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理解中國文明及人類文明

在現代漢語中，人們已經把『文字』這個詞習而不察地當成重疊詞，文也是字。而文字不過是語言的表達工具，因此，文不僅與字同義，甚至也與語同義。中文與漢字、漢語無別，英文與英語等同。

實際上，直至戰國時期，在中國，人們還將『文、字、言』當成三個截然不同的東西。不僅字與言別，而且文與字別。

在中國歷史上，開始將文、字混同是發生在漢朝，尤其是東漢，其標誌就是許慎【說文解字】一書的出現。在【說文解字 序】中，儘管似乎出於歷史習慣，許慎還是在文和字之間做了區分，但是，他是明確地將文等同字，文不過是第一批被造出的字，字則是第二批被造出。至於這在時間上不同批次的字有何本質區別，許慎並沒有說出個所以然。

實際上，在許慎的理解中，文和字都是字，並無本質不同。也就是說，到許慎時，開始明確地文字混同，而且【說文解字】加速和定型了這一點。

但是，可能讓大家比較吃驚的一個歷史事實是，用『字』這個字去指稱文字，是非常晚的，為先秦所無，直至西漢才有。在春秋戰國時期，對文字都是只稱『文』，而不稱字。而『字』這個字在當時壓根就沒有與文字有關的義項，而都是與孕育子女有關，與婚嫁有關。

清初的顧炎武曾專門對這個問題做過考據。他的結論是：『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以文為字乃始於【史記】』；『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日知錄 21卷 字】）

許慎之前，關於『文、字、言』之前的關係，有過兩次著名的討論。一次是在【莊子】中，另一次則是在【周易 繫辭】中。

【莊子·外物】說：『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周易 繫辭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

【莊子】所討論的是『言』與『意』的關係，而【周易】繫辭所討論是，則是『言、書、象』三者與『意』的關係。

但是，兩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以『意』根本和目的，其他的，只是表達『意』的工具，『盡意』的工具，包括言、書、象。莊子所強調的更是這個大根大本的問題，即以『意』為本的問題，而輕視『意』的表達工具，因此，舉言，而代指所有的表達工具。

這裏所說的『意』，並非一半意義上的『意』，也非現代意義上的『民意』，而是聖人之意。何為聖人之意？就是孟子說的義理、理義，這是中國傳統經學的核心，也是道、道義。

聖人之意，與一般的意，區別在，聖人之意的普及性、適用性是極致的，可以涵蓋所有時間內的所有人。

孟子說：『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義理就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共識。聖人之所為聖人，他們的意可以代表這種同然之意，因而成為義理。也就是聖人之聖，就聖在他們的心與所有人的心是相通、相同的。

清朝的戴震為孟子『同然』的範圍做了一個補充說明。他說：『凡一人以為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謂之同然。』（【孟子字義疏證】）。戴震為『同然』的範圍做了兩個界定。一個是橫向上地理空間的全部——天下，另一個則是縱向時間空間上的全部——萬世。

多說一句。較之中國傳統的『義理』、『聖人之意』，現代的『民意』則是一時一地之『私意』、『私見』。義理、聖人之意，則是天下萬世之公義。中國的傳統的基石就是聖人之意，而現代西方政治的基石則是民意。即是說，中國傳統的政治模式是公義政治，現代西方的政治模式不過是私意政治。而當下中國政治形態，在內核上依然是對傳統的繼承，依然屬於公義政治範疇。

【周易 繫辭】把『意』的表達工具，分成三類，也是三個層次，分別是：象、言、書，三者對意的表達能力是漸次遞減的。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

這裏『象』就是【周易】的卦象，也是文，而書就是字。這意味着在【周易 繫辭】看來，對意表達能力最強的是作為卦象的文，其次是言，最後才是字。

但是，無論言、字、還是文，在作為意的表達工具上，則又是相同的。卦象也表達意的工具，也是『文以載道』的。這也意味着，【周易 繫辭】認為，易經的核心在意，在義理。研究易經，不得不研究卦象，但是研究卦象的目的，則是研究被卦象所表達和承載的義理。

魏晉時期，中國再次出現一場文、言、意關係的大討論。其中的卓越代表是王弼，此次討論也是圍繞易經展開的。

在【莊子】和【周易 繫辭】的基礎上，王弼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

注意，王弼討論是『象、言』與『意』間的關係，較之【周易 繫辭】，少了一個『書』。這不是王弼的疏忽，而是從戰國到魏晉中國的文、字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結果。

春秋之前，中國的文、字形態主要是甲骨文、金文，這兩者儘管已經具備了字的特徵，但是文的特徵卻更強烈。文與字的區別在於，文是象，與易經卦象一樣，與語言無關，不是表達語言的工具，而是表達義理的工具，表達『意』的工具。而字的特徵則是表達語言，是語言的工具。

甲骨文之前，中國有文而無字，是一個純粹的『文時代』。而『文時代』的『文系統』，又包括兩個子系統，一個是易經的卦象符號系統，另一個則是契約符號系統。這個契約是以結繩和書契為形態的原始契約，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契約。因此，契約符號又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

作為『文時代』的兩套『文系統』，八卦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統都被完好地傳承下來，只不過傳承的方式不太一樣。

八卦符號系統，作為易經和易學的核心，被直接傳承下來，而契約符號系統，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則通過進入甲骨文的字形中，成為甲骨文的基礎字形結構，而被間接地傳承。

甲骨文是從契約符號直接演化而來，開始用契約符號去指代發音，與語言對應。但是，就甲骨文金文而言，儘管由於開始被用於表示語言，而具備字的特徵，但是通過還依然保持着文的特徵。所謂字的特徵就表達語言，而文的特徵是，『文以載道』、『立象以盡意』。

從甲骨文本身的構型看，其基礎就是『借符』，而非『象形』。『借符』就是直接繼承和借用契約符號，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當然，這不是說，甲骨文中沒有象形文字，也有，但是很少、很邊緣。

甲骨文的字形本身是表達『意』的，但是不是現代一般說的『表意文字』。因為這個『意』是『聖人之意』、『義理』、『公義』，而現代的『表意』，則是一般意義上『意』，是臨時的私意。

語言也是表達『意』的，甲骨文與語言的掛鈎，就是通過『意』的，而非通過字形的。

也就是說，甲骨文是文，而非字。當然，甲骨文也不是純粹的文，而是具備字的特徵的文，是文和字的之間的中間狀態，但是更偏文。

甲骨文的表達方式是偏文的，並不是通過表達語言來承載信息和意義，而是通過單個字的字形本身來承載信息和意義。金文與甲骨文基本相同。

但是，春秋之後開始發生變化，而且是革命性的變化。文開始加速向字轉化，文的特徵急劇下降，字的特徵急劇增強。這個過程從春秋開始，直至兩漢才真正結束。

到王弼時的魏晉時期，字的確是字了，字的特徵遠大於文的特徵，成為表達語言的工具。對於其字形中所包含的文，即所包含的契約符號，完全無法識別了，甚至錯誤地將漢字的的造字基礎說成象形。因此，『書』、『字』基本可以與『言』等同。所以，王弼只討論『象、言』與『意』，這個『言』其實就是字。

這樣以來，按文、字形態的變化，整個中國歷史就分為三大階段，文、字也存在三大形態。

第一個階段是文階段，從文明伊始至甲骨文出現之前的商朝，都是這個階段。文就是八卦符號和契約符號，契約符號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

第二階段是從文到字演變的中間階段，就是甲骨文金文階段，從甲骨文出現至春秋。甲骨文、金文儘管具備字的特徵，但是文的特徵更強烈，因此是文，而非字。

第三個階段，是字的階段。成熟形態的字是文言文，從春秋時期開始萌發，直至東漢才真正成熟、成型，標誌就是許慎【說文解字】一書的推出。

在人類歷史中，獨有中國文、字兼備，既有文，又有字。在字出現之前，是一直存在文的。而且字是文的基礎上演變而來。而且從文到字，是一個漫長的漸變過程，存在着一個從文到字的中間階段。

也就是說，唯有中國文明具備完整、完備的文、字演變史。

據說，古兩河的楔形文字出現的比甲骨文早。但是，與甲骨文不同的是，楔形文字之前，古兩河並沒有成熟的文系統。楔形文字沒有從文到字的漸變過程。這使得，楔形文字的出現，很難說是在古兩河原生的。事實上已經有很多證據證明是外來的。

在現代社會，究竟評判文明的標準是什麼，存在很大爭議。城市、農業、字，都被認為是文明的標準，尤其是字。但是，為現代的文明研究者所不知的是，在中國，文比字更核心，更重要，在字出現之前，中國一直是有文的，而且也唯獨中國有。

對傳統的中國而言，『文明』的標準是毫無爭議的，『文明』、『文明』，其標準當然是『文』了，具體來說，就是八卦和契約，最早的契約則是結繩。

現代的中國，依然在使用『文明』這個詞語，但是卻不知『文』是何物了。居然受西方誤導，人云亦云，邯鄲學步，在文明的標準上也出現混亂。

事實上，字東漢許慎以來，中國已經不知文為何物了，無法識別漢字字形中的契約符號了，成為真正的『文盲』了。現代所謂的『文盲』，其實只是『字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