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文字学” （中国汉字学）是在汉字和汉文教学中产生和发展的，是服务于“汉字和汉文教学”的；西方“语言学”不是一门“普遍、通用”的学说，引进“西方语言学”给中国的汉字和汉文教学以及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关键字：要用 中国文字学 不要用 西方语言学 一、为什么要用“中国文字学”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1、中国文字学是在汉字和汉文教学中产生和发展的。 自中国人创造出汉字，中国就有了汉字和汉文教学。汉代“独尊儒术”，汉文教学要教儒家经典。最初教的儒家经典是用隶书写的，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的儒家经典大多焚毁了，后来人们在孔子故里发现了用小篆书写的的儒家经典，但小篆和隶书在字形上区别较大，为了使人们读懂用小篆书写的儒家经典，许慎对小篆字形进行了长期研究，于公元121年写就《说文解字》，总结了汉字造字法，提出了“六书说”，创建了中国汉字学。《说文解字》的问世促进了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教学，对传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字学是由“读经”产生的，是服务于阅读汉文经典的，长期以来，中国文字学被称为“小学”，“小学”与“经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清代是“小学”发展的高峰，因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1]为了适应汉字和汉文教学的需要，清代“小学”细分出字形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字形学是研究六书；音韵学不是研究语音，而是研究字形和语音的联系，是根据语音的变化，为汉字注音而编写和修订韵书，这为写诗、填词提供了方便；训诂学是为注释典籍而研究文章中的字义。中国汉文教学的传统是先“识字”后“读书”，先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后教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以及诗、词、歌、赋，是只教经典古文，不教白话文，但学生却获得了读写“文言”和“白话”两种能力，是一举两得。也就是说，经过长期的汉文教学实践，中国人已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已找到了使人快速获得全面的和高水准的汉文读写能力的捷径。因此，了解汉字和汉文教学规律的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不同的文字是由不同的民族创造的，西方人了解西方文字的教学规律，但不了解我们中国的，道理很简单，再高明的西餐厨师怎么会包饺子呢？中国人用中国汉字学来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是理所当然的。 2、中国文字学的文字观和语言观是正确的。中国文字学只研究文字，不研究语言。为什么许慎不研究语言呢？因为人的语言能力是在语言环境中自然生成的，听说语言的能力不用教，孩子自然会说话，但人光会说话，不具有读写文章的能力，是文盲，文盲干不了大事，而国家需要读书人，所以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研究汉字和汉文教学。可见，中国古人不仅区分“语言”和“文字”，还区分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各国都有文盲，文盲现象说明人获得听说语言的能力和读写文字的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中国古人区分“语言”和“文字”，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不仅 是正确的，而且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字形的专著。创造文字就是创造字形，没有字形就没有文字，字形是文字的本质，这是世界上一切文字的共性。字形是视觉的，语音是听觉的，语音和字形是有联系的，汉语有多少方言，汉字就有多少读音，因此，字形和语音的联系是不固定的，是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学过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读出语音，也可以听到语言写出文字，这是语言和文字通过人脑进行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现象，如下图：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可见，中国文字学家很早就认识到文字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文字和语言的功能是不同的：听觉的语言一发即逝，而视觉的文字是超越时空，沟通古今的。 3、中国文字学主张汉文教学要教“经典古文”。许慎著《说文解字》是为“读经”而作，认为“本立而道生。”因此，中国传统的汉文教学是只教经典古文，不教白话文，但学生却获得了读写“文言”和“白话”两种能力。曹 雪芹、鲁迅都只学经典古文，但都成了白话文大师。这是为什么？因为汉文不是汉语，古文 不是古代汉语，见下图：  “汉文”是用汉字写的文章，古文和现代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汉文”是以汉字为基本单位，是“字本位”。古人造字，由独体到合体，由简单到复杂，为了表达更丰富的意义，造的字越来越多，汉字数量到近一万字时，中国古人就不再造字了，而是根据汉字的造字原理，用已有的字造表示意义的两字词和三字词。也就是说，先产生的古文是现代白话文的基础和源头，没有古文的“以己之矛，克己之盾”（《韩非子》），是不会有白话文的“矛盾”一词的。“老师”的“师”就是“三人行必有吾师焉”的“师”，“朋友”的“朋”就是“有朋自远方来”的“朋”。现代白话文中大量表示现代人文和科技方面的辞汇：数学、物理、化学、经济、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等是先由日本人翻译西文时用汉字造的，而后由梁启超那代留日学人引入我国现代白话文。也就是说，构成现代白话文辞汇中的汉字都是源于古文的，因此，教了古文也就教了现代白话文中的汉字。另外，古文不是古代汉语。中国的音韵学告诉我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2]同一个汉字，先秦有先秦的读音，唐宋有唐宋的读音，今天有今天的读音，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人是用不同的语音朗读古文的，今天我们是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朗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也就是说，学古文不是学古人说话，而是获得阅读古文的能力。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因为语言一发即逝，而视觉的文字可以超越时空，所以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书写文章的视觉符号。古文是记录古人思想的，是可以千古流传的文章典籍。因为教师是教孩子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来朗读古文的，而孩子自然会说话，白话文读出来和说话一致，会说话的孩子在古文中学了汉字后自然就能读写白话文，白话文可以无师自通，所以不用教。也就是说，教古文和读写白话文并不矛盾，反而是教经典古文，既传承了中国文化，又使学生在短期内快速获得了全面和高水准的汉文读写能力。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延续的呢？是靠语言吗？不是，是靠文字。文字是记载和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没有汉字著成的汉文典籍，中国文化是不可能传承和延续至今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传 承至今，就是因为在中国文字学指导下的经典古文教学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 因为中国传统的汉文教学是教经典古文，才使明、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学到了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并把汉文经典翻译成西文介绍到了西方，使西方人知道了孔子和老子。他们还 在西方建立了汉学，使中国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早期的华校都教《四书》《五经》等经典古文，由于早期海外华人教经典古文，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海外华人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了团 结和维系海外华人的精神纽带。 4、中国文字学重视“识字教学”，区分“识字”和“写字”。文字是视觉符号，本质是字形，是靠字形表意的，是靠人眼识别的，因此，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和研究“识字教学”，“三、百、千”就是前人编写的最经典的识字课本。因为字形必须呈现和传递才能被人眼识别，古人也知道汉字用笔书写的不易，但古人并没有选择简化汉字字形。古人知道“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就是因为理解汉字字形的造字法所表示的意义是学习汉文经典之本。为了不改变字形，使汉字可以沟通古今，古人就去寻找快捷的呈现字形的方式。到汉、唐时中国人终于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于是呈现字形出现了用印刷和书写两种方式以及相应的“印刷体”和“手写体”两种字形。大量印刷的书籍已成为汉字的主要载体，人们读书是识印刷体的字形，“楷”是规范的意思，于是用于印刷的楷体和宋体就成了规范字体，而用于手写的行书和草书成了简便字体。中国古代是让人识规范的“印刷体”，可以写简化的“手写体”，两种字体并存。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区分“识字”和“写字”，中国人早已解决了汉字的“识”和“写”问题，早就“识繁写简”了。纸张和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中国在书籍的印刷和文字的教育上很早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不仅今人和古人可以“书同文”，而且讲不同方言的人也可以“书同文”，使汉字成为了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和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 今天电脑、手机、打印机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已有了新的文字传输载体和呈现字形的方式（打字）。今天是研究如何采用新技术手段来进行“汉字和汉文教学”的时候了。 二、为什么不要用“西方语言学”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1、 “西方语言学”不是一门“普遍、通用”的学说。 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只有两种文字体系：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汉字是表意体系。”[3]索绪尔在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4]也就是说，西方现代语言学是不研究汉字的。请问，不研究汉字的学说能说是“普遍、通用”的学说吗？因此，西方语言学与西方的数学、化学、物理学是不同的，它不是一门“普遍、通用”的学说。西方语言学不研究汉字，我们能用一门不研 究汉字的学说来指导我们的“汉字和汉文教学”吗？ 索绪尔为什么不研究汉字呢？他把汉字排除在外，为什么还称自己讲的课程是“普通语言学”呢？这不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吗？法国18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语言的起源》一书中把文字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描述事物的表意文字；第二种是使用传统字元来表示单词和句子的文字；第三种是拉丁字母文字。卢梭认为第一种是落后的文字，拉丁字母文字是先进的文字。[5]根据卢梭的理论，汉字是落后的文字。索绪尔受卢梭的影响，认为把落后的汉字排除在外是理所当然的。西方语言学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文字，我们能用这样的学 说来指导我们的“汉字和汉文教学”吗？ 2、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和语言观受到了质疑。 西方语言学认为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而实际上，语音中不存在孤立的音素。因为人们听到和说出的是一串流动的语音，语言是用语流表示意义的，而语流和水流一样都是不能切分的，所谓的音素是西方人从语音中分析出来的。西方人认为能分析出音素，语音就是由音素合成的，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我们都知道，人脸可以分析出眼睛、鼻子、嘴，能说人脸是合成的吗？当然不能，因为人脸是长成的，眼睛、鼻子、嘴不是孤立存在的，是长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因为语流中不存在孤立的音素，而文章中看到的拉丁字母是独立存在的可视的图形，文字中字母之间是有间隔的，可见，拉丁字母表示的并不是音素，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表示的也不是真正的语音——语流，所以字母不是音素的符号，拉丁字母文字也不是表音文字，拉丁字母文字也不是语言的符号。西方人分析的是无形的语音，但创造出的却是有形的文字，只不过是和汉字不同的文字。其实，索绪尔已发现了拉丁字母文字不表现语音的现象，他发现法文oiseau一词中“没有一个音是用固有的符号表示的，这可连那语言的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了。”[6]他也发现“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 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7]遗憾的是索绪尔最终没有认识到一切 文字都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 其实，拉丁字母文字的本质也是字形。拉丁字母A B C D 也有可视的形体，由字母拼成 的字 book 也有字形，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有字形，都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这是文字的共 性。 “字母”这一概念是由中国人提出的，中国文字学家郑樵在《通典·六书略》中指出“许氏作《说文》定五百四十部为字之母。”是中国人把英文letter一词译作了字母。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有字母，拉丁字母是 A B C D等，汉字字母是“日”“月”“口”“木”等部首，文字的字形都是由少量字母拼合的，文字的个性是字母的形状和拼合方式不同。汉字与拉丁字母文字都是文字，只是创造方式不同。 因为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8]也就是说，索绪尔主张语言学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现语言，所以他把拉丁字母文字也称为语言，索绪尔是不区分“语言”和“文字”的，是不区分“英语”和“英文”的。因为字母合成词汇，辞汇合成句子，因此，西方语言学认为语言也是合成的，文法（grammar）就是语法。根据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合成论”语言观。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采用合成法，用字母教音素，再用字母的拼合教音节和辞汇，最后讲解以词造句的文法规则，用英文来教英语。结果，学生能读写英文，但不会听说英语， 成了“哑巴英文”。 “哑巴英文”的现象证明“合成论”的语言观是错误的。文字不是语言的符号，英文不是英语。其实，儿童听说语言的能力是自然生成的，他们在语言环境中听不到孤立的音素，听到的是语流，不是先学音素而后合成语流的，而是整体模仿大人的语流学会说话的。可见，“合成论”的语言观是错误的，“生成论”的语言观才是正确的。当今教师遵循儿童获得母语的规律来进行英语教学才使学生获得了听说英语的能力。索绪尔承认“由于不能直接掌握语言的具体实体或单位，我们将以文字的词为材料进行研究。”[9]也就是说，索绪尔并没有划分出语言的单位，他并没有真正研究口说的语言，而是把西方拉丁字母文字的文字单位当作语言单位了。而今西方人观察和研究儿童是如何自然获得语言能力的，这才是真正研究语言了。 法国著名哲学家德理达出版了《论文字学》[10]，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罗伊·哈里斯出版了 《反思文字》[11]，不少西方学者也对“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提出了质疑。 3、 “西方语言学”给“汉字和汉文教学”造成了极大危害。 （1）西方语言学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基础。 清末，中国被西方列强入侵瓜分是因清政府腐败无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的，但上个世纪初不少中国人却错误地认为是因中国文化落后造成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丧失自信，产生自卑，于是提出打倒孔家店。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靠学经典古文传承的，所以他们掀起了一场以尊“白话”废“文言”为宗旨的白话文运动。令白话文运动发起人胡适没有想到的是白话文运动很快取得了成功，因为学过古文的文人都会写白话文。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原因，除了有文化自卑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末西学东渐后中国引进了西方语言学。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于是中国语言学家也认为“古文是古代汉语”，[12]现代白话文是现代汉语。古文既然是古人说的话，古人已经死了，那古文也就死了，因此，应废除古文，要“我笔写我口”，怎么说话就怎么写文章，像西方一样使用“言文一致”的白话文或叫语体文。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大陆小学主要是教白话文，多年没教经典古文了，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 （2）西方语言学是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 清末民初，中国文盲多，原因是国家经济落后，没有普及基础教育，是孩子没有上学的机会，但当时不少人却错误地认为是汉字难学造成的，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于是他们主张废除汉字，进行文字改革。1954年中国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核心成员都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社科院语言所所长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认为：“新的拼音文字方案必须在语音学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设计，才会是科学的，完善的文字。”[13]1958年中国语言学家根据普通话用拉丁字母设计出了取代汉字的《中文拼音方案》，但使用拉丁字母文字 一定要会说普通话，因语言不统一，暂不能用拉丁字母文字取代汉字，只能先简化汉字，于 是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推广普通话、推行《中文拼音方案》、简化汉字。 为什么中国语言学家要用拉丁字母文字取代汉字呢？ 因为西方语言学是通过拉丁字母文字研究和描写语言。西方语言学认为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字母是音素的符号，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拉丁字母文字表现语言，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表音文字是先进的文字，表意文字是落后的文字。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吕叔湘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14]徐通锵认为 “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示‘意’的。”[15]如下图：  因为汉字不是音素的符号，不是表音文字，所以中国语言学家必然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文字，必然要通过分析汉语语音创造拉丁字母文字以取代汉字，否则，他们是无法研究和描写汉语的。 为什么中国语言学家要简化汉字呢？ 因为中国语言学家认为文字的本质是读音，而不是字形，没有把文字看作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而看作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了，所以他们认为“繁体字的存在，引起书写困难，应该废除，而让笔划较简的字成为规范化的字。”[16]其实，文字是视觉符号，本质是字形，汉字字形醒目，识认并不难。因为中国语言学家认为文字是“书写”工具，所以他们不重视识字，而重视写字，他们没有认识到呈现字形不是只有“书写”一种方式。中国语言学家没有认识到文字作为“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工具，其在汉文典籍中规范的印刷体比个人的手写体要重要得多。由于中国语言学家为了追求“书写”简便而把笔划少的字作为了规范汉字。简化字改变了汉字字形，破坏了字形的理据性，增加了学习经典古文的难度，因为大量古籍和古建筑上的匾额、楹联以及名家书法和碑文石刻都是繁体字。推行简化字的结果，降低了汉字可以突破时空，沟通古今的功能。极大地削弱了很多中国人识认汉字的能力，今天大陆的中国人不和古人“书同文”了，而且海峡两岸以及全球华人也不“书 同文”了，国家统一又多了一道人为设置的障碍。 为什么中国有不少知名的“中国文字学家”也主张简化汉字呢？因为虽然他们也研究中国文字学，也研究《说文解字》，但他们却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 （3）西方语言学给“对外汉字和汉文教学”造成了危害。 为什么我的大学叫“北京语言大学”，没有“文字”？为什么只提“对外汉语教学”，不提“汉字教学”？明明是教“白话文”，为什么叫“基础汉语课本”？为什么我们不教“经典古文”，只教“现代白话文”？因为北京语言大学是根据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建立的，我们的教材是根据西方语言学的理论编写的。实际上，中国语言学家在使用要取代汉字的拉丁字母文字《中文拼音方案》教汉语。因为西方语言学认为西方拉丁字母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是表现语言的，所以中国语言学家也不区分“语言”和“文字”，认为汉字是汉语的符号，在教学上就采用“语文一体”的教学模式。如下图：  前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听到孔子学院教师反应我们的教材和教法有问题，于是她到北京语言大学呼吁“破解‘汉语难学’的瓶颈问题”[17]，但许琳不知道，问题出在教学中，但根子在理论上。这是用西方语言学指导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教学必然出现的结果。2007年我出版了反思西方语言学的专著《文字论》，随后在《汉字文化》上发表了《如何破解所谓的“汉语难学”的瓶颈》，在厦门大学的刊物《海外华文教学》上发表了《怎么教外国人听说“普通话”和读写“汉文”》。我2012年来菲律宾讲学后受邀在台湾师大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语文分开”的教学理念——兼论视觉符号的文字观和生成论的语言观》 。 我认为文字不是语言的符号，而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人的语言能力不是合成的，而是在语言环境中整体生成的，“语文分开”的教学理念主张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文盲的现象证明人获得“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应把教“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分开，分别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来教人的两种不同的能力。因为汉字不是汉语的符号，所以“汉文”不是“普通话”，也就是说，我们是教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听 说“普通话”和读写“汉文”，如下图： 因为人听说“母语”的能力不是合成的，而是在语言环境中整体生成的，所以我们应根据“生成论”的语言观来指导“第二语言教学”。因为人读写“母文”的能力是通过教学获得的，所以我们应根据“母文”的教学规律来指导“第二文字教学”。 我们中国人最了解汉字和汉文的教学规律，中国文字学就是在汉字和汉文教学中产生和发展的，我们要用中国文字学来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 结语2017 年 9 月人民日报社主编的《人民论坛》发表专栏文章《文化自信的根基是中国的文字自信》，2018年9月26日中国教育部发布《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我认为这都 是对的，我表示坚决支持，但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只提“文字自信” ，只提“读经” ，而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中国文字研究所”呢？难道还要用“西方语言学”来指导我们实施 “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吗?国家要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是需要大量掌握中国文字学的教师的，既然我们用西方语言学建立了“北京语言大学”，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中国文字学建 立一所“中国文字大学”呢？
参考文献： [1] 陈第（1541—1617） ：古代音韵学家，被称为中国研究古音的第一人。 [2] 同上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5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5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 Roy Harris, R e t h i n k i n g W r i t i n g ,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5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5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4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15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 Derrida,J. D e l a G r a m m a t o l o g i e ,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1967. [11] Roy Harris, R e t h i n k i n g W r i t i n g ,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12] 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64 年 [13]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5 页，商务印书馆，1981 [14] 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 《文字改革》，1964 第 1 期 [15]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16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6]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217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年 [17] 许琳《破解‘汉语难学’的瓶颈问题》，北京语言大学学报，2009 年 4 月 8 日 TouseChinesephilologytoinstructtheteachingofChinesecharactersandarticles ZhangPengpeng Abstract:ChinesephilologycameintobeinganddevelopedintheteachingofChinesecharacters andChinesearticlesthatitserves.Westernlinguistics isnotauniversaldoctrine.Theintroduction ofwesternlinguisticshasdoneharmtoChinesecharacters,teachingofChinesearticlesand culturalandeducationalevents. Keywords:TouseChinesephilology Don’tuseWesternlinguistics 作者简介：张朋朋，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在国外多所大学任教。著作：《文字论》《怎么教外国人“普通话”和“中文”》《口语速成》《集中识字》《常用汉字部首》《部首三字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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