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后正统论》曰:“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则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然顾嫌者乃一时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贤者之虑事,当先于众人,而预忧于后世。苟以夷狄之主而进之于中国,则无厌之虏,何以惩畏,安知其不复为中国害乎?如是则生民之祸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则当何为?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统之法书其国号,而名其君;于制诏号令变更之法,稍易其文;崩殂薨卒之称,递降之;继世改元之礼,如无统,一传以后,分注之。凡所当书者,皆不得与中国之正统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惩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义之严,正统之不可以非类得,以消弭其侥觊之心,则亦庶乎圣人之意耳。”
方孝孺像
方孝孺像 反对以蒙元为正统,说如以夷狄入主则进之为中国,则夷虏何所惩畏而不再次侵入华夏?元清为中国说就是汉奸之说,助长异族之侵略,培养投夷之汉奸,夷狄成功侵略中国入主中国则许为中国,异族之横者孰不欲占有中国?而汉奸亦不以为愧矣,助夷者非汉奸,而为开国功臣,成中国统一之英雄也。历史观不正,则价值观亦不正矣。 明代大儒陈白沙咏南宋崖山海战诗曰:“天王舟揖浮南海,大将旌旗仆北风。乱世英雄终死国,时来胡虏亦成功。身为左衽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人定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鄂王宫。”“千秋崖石角,泛艇一来临。不待祥兴后,神州已陆沉。” 吴宽《崖山大忠祠》曰: 飓母谁怀国事忧,回看夜壑已无舟。 山河满地皆胡马,潮汐常时自海鳅。 空使谶书符四广,不教宗社复东周。 孱兵到此谁非死,名姓纷纷惜未收。 对于崖山,明人多有咏吊,以此战决宋之灭亡而为千古大变,夷狄全面统治中国也。 大学士李东阳诗:崖山大忠祠 宋家行在日南迁,虏骑长驱百万鞭。 潮海有灵翻佑贱,江流非堑枉称天。 庙堂遗恨和戎策,宗社深恩养士年。 千古中华须雪耻,我皇亲为扫腥膻。 明太祖伐元是雪中华之耻 北风吹浪覆龙舟,溺尽江南二百州。 东海未填精卫死,西川无路杜鹃愁。 君臣宠辱三朝共,夷夏兴亡万古仇。 若遣素王生此世,也须重纪宋春秋。 蒙古灭宋,是华夏的万古之仇 国亡不废君臣义,莫道祥兴是靖康。 奔走耻随燕道路,死生惟着宋冠裳。 天南星斗空沦落,水底鱼龙欲奋扬。 此恨到今犹不极,崖山东下海茫茫。 陈大猷诗:崖门吊古 运去中华力不支,一时神器属胡儿。 波涛怒激鼋鼍奋,风雨愁闻鼓角悲。 灵驭九原随鹤化,忠魂千载翊龙飞。 登临何限伤时泪,挥向崖山剔古碑。 感叹中华神器被夷狄窃夺 赵瑶诗:登崖山观奇石 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 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忍心将中华夺给外夷,这是对宋亡的悲叹对汉奸张弘范的讽刺) 李之世诗:崖山吊古 汴杭回首即荒滨,三徙逢崖事竟真。 天地有灵应一涕,风波垂死泣孤臣。 何来赤手堪扶国,即去黄冠亦误身。 还是中华千古地,长风吹雨洗腥尘。 区大相诗:崖门览古诗 遗恨前朝事,吾来问水宾。 乾坤存一族,社稷有三臣。 惨淡勤五志,间关护主身。 至今崖畔石,风雨洗胡尘。 极地南浮日,敷天左衽时。 殒身徒有客,误国每由谁? 百战江山破,三军恸哭辞。 海门霞几片,犹闪旧旌旗! 北伐歼良将,南迁失令图。 人心非去宋,天意乃强胡? 行殿秋烟冷,荒陵夜月孤。 徒衔精卫恨,沧海几时枯? 万里穷何路,双崖壮此门。 吁天惟决战,航海岂图存! 虏骑能追宋,王师实灭元。 聊持一尊酒,波上酹忠魂! 亡国遗墟在,扁舟访古行。 崖无灭宋字,波有撼胡声。 冠履元华夏,乾坤仗圣明。 回思驱逐日,极塞虏尘清。 屈大均诗:吊崖 虎头门外二洋通,想象精灵满海东。 一代衣冠鱼腹里,千秋宫阙蜃楼中。 乾坤开辟无斯变,龙凤驱除亦有功。 万古人伦能再造,高皇神烈自无穷。 以蒙元灭宋,绝华夏一线之延,为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大变,而感龙凤政权驱除鞑虏之功,称明太祖之再造中华。 过冈州崖山吊永福陵(在冈州崖山) 万古遗民此恨长,中华无地作边墙。 可怜一代君臣骨,不在黄沙即白洋。
丘叡《世史正纲》曰:“有华夏纯全之世,汉唐是也。有华夏割据之世,三国是也。有华夷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也,有华夷混乱之世,东晋及五代是也。若夫胡元之入主中国,则又为夷狄纯全之世焉。噫!世道至此,坏乱极矣……窃原天地之理,惟圣贤之意,以严万世夷夏之防……洪武元年春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 这话更清楚分别了各代性质,元是夷狄纯全之世,中国灭亡了,且为其所化,明太祖即位,是恢复中国之统,如果不是明太祖驱逐蒙鞑,中国还是中国吗? 丘叡《大学衍义》曰:“常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见我圣祖之有功于天地为甚大。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国之诸侯也。汉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国之天子也。我圣祖,除去胡元,恢复帝王之境土,重阐中国之彝伦。其功较之二君一臣,大小轻重何如哉?夫自五代之世,石晋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宋靖康之变,女真奄有中原之地,而鞑靼又混华夏。至于我圣祖洪武开国之春,幽燕沦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变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复归中国,治教于是乎大明,彝伦于是乎复古。臣恒谓天地开辟以来,夷狄乱华之祸,莫甚于胡元。盖中国全为胡有者几百年,我圣祖始复而有之。内外疆域,截然有定限。华夷之伦类,秩然有定所,百有余年矣。”(说得很明显,蒙鞑灭中国,明太祖光复中国土地)“晋,五胡乱华,刘渊其始也。…… 以夷之性,因华之俗,用戎狄之猛鸷,假中国之位号,而华人之不逞者,又为之指示弥缝,所以其毒远甚,其祸尤惨。观诸渊、聪,可鉴也已。自是以后,夷狄之祸,比汉魏以前为甚。滥觞于元魏,洋溢于辽、金,滔天于蒙古极矣。不有圣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于尽有夷而无华哉?盖天地开辟以来一大祸也。我圣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承其后者,当思履霜坚冰之戒,析其萌而谨其防,毋使其朕兆微形,芽蘖微生,则千万世中国生灵之幸也。” 丘叡《献言图报疏略》曰:“我圣祖驱夷狄而出之化外,收还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国,重阐彝伦,再立世界,自天地开辟以来,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称明太祖驱逐鞑虏。收复中国,为自古未有之功。 明太祖尊元,祭祀元之君臣,非太祖之本心也,欲以承其土地,怀柔蒙人,政治之利用耳,心实疾元,于上面诏书可见。至于嘉靖,则更公开撤除蒙元君主的牌位!是明朝官方正式否认蒙元的正统。
姚涞像
姚涞像 翰林修撰姚涞上疏曰:“夫华夷大分也,臣请为陛下陈之,中国之与夷狄,其防至严也,是故内中国而外夷狄,岂非以其荐食上国,糜灭人类,有甚于乱贼之当诛者欤!自有典籍以来,犬戎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讨,此中国之大仇耻也。刘石诸胡囚执晋怀愍,盗据神州,而晋人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仇耻也。完颜吴乞买入汴,而虏徽钦,奄有天下之半,宋人窜于江南而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仇耻也。此数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愤者也,然犹未全盗我中国也。蒙鞑继兴,有所谓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石,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伦,变我礼乐,而万古帝王之中国,始尽胥而为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既归款矣,而使为僧尼于吐蕃。诸帝后之陵寝,既丘墟矣,而发其遗骸以杂诸牛马之骨。夷德之无礼,一至于此。其为中国之大仇耻,岂直如前代而已乎!我太祖高皇帝,声罪而迅扫之,廓中国之妖氛,雪中国之仇耻,天地始复有定位,君臣始复有定分,首足始复有定形,读斯文而知圣祖之功德真远驾唐虞也!而古帝王之遗黎,始得复归于人类,不然,则生民之类,泯灭久矣。故读史而至宋之将亡,未尝不为中国痛,至元之将灭,未尝不为中国快也。迹其封豕长蛇之毒,其身得免于圣祖之诛讨,亦巳幸矣,又安可进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圣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乱华之祸惨,故圣祖诛暴之义彰。既以大义驱之,当以大义绝之。臣窃恨当时诸儒臣,此虽深文,亦事实也,怀其平日豢养之私,值我圣祖御极,而不能明大义以佐下风。乃使元主得与帝王并列,以渎我祀典,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圣祖建庙以祀古帝王,崇德报功,不专以一统论也,故隋晋之主无与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谓德,利济群生之谓功。自伏羲以至于汤武,功德并隆者也;自汉高帝以至于宋太祖,功浮于德者也,秩之祀之,夫谁曰不宜。彼元世祖者,于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国何赖焉,而顾跻之帝王之列乎?古语有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且自古圣帝明王,皆未尝一日而忘夷狄也,在唐虞则曰蛮夷猾夏,在夏则曰禹征三苗,在殷则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则曰薄伐𤞤狁,薄伐西戎,防夷之严若此,岂容与此虏并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尤横,汉高帝、唐太宗、宋太祖,此三君者,亦未始与夷狄共事也。而元主以胡虏之雄,与之同堂共豆,使三君有知,必不肯下同于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于此。今之京师,胡元之故都也。此深识体要,尤非书生腐语,一旦庙貌既新,崇构有焕,使燕之遗民故老,复指其位而称之,非所以树风声,垂典则,明大分而严大防也。昔越范蠡灭吴,或祀之三江之上,吴之遗民,至今犹议其非。吴伍员入楚,或祀之江陵,而楚之遗民,相与屏黜其像。以为此吴楚百世之怨故也,则夫为中国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而祀之乎!” 称蒙元灭宋,统治中国是中国的大仇耻,明太祖驱逐蒙元,是雪中国之仇耻,何可祭中华的仇虏?中华之君,怎能与夷狄同堂?蒙古与中国为百世之仇,岂能祭其君?虽然当时未从,继姚涞而起之礼科右给中陈棐更两度上疏,极言当黜祀元世祖以正祀典。其文甚长,择其要曰: 元乘宋之弱而吞噬之,习中国以胡俗,正以胡人浊我寰宇。歝我彝伦。始则以夷猾夏,既而变夏为夷。当是时,吾天地所开之中土,吾万古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区尽沦胥而为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于我中国帝王,实得罪于天地也。若以为功,是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于中国也。若以承统,是统于夷狄,而非得统于帝王也。 我皇上崇正黜邪。于胡佛之害之像之骨屡辟除之。夫佛氏诚宜除之,然犹胡邪之无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强有力干取大器,枭雄狞恶,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顾庙貌而神礼之,彼岂不阴助其党,以梗皇上圣神驱除胡邪之妙用哉! 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决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驱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顾不自小圣祖驱胡之功耶……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则当黜也。 (明白区分中国与胡元) 既当祀胡虏之君,又何以禁胡虏之?既当礼其神,又何以遏其人? (罢祀元世祖,才能)诏谕海内,必有发舒华夏之气,震警旃之心,继议重娄本兵,严责总帅,练兵阅武,招亡行间。倡勇设奇。以为必可胜敌之计。是大义既明,则士气自奋,士气既奋,则兵威自扬,斯可以系不孩之颈,枭台吉之头致之阙下,以祭中国! 分析元世祖不当祭而祭之原因:“不过欲强假元以帝统。谬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顾惜胡元豢养之私恩,而不念中国天地之大义。如宋讷父子世受元恩,故而在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于胡元推崇太过,实昧于正变之统,有紊华夷之防,因而建议磨毁碑中胡元君臣之号。” 此更直称忽必烈之名,数忽必烈以夷猾夏,以夷变夏之罪,骂忽必烈为胡邪之渠魁。 《世宗实录》载:庚子初,礼科右给事中陈棐言元世祖以夷乱华,不宜庙祀。下礼部集廷臣议如棐奏。上曰:“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帝王庙并墓祭俱黜罢。”棐复言帝王庙已撤胡元之祀,而庙在两京者亦宜撤去之。又请改两京庙祀碑文并毁销元君臣神主。下礼部议覆,俱报可。
黄宗羲像
黄宗羲像 可惜还不够,元史未之正,这个黄宗羲、王船山言之。黄宗羲《留书》论及《元史》曰: 夫纪者,犹言乎统云耳。《晋书》变例为载记,同一四夷也。守其疆土者则传之,入乱中国者则纪之?五代之君,其地狭,其祚速,与十国无异也。守其疆土者则世家之,与于篡弑者则帝之,后之盗贼,其孰不欲于篡弑乎? 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今使史成其手,本朝因而不改。德祐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皆书曰“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呜呼!此岂有宋一代之辱乎!而天下恬然不知为怪也。许衡,吴澄无能改虏收母篾丧之俗,靴蓠而立于朝,岂曰能贤?衡之言曰:“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所甚难。”夫三纲五常,中国之道,传自尧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为亡国之俗,虽曰异语,衡独不畏得罪于尧舜乎?澄之言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澄尝举进士于中国,变而为夷,贞者固如是乎?今传衡,澄者,一以为朱子,一以为陆子,后世之出而事虏者曰:“为人者得如许衡,吴澄足矣。”二子者尚然,则是竟不知其不可矣。 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为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必将与之。使天地亟去撑犁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 高皇帝平天下,诏修元史。当时之臣,使有识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顾乃帝之宗之以为一代乎! 难者曰:“若是则本朝不得正其始矣。” 曰:尧舜相传之统,至元而绝,高皇帝驱毡裘之属,还衣裳之旧,是百王之嫡嗣也。犹祖传之父,父传之子,若孙不幸有春申,不韦之事,祖父之不享久矣,子若孙复而嗣之,乃责其不从异姓以接本支乎?此愚儒之论也。 难者又曰:“元之享国也久,其祖父皆尝为之民矣,胡得不帝之乎?” 曰: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殴汉人,汉人勿得还报,蒙古人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彼方以禽兽加之人类之上,何尝以中国之民为民乎?顾中国之人反群焉而奉之。吾闻猎者张机道旁,虎触机矢,贯心死,有僧道男女举群至,号哭曰:“杀我将军!”猎者叱曰:“尔伥无知,生为虎食,死为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于是诸伥奔散不知将军者虎也。则夫史臣之帝元者,何以异于是! 黄宗羲批判明朝史臣尊元为正统,认为若使有识者在,当改撰《宋史》,而把辽、金、元放在《四夷传》! 黄宗羲说元史书法不正:德祐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皆书曰“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 还批判元朝仕元之儒吴澄大言不惭,敢以朱子继承者自居。敢曰贞,华人而为夷用,这就是贞? 黄宗羲: “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为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必将与之。使天地亟去撑犁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 中国与夷狄是内外之辨,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就好比人兽不可相杂,可使人类治禽兽吗?可使禽兽治人类吗?以中国的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为中国,以夷狄治中国,还是中国吗?徐寿辉,韩林儿之反元改元,吾以为春秋大义必将与之,他们是要恢复中国,而这些史臣却骂他们为贼为伪,真是不公道啊,将反元群雄污蔑为贼,难道他们不想想为贼为伪者有甚于蒙古的吗?
王船山像
王船山像 王船山《尚书引义》论曰:“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实论之,非贞观、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为卓绝古今,功轶于三代,拔人禽而昭苏之,名莫有丧焉……鄙哉青田、金华(即刘伯温、宋濂)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弗望其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扬涤除之鸿规,斥犬羊之腥闻,庶几哉?天下之视听清,万世之纲维定,又何至旋踵而陷弱宋之祸哉!天地闭,贤人隐,当利见在田之时,而括囊无誉,亦可伤也。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 船山之意说蒙古不仁,而毒害天下生灵, 亦如纣王而已,而察于天地之义,率天下而为禽兽之域,尤为亘古未有!洪武之治,以实而论,并非不可以企及贞观、建隆,而洪武帝的所为,卓绝古今,他的功劳超越三代,扫除胡虏膻腥,恢复华夏之风。可是宋濂,刘基这些大臣却怀胡虏之私恩,为姑息之仁。犬羊之类乃与羲农并祀!羲农就是伏羲,神农。其更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而夸扬平灭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之勋,而掩没其反元复汉之显功!如果是周公,陆贾,班彪,一定会清算蒙元的罪恶!以夷猾夏,变夏之罪。如此万世之纲常定矣。何至于再次陷于弱宋之祸,再次亡于夷狄。王船山大概意思就是如此。让我们吸取教训。“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后人要引以为为鉴啊!要正名!蒙元,满清皆为夷狄,不可尊为正统。 王船山《读通鉴论》论崔浩被杀,而表彰崔浩直笔,批判宋濂修《元史》徇恶美夷曰:“于崔浩以史被杀,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为索虏用,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秽,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直道之行于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圣人之教也,礼乐刑政之兴废,荒隅盗贼之缘起,皆于史乎征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征也。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闲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愧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浩虽杀,魏收继之,李延寿继之,撰述虽秽,而诘汾、力微之秽迹犹有传者,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前乎此而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所自来佚矣;后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佚也,无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讳其类,脱脱隐之也;然犹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华之士,与闻君子之教,佐兴王以复中华者也,非有崔浩族诛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隐其恶,扬其美,其兴也,若列之汉、唐、宋开国之君而有余休;其亡也,则若无罪于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濂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矣。濂其能无愧于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为蒙古掩其腥秽,使后王无所惩以厚其防,后人无所魏以洁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后之作者,虽欲正之,无征而正之,濂之罪,延于终古矣。” 王船山连北魏也不承认为中国,更何况蒙元!说宋濂是中华之士,辅佐明太祖恢复中华的人,而修蒙古史,为蒙古隐恶溢美。 两百年后,中国会不会再次被异族征服?明代虽然到嘉靖撤除了忽必烈的牌位,销毁蒙元君臣的神主,明儒方孝孺、杨慎、王洙、丘叡、章潢等皆否认蒙元正统,但是官方没有彻底否定清算蒙元,这个彻底否定清算的工作该由吾曹来做乎?还有满清。 万历年间儒者章潢《论宋元正统》也是否定蒙元的正统: 若夫胡元,问其所戴之天,而五气不顺布也;问其所履之地,而五谷不并生也;问其所为之人,而五品不经伦也;问其所衣之衣,而左右之衽不辨也;问其所食之食,而腥膻之味不避也。任人以九品,惟以蒙古人为之长官;分人以十等,乃以儒者次于盗贼。大德废长立幼,秦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弟收兄妻,子蒸父妾。无怪昔之人有得其地不足以为耕,得其人不足以为臣之说。兹不足以为臣之人为中国纲常之主,以不足耕之地为中国文明之区,作史者因其继宋而有天下,概以正统与之,得不党夷背华?亦为不善变矣。 难矣!正统之假于秦、晋、隋、唐,已为拂经叛道,况又假于胡元,固难乎其为千百以上之君,尤难乎其为近代之宋也。何也?黄帝之战蚩尤,为中国也;尧舜之征有苗,为中国也;夏启之征有扈,为中国也;周宣之伐猃狁,为中国也;炎汉之逐匈奴,为中国也;李唐之服突厥,为中国也;赵宋之备辽金,为中国也。尽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敛天下之怨,亦不足惜。凡以惧其异类入我区宇,裂我冠裳,盗我名字,乱我名器,故治之惟恐其不深也。在前王以异类驱之,在后王以正统与之,则前王为徒劳矣。故难乎其为千百世以上之君者此也。 逮夫有宋,二帝播迁于沙漠,中原板荡于犬羊,岳武穆之死于狱,为中国也。文天祥之死于市,为中国也。陆秀夫、张世杰之死于海,为中国也。赵昂发、陈文龙、李挺之之死于官,为中国也。富弼之却献纳二字,为中国也。尹和靖之上秦桧一书,为中国也。方宋之没,与元不共戴天。及宋之亡,与元而联正统。吾恐元有德色,宋有愧心,故甚难乎。其为近代之宋者,此也。虽则胡虏暂有百年之运,而中国自是万古之尊,中国不可假借胡元一日而居,胡元不可窃吾中国一日而处。故宁宋后虚正统之继,而无宁胡元缪正统之传,修史者当名其史为史外之史,斥其统为统外之统可也。 夫史所以垂后王之劝惩,统所以继前王之胤绪。以正统与之,则胡元可继赵宋,可继汉唐,且可继唐虞夏商周也。以劝惩统善,其长于中国?中国之恶,又浮于胡元也哉!续宋元《纲目》者,茫昧大义。 表语有云:“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斯言然矣!其曰:“第已成混一之势,矧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噫!此疑言也。《春秋》外夷之例,不如是之宽缓也。夫曰:“第已成混一之势”,非古帝王之中华混一也,乃夷之混华为一也;夫曰“矧复延七八之传”,非古帝王贤圣之君六七作也,乃乱华之主相继也。《春秋》大书其年,尊王之例也,胡人入主中国,年岂可以大书乎?《春秋》大书吴楚,外夷之例也,元恶倍蓰吴楚,意岂可以微示乎?可已则已,何为“不得已”?当有则有,何为“未尝无”? 元混一为正统,虽云取法于《纲目》,华统混于夷,而实取罪于《春秋》也,以正统而与夫继唐之宋,或朱子当年尊君之意;以正统并与夫灭宋之元,岂仲尼万世外夷之志哉!故以辅元而论之,不得为贤相,以辅非其中国正统之君也;以死元而论之,不得为忠臣,以死非其中国正统之君也。元可与正统,则犬戎可以逼幽王也,吴楚可以猾夏也,五胡可以乱华也。夫子大管仲攘夷之意,固如是乎?孟子取周公膺戎大义,固如是乎?天生南北限夷狄之意,固如是乎?王莽假越裳,不为欺也;李陵降匈奴,不为叛也;秦桧主和议,不为非也。 观于此,则元不当继中国之正统也,昭昭矣!故正统严而后纲常一,法守严;正统定而后中国尊,夷狄惧。 从天理地理衣服饮食制度伦理上都否定蒙元,以为不足以为臣者,而可戴为中华之主?批判《元史》以元继宋,得不以党夷而叛华?坏夷夏之防,客观上培养投夷之汉奸。蒙元是夷狄,春秋讲内夏外夷,尊王攘夷,前王以异类驱逐之,而后王乃以正统于与之,那么前王是徒劳矣,背春秋之大义,亦何以惩乎后世之夷狄之猾夏者?汉奸助夷者?以元为正统是大谬,其恶果就是颠倒历史价值观,助长夷狄之侵略,占有了中国就是正统,称帝称祖称宗,则异族之横者孰不欲占有中国? 作者说当宋之垂亡,与元不共戴天,及宋之亡,与元而联正统。这是什么逻辑?入侵时,是寇,入侵成功占有中国,就是王了?成王败寇?以成功论英雄?如皆按如此逻辑,强奸时是罪,强奸并占有了就是合法了?抢劫时是贼,抢劫占有了就成了合法拥有者了?此于理不通,于义为悖。其实入侵成功占有者更可恨,罪更大,然而尊为正统矣,何以对历代攘夷抗夷之英雄烈士? 作者说虽然胡虏有百年之运,统治了中国百年,但是中国仍是万古之尊,贵夏贱夷之旨不变,胡虏统治中国百年,他也是胡虏,也是可贱的胡虏。中国不可假借胡元一日而居,胡元不可窃吾中国一日而处,是非大义无可模棱。宁愿宋亡以后无正统之继,而不能以蒙元为正统继宋,修史者当置蒙元于史外,统外。 历史是为了劝惩后王的,劝善惩恶,夷狄猾夏并占有华夏而以正统与之,何所劝惩?难道要教夷狄侵略占有中国吗?批判商辂修的《纲目》对蒙元模棱两可。既说胡元入主中国是世运极坏,又以其混一华夷,又传了七八代,不得已大书其年号。蒙元之统,是以夷统华,不是华夏统一,传了七八代,不是贤圣之君六七作,而是乱华之主相继,胡人入主中国,这是侵略殖民,岂能大书其年号? 现在也有些人说,满清在顺治时是入侵,而康熙以后稳定中国成了中国的统治者,就是中国了,就是合法政权了。侵略者占有后,就能变成被侵略者一样的人吗?蒙元满清就是寇,统治中国百年,几百年也是寇,没有前认为寇,后许为王之理,他把土地权交还给汉人,愿意归化中国,才不是寇,但曾经为寇洗刷不了。 作者认为以元统一为正统,是取罪春秋,背叛孔子外夷之旨。更否定那些辅佐蒙元,为蒙元殉节的士人!辅佐元朝的不是贤相,为元而死者非忠臣,因为蒙元是夷狄,不是中国,为夷狄效力效忠者,其大节可议矣,而恶能以贤相忠臣之美名与之!如果元可承正统,则犬戎可以逼死幽王了,吴楚可以侵中原了,五胡可以乱华了,这不是肯定夷狄的侵略吗?孔子大管仲攘夷之功,孟子取周公膺大义,是这样的吗?而李陵之降匈奴不为叛,秦桧与金议和不为非,而刘秉忠、张弘范、洪承畴、尚可喜等助夷灭华之汉奸也可光明正大的列于功臣表中而不受贬了。所以不能尊元为正统,要否定蒙元正统,否定蒙元,而中国得尊,夷狄知惧。 明代有部史书《宋史质》把蒙元列入《外国传》,这是明朝人强烈民族意识的体现,对蒙元的根本否定。《宋史质》坚持“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立场,把辽金列入“夷服”,称“先王严五服之制, 所以谨华夷之辨也。元人合辽、金、宋为三史,且以外国名,非制也,兹黜之。”以明继宋,黜元之统。 将两宋诸帝本纪列为《天王正纪》,而将元朝君主列为《天王闰纪》,末有作者按语曰:“按《通鉴》及《续纲目》俱以宋元并称,祖宗号谥,视历代帝王无异。今《史质》削‘大元’之号,而以闰纪名;去世祖皇帝等谥,而直书忽必烈等名;芟除其至元、大德等元,而概以一年、二年纪事。何哉?曰:所以辨人类而明天道也。” 还有正德二年(1507)李东阳等奉敕纂修的《历代通鉴纂要》。此书编纂之初,担任编修副总裁的国子祭酒谢铎曾致函李东阳,力主废去元之正统:“《纲目》于吕后、新莽之年,皆冠以甲子而分书之。当其时,天下之统未尝不合于一,特贼后、篡臣不可比于正统,故不得而不分书之耳。贼后、篡臣既不可为统,而夷狄如元,独可以为统乎?此《纲目》之所未书,正今日之所当正也。” 丘濬在解释朱子《通鉴纲目》对辽朝耶律德光“以死书之”的《春秋》笔法时,论曰:“后人议元者,乃欲以其混一中国,而进之汉唐之间,何所见耶?且忽必烈之于(耶律)德光,同一夷种也,但得中国地有广狭耳。徒以其得地广狭而高下之,是以功利论事也,岂《春秋》意哉?”
附: 宋之亡是中国的灭亡,明遗民明言之,如李楷《宋遗民广录序》曰:嗟乎!亡国之人怀故国而立言者,不独宋也;古之帝王不一姓。兴废存亡在天不在人,其不幸而失国,可以发人涕泪者,亦不独宋也;夫宋之恸,非犹夫昔之亡国者,宋存而中国存,宋亡而中国亡,中国之存亡,千古之大变也夫! 王船山《宋论》也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钱谦益《书广宋遗民录》曰:“撰序者李叔则氏(李楷字叔则),谓宋之存亡,为中国之存亡,深得文中子《元经》陈亡具五国之义,余为之泣下露襟。” 明末诗人王猷定《宋遗民广录序》云:“古帝王相传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遗民也。” 也是借以自喻,用一种非常明确有力地语气宣称:明亡而天下亡,存明而存天下者,明遗民也。 屈大均更发挥说:南昌王猷定有言,古帝王相传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逸民也。大均曰:嗟夫!逸民者,一布衣之人,曷能存宋?盖以其所持者道,道存则天下与存,……今之天下,视有宋有以异乎?一二士大夫其不与之俱亡者,舍逸民不为,其亦何所可为乎?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民伏处草茅,无关于天下之重轻,徒知其身之贫且贱,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与天地同其体用,与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传之天下于无穷也哉!” 明与宋之亡皆为中国之亡,天下之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