中任其霉爛。從全國的大批馬匹中又一次看到了繁榮富強的跡象；農村享用優質的糧食和肉類。在這種豐饒穩定的總形勢下，促使犯罪的因素很少。
歷史學家可能有意地誇大了景帝末年國家的形勢，以之作為批判其繼承者奢侈浪費的一種手段；因為武帝的政治家們的擴張主義政策和征戰造成了巨大的開銷和前幾十年積累的物資的消耗。為了支付這些擴張主義的費用，武帝的大臣實行了一系列又以時新派思想為基礎的積極的措施，這些措施旨在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
從公元前119年起，對市場的交易、車輛和財產開徵新稅，以補充從產品徵收的實物稅和人口稅（徵收貨幣）的不足。同時，對未成年者（13歲至14歲）的人口稅稅率從20錢提高至23錢，而成年人120錢的標準稅率保持不變。③經過王朝初期一系列的試驗後，一種重五銖（3.2克）的新銅錢被定為法定貨幣。六年後私鑄被禁止，也許禁令很有效；國家完全控制了鑄造新銅錢的資源，這種銅錢在唐朝以前一直是中國的正式貨幣。①約從120年起，政府採取措施，把當時仍由私人經營的採礦收歸國家直接單獨控制。結果，在產區設48名專使，以監督鐵製品的製造和分配；另外34名專使管理鹽的生產和銷售，而不管是海鹽還是內地的深井鹽。②
這些專使向大農令（後稱大司農）負責；他們還奉命對製成品徵稅，以增加歲入。稍後（公元前98年），政府實施國家專賣以控制酒類生產；為了緩和局部的或暫時的短缺和防止投機倒把，它還設置官署來穩定物價（公元前115年）和協調運輸（公元前110年）。經常使用工匠和徵募的勞工，用水壩截水和疏浚的辦法控制河道。自公元前132年以來，黃河堤岸經常是引起驚慌的原因，主要的大決口最後到公元前109年才合龍，當時武帝親自監督工程的最後幾個階段，加蓋御璽予以批准。③任命了專使去監管遙遠的中亞新發展的農業定居地。④在政府的命令下，多達10個大商隊（有時商隊人數多達數百人），每年從長安出發，與西域諸國進行貿易。⑤
自王朝伊始，主要的財政責任由中央政府的兩個機構――大司農和少府――承擔。可以預料，新的經濟控制需要一套更為複雜的行政；公元前115年，第三個主要官署――水衡都尉――為此目的而設立。新機構與其他兩個機構共同負責徵收和分配歲入；從公元前113年起，它還負責在新建的國家鑄幣廠鑄幣。①
這些政策是時新派政治家倡議的，但受到他們的改造派政敵一定程度的批評。雙方在一個原則上是一致的，即必須把重點首先放在鼓勵農業這一本業上，而商和工則是末業。但雙方對實現這些目的的方式有分歧。
時新派政治家們主張通過自由經營去鼓勵農業；他們同意大莊園的發展是一種必然的結果；由於地產愈大，向國家繳納的稅愈多，所以他們準備利用發展莊園的結果來改善國家的財政。但是，他們主張對其他類型的生產――如礦業――實行國家控制制度，準備直接使用徵募的勞工從事這類勞動並從產品中獲取利潤；此外，他們不希望讓私人工商業巨頭分潤這類財源。他們認為，應把貿易作為分配中國產品的輔助手段來加以控制；因此他們準備設置官員以監督國內市場的交易，同時建立國營商隊攜帶絲織品前往國外。
由於大地產會引起貧富懸殊，改造派反對它的發展；最後，他們決心採用控制占地規模的措施。他們主張礦業最好由私營的礦主經營而不受國家的干涉。他們認為，以本國出產的絲綢換取象玉器和其他小擺設那樣的外國奢侈品，對中國人民沒有什麼好處，因為這些東西只適用於裝飾帝王的宮殿。改造派也設法阻止商人積累巨額財產，但其理由與時新派提出的不同；他們希望阻止富商對農民的經濟壓迫。
這些差別可以通過考察那些主張、執行或反對這些措施的中心人物或政治家的個人的言論看出。時新派政策的採納主要是由於桑弘羊（約公元前141―前80年）的影響。在當時所有的人中，他也許最能看出中國整個經濟的問題和潛力。他出身於洛陽一個商人的帳房，在兒童時代，他已因善於心算而享有盛名。我們還聽說在建立鹽鐵專賣制時兩名大司農的助手脫穎而出。這兩人在鹽鐵業放開自由經營時發了財：東郭咸陽為大鹽商，孔僅則為大鐵礦主。政府把新的國家專賣事業委託給這些具有第一手經營經驗的人，實屬精明之舉。兩人都往返於全帝國，組織新的專營機構。孔僅於公元前115至前113年被任命為大司農。①
還有其他的人不相信新方法的優點。沒有人會懷疑卜式的愛國心，他幾次捐款資助皇帝進行戰爭。他因這些捐贈而曾被封爵（公元前120年），他曾是中央政府提名為齊國丞相的幾個候選人之一。公元前111年，卜式被任命擔任帝國的第二個要職――御史大夫；但不到一年，他便被貶謫。他曾經舉出理由批評國家控制的礦業生產，並為他表示的疑慮付出了代價。②董仲舒（約公元前179―約前104年）是因對漢代哲學作出貢獻而更為有名的另一個批評時政的人。他反對時新派政治家的經濟政策是基於道德方面的理由；他認為這些政策會使貧富更為懸殊，使農民的命運惡化。③
外交事務和殖民擴張
武帝朝制訂中國政策的政治家們象注意組織經濟那樣注意外交事務；在這方面也出現了從消極態度轉為積極主動的明顯變化。①這時，帝國已強大得完全能夠發動深入亞洲的遠征；並能重新建立、重新裝備和延長北方的防線；在新進入的領土設郡；向海外派遠征軍；以及在以後稱之為絲綢之路的路線上促進貿易的發展（見地圖16）。
漢朝能在這個時期採取主動行動的原因是不難找到的。為文帝和景帝效勞的時新派政治家們不管多麼希望做到這點，他們不能號召強大的武裝力量，也沒有掌握足以長期支持擴張主義活動的物質資源。但這時帝國已被更有效地組織起來。在朝廷中，願意採取新的冒險行動和為漢帝的冒險下大賭注的先驅者有了地位。外戚自己也參加遠征，他們決心憑藉戰爭中的勇敢和勝利來保證其家族的有利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個擴張和殖民政策與這幾十年為了使中國更加繁榮富強而採取的措施是相輔相成的。
武帝的顧問們不大可能根據長遠的計劃制訂政策；但仍能看得出在30年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鮮明和大規模的戰略。從公元前135至前119年，主要的精力用在對付匈奴的威脅方面。然後是七年重新補充和組織帝國力量的時期；從公元前112年起中國軍隊又主動行動，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朝鮮或沿通往中亞的路線進軍。
從公元前133年起，中國軍隊在李廣、衛青、霍去病和程不識等著名將領的指揮下進攻匈奴。到公元前127年，已有可能在中國領土的西北端設朔方郡和五原郡。但是把匈奴趕出中國邊境的主要功績應歸於衛青和霍去病――很重要的是，他們都和武帝皇后有親戚關係。自從他們在公元前121年和119年取得勝利後，直到公元前103年前再也沒有匈奴侵入中國的記載了。
在此期間，張騫已經完成了探索中亞的史詩般的功業。他兩次啟程前往邊遠的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9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5年。①在進行這些冒險行動時期，他在匈奴度過了幾年囚犯生活；他觀察了印度北部的生活狀況；他注意到在大夏有中國貨；他派代表遠至粟特，甚至安息。由於一次歷史的意外，在大夏消除了希臘的主要影響後，張騫訪問了那些地區；我們完全可以推測，如果他早幾十年來到那裡，並親眼目睹希臘世界的活生生的文明，中國的文化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這些並不是推測：張騫及時地報道了與西北諸國往來的可能性；他暗示了與那些地區通商的潛在價值。他還指出了與象中國那樣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結盟的好處。
由於張騫的建議，漢朝擴張的主要矛頭首先指向西北。秦帝國原來的防線向西延伸，最後以敦煌附近的玉門為終點。建造新城牆（大部分為土質工事）的目的有三。它保衛中國領土，防止突然襲擊；它阻止那些希望逃避法辦或稅役義務的人逃走；它形成了一條有保護的路線，使貨物在有一定安全措施的條件下得到護送。土質工事本身的證據以及戍軍留在廢物坑中的文字記錄證實了漢朝軍隊保持的專業水平，以及他們定期視察、常規信號和例行巡邏、一切行動堅持嚴守時刻的情況。
城牆通過未歸入版圖的地區（後來在那裡設武威郡），直至由酒泉和張掖兩郡（設於公元前104年）組成的孤立的前沿基地。再過去就沒有城牆的保護；商隊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北邊緣的絲綢之路前進，那裡由居住在綠洲的許多小部落或國家控制。對中國人來說，爭取這些民族的友誼和促使它們疏遠匈奴是至關重要的；否則漢族的遊子和商隊就將受到襲擾而無能為力，或者在需要時得不到水和住地。
因此，中國人決心承認這些小國領袖的獨立，以換取他們容許中國人的商業活動。於是，很快出現了與當地的王和王室的一整套複雜的關係。派往長安的絲綢之路諸國的異族人質能夠分享中國文明的安樂；與此相反，下嫁給亞洲地方首領的公主則要在未經教化的夷狄中間過艱苦的生活。這樣的交換並不是總能使雙方和睦相處。有幾次，中國人的慎重的外交安排讓位於暴力，漢政府不得已而派遠征軍深入中亞，以維持它在那裡的存在。①
留存的文物證明，中國的絲綢在這些路線上頻繁地運送。②中國的絲綢最後可能抵達地中海地區的目的地，雖然中華帝國和羅馬帝國之間沒有直接的來往。經過了幾十年，絲綢的出口形成了一個貿易體系的一部分，其中除中國外還有五方參加，但它們卻不知道它們夥伴的活動和目的。這幾方來自羅馬、中亞、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非洲（或中東）。中亞的非漢族趕牲畜人充當了中國貨物的運輸人或嚮導，中國從中亞取得馬匹和璞玉，可能還有羊毛。最後，絲綢運到羅馬，在那裡成了元老院議員和其他貴族的夫人的裝飾品。羅馬還輸入印度尼西亞的香料和印度的胡椒；羅馬則為這些貨物支付鐵製品、玻璃或金銀塊，這些東西的遺物現在已在東亞和東南亞發現。在貿易路線西端，貨物的運輸、管理和儲存由非洲（那裡也是某些香料的產地）和中亞的精明的經營者負責。
中國的軍人、官員、外交使節和殖民者向外活動達到了空前的距離，這樣做，鼓勵來自漢政府。但在遙遠地區設立象敦煌那樣的新郡常常表示中國人準備擴張而不是建立鞏固而有效的中國行政。的確，快到武帝末年時，已明顯地出現了中國人過度使用力量的跡象。皇帝的內兄李廣利於公元前104年率大軍出發，想把中國人的意願強加給大宛（費爾干納）王；他不光彩地被迫退回敦煌，只是在第二次遭受了慘重的傷亡以後他才完成了使命。快到武帝朝結束時，桑弘羊原想通過在龜茲之東的輪台（布古爾）設定居地，設法鞏固中國西面的地位，但他的建議未被採納，原因是費用太大和過於冒險。公元前99年，李陵在深入異域時經過英勇奮戰後戰敗；公元前90年，李廣利也被匈奴所敗，象李陵那樣被迫向其宿敵投降。①
同時，中國人也不是不顧在其他地區進行擴張的可能性。正象張騫向西北開拓那樣，莊助在向南方的推進中起了帶頭作用。在南方，漢朝軍隊面臨着他們不習慣的多山、多林或沼澤的地形及滋生瘴氣的氣候。但南方沒有象匈奴那樣強大的對手。經過了比西北為期更短和更局部化的戰役後，漢朝官員擴大了他們的勢力範圍，並設立新郡，爭取地方領袖的效忠或給他們一定程度的獨立。
武帝時期向西南和東南作了相當大的擴展，同時鞏固了漢朝在南方和朝鮮的權力。②從公元前135年起，已知取道柯江從西南運送貨物至南越的貿易十分興旺，約10年後，張騫報道他在大夏看到了從蜀運去的中國貨。政府希望，通過贏得西南少數幾個主要部落領袖的善意，漢朝政府就可以相當完全地在那裡出現，同時能從那裡的物質資源（包括幾種貴金屬）中獲益。當注意力集中在解決北方的匈奴問題時，在南方的推進停了幾年。但到公元前111年，通過設立柯和越`（雲南和四川）兩個新郡，漢朝勢力已經擴大。益州郡隨之在公元前108年建立，並且朝廷通過冊封王的稱號，爭取地方領袖的好感。同時，南越不忠的威脅和爆發的叛亂促使政府派出遠征軍，遠征軍成功地恢復了漢朝在南方的威信。結果，成立了九個新郡，其中兩個在海南島。
在東面（福建），中央政府不同程度地與分別建於公元前202年和前192年的閩越和東甌兩個獨立國建立了關係。雖然有時率領水師的武帝將領成功地阻止它們對漢領土施加任何有敵意的壓力，但那裡被認為不宜定居，土著居民也桀驁不馴，不肯承認地方的行政單位。總之，有人懷疑設郡在多大程度上一定表示對邊緣區的控制。
在朝鮮，公元前128至前127年設蒼海郡的企圖未實現，但在20年後進行了一次更為成功的冒險行動。公元前108年，朝鮮的一些地方領袖向漢軍投降，於是在半島上設立了四個郡（見地圖8）。
後來在中國的政策已從擴張轉向收縮的時代生活的批評家們敏銳地指出，這些冒險行動極為勞民傷財。作為收穫，到公元前104年，約有20個新郡被列為帝國的行政單位。①在15年內，中國北方幾乎根本沒有受到侵襲；中國的權威已在西北顯示出來；在以後幾十年中，匈奴在公開與中國對抗時將猶豫不定。除了以絲綢換取馬匹和玉器外，中國已學會種植和利用新的作物和果品，如苜蓿（三葉草）、石榴和葡萄樹。在長安城，漢帝舉辦宴會、展覽和其他形式的娛樂活動，使來訪者深感漢帝國的富強，其中有些外國人（如匈奴的金日悖┍凰搗為漢帝國效勞，甚至升任最高的文官；其他許多人因被封為帝國的侯而為漢朝效忠。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