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侯外庐学派的交往目前学术界已有众多学派，与西汉经学分派一样。如《周易》研究有金景芳学派，政治思想史有刘泽华学派等。近日亦见侯外庐学派之名，其学派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应是《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巨著，其后著有《宋明理学史》。两部书的学者群主要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硏究室的成员，按其师弟子代际传承算，如今已是第四代传人了。 我是冯友兰先生的学生，作他的硏究生是在1962年至1966年。说来很奇怪，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我竟然从来没有阅读过冯先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和《新理学》。当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朱陆异同》，竟然也没有读过这些著作。相反，我在1962年却特意购买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卷，期间读了多少遍已记不清楚了，但书中第一卷上篇和中篇论孔子的一部分我作了许多标注，勾勾划划，肯定是认真读了的。书中还夹有我写的第78页讲礼器的一段摘录文字： “礼”是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礼所以别贵贱、序尊卑者也……这一种制度，藏在尊爵彝器的重物之中，这种宗庙社稷的重器代替了古代法律，形成了统治利用阶级分化而实行专政的制度；这种权利义务专及于一个阶级的形式，完全是为了周代氏族贵族而设的一套机械……。” 这页摘录也算是那个时候留存下的可贵的“文物”了，谁知它竟因夹藏在《中国思想通史》之中而得以保全，也是难得的机缘与福分了。 《中国思想通史》一书中的标注 关于礼器的摘录文字 那时我对“中国历史分期与社会性质”问题很感兴趣，1961年在北大哲学系上本科时，就购买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一书，阅读了不少相关的文章，也阅读过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因此，在潜移黙化中就形成了和“侯外庐学派”类似的研究思路，受此影响，我的《汉代思想史》的思路不是单纯的概念分析，而是注重与汉代社会历史的结合。汤一介先生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不取《汉代哲学史》的书名，我只说许多内容不是哲学史所能容纳的，今天看来，其实也是受到《中国思想通史》的影响。书中《盐铁论》一章亦曾引用《中国思想通史》的观点。1990年当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时，余英时先生和我闲谈时说到，一看你的《汉代思想史》，就知你一定读过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我的那本书也引用了余先生《中国古代士阶层史论》的观点。余先生办公桌上放着的几本书中就有我的《汉代思想史》，这本书也是东亚系博士生的教材参考书。不管是否与侯外老学派的硏究思路类同，但肯定是受其影响的。 《宋明理学史》上、下两卷，是侯派的理学硏究巨著。这本书是我在人民出版社哲编室工作时亲自邀稿并作责任编辑，后由叶显良先生作责编，于1987年我到新加坡作硏究之前就已出版。现在我仍然记得第一次在外老家中应约同主编之一的张岂之先生见面的情形。随后又几次到外老家和编写组的成员聚谈，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我本来没有拍照的习惯，当时的情形也记不太清了，大概是侯老的儿子林英帮助拍摄的。物转星移，这张照片留下了如此难忘的瞬间，弥足珍贵。照片前排是外老和邱老。后排自左至右是姜广辉、黄宣民、本人、庐钟锋、叶显良。那个时候，外老身体很虚弱，我没有过多请教，但令我印象特别深刻、至今未忘的一句话是：“他们（当时学者）送我的书，我从来都是不看的。” 金春峰先生（后左三）与侯外庐先生（前排左）、邱汉生先生（前排右）等学者合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人民出版社哲编室工作时（1966至1988年），曾主持重印过《中国思想通史》。 邱先生是侯外老的战友，担任《中国思相通史》第二卷的主编，《宋明理学史》也是他和张岂之先生任主编。邱先生国学根底深厚，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很高，于思想史有独到见解。邱先生任职于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我的同行和前辈。1987年我在《孔子研究》第1期发表了《论孔孟荀思想与个人人格或尊严之关系》一文。邱先生读到后，非常赞许，给我打来电话，我特地前往他在沙滩附近的家里拜访。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说的一句话：“把问题讲清楚了。”这句话应该是老一辈学者对一篇文章很高的评价了。当时会面的情形到现在还历历在目，邱老憨厚、慈祥、和蔼、笃实的模样，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头。1997年我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部分论文集《哲学：理性与信仰》时，特意收录了这篇文章。文章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有理有据，现在读来，仍可获益。遗憾的是，1988年我出国后再也未能与邱老相见。 二、《四书集注简论》邱老于1980年出版《四书集注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似乎邱老在四十年前就预见到了“四书学”和朱学的兴起。对于一位习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硏究思想史，又特别注重唯物主义的学者来说，斯亦奇矣。书中《宋明理学史》的《朱子》一章，邱先生亲自执笔，可谓驾轻就熟。我当时就买了一本，但并未多读，和邱老晤谈时，也未曾提问请教。以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访问，撰写《朱熹哲学思想》时，才重读其书，深感于邱老对朱熹的硏究如此富有创见和卓识，其中好多观点得人之先，在那个年代可谓是不同凡响。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重要性，学界已成共识，我不必赘述。可以说无《四书章句集注》，朱熹就不成其为朱熹，新儒学就不成其为新儒学。新儒学之所以能取代老的经学，成为新经学，进而成为南宋以后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之中坚与主导，全有赖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与出版。现今的《朱子全书》几十册，即使大部分被删掉，只要有此《四书章句集注》一书的存在，朱熹的地位就不可动摇。相反，其他注疏和著作再多，也无法使朱子成为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在今天对研究朱子及宋明理学之重要，于此可以窥见。邱老抓住《四书章句集注》作简论，可谓抓住了朱熹硏究之核心与基本，书虽简而重要性则无可比拟，硏究朱熹，邱老的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向导。 《四书集注简论》篇幅不大，言简意赅，其内容分《绪论》与《本论》（一、二、三、四）及《附论》三大部分。特别具有创新性与精彩的是《绪论》部分。其中概述了朱熹为《四书章句集注》所作的巨大工作和付出的精力与心血，以及如何使其成为新经学——新儒学的过程，道出了朱熹贯注于其中的思想精华与核心所在。由此入门，读者才可以了解《四书章句集注》之义理与精神。 “四书”中《论语》和孔子的地位早已在尊圣与尊经之列，汉代起已被学界所公认。《孟子》则不然，汉代时它只是子学之一，地位远不能与《论语》相提并论。北宋的司马光、李觏等皆批评《孟子》，直到二程才开始予以嘉许。《四书集注简论》指出，一直到朱熹写《读余隐之尊孟辩序》，才真正结束了争论，奠定了《孟子》与《论语》并尊的地位。这篇《序》也成为了解朱熹《孟子集注》思想的核心与指南。假如离开《序》，另在“心统性情”之“统”字上大做文章，巧立新解，认为《孟子集注》的思想由“心”后天从外界摄取“性与情”而统之于心内，这是荀学，是从根本上背离了朱熹的思想。 在《读余隐之尊孟辩序》中，朱子说： “夫孟子之所传者何哉？曰：‘仁义而已矣。’孟子之所谓仁义者何哉？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如斯而已矣。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以其尽此心之体而已。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之以至于孟子，其间相望或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则为得其传耳。虽穷天地、亘万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节。由是而出，宰制万物，酬酢万变，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时措之宜，又不必同也。” 《朱子文集》卷七十三 心学思想清晰明彻而确定，不由此解朱子之《孟子集注》思想，而另在“统”字上大做文章，可谓盲人骑瞎马，不入歧途就是怪事了。 关于《中庸》，人心道心，从二程就开始讨论，但未曾将其与“十六字心传”相联系，与《中庸》相联系，更未赋之以“道统说”，对《中庸》的认识可谓是游移未定。《四书集注简论》指出，真正确立了《中庸》在《四书》中之统帅地位的是直至朱子六十岁定稿的《中庸章句序》。这篇《序》的核心是确立由伏羲开始的“道统”传授统系——经尧、舜等至孔子、子思、孟子而直至北宋的二程。“道统”的内容则是《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又是朱子改定《序》时特意加上的，可见其重要性，以及体现出朱子《中庸章句》之精义所在。 《朱子语类》： “或问人心道心之别。曰：‘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非有两个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以“知觉得道理底”与“知觉得声色臭味底”并列相对，可知“知觉”都是本具于心之“知觉”。朱子在《观心说》说：“夫谓人心惟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惟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则信执其中，而无过不及之偏矣。非以其道为一心，人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朱子文集》卷六十七）有如康德所谓“理性”是一个，但有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分。人心道心属于实践理性，从“善的意志”（天理）发出的真的道德行为是“道心”，夹杂人欲私心或直从私心发出的反道德的或貌似道德的行为的是“人心”。故朱子的语录几乎都明白地指出，“道心”即孟子“四端之心”“仁义之心”。但在牟宗三先生这样的朱学大家那里，一大册的释朱子思想著作，却找不到《中庸章句》及朱子《序》的影子，更遑论对其义理的解释了。 关于《大学》，时至北宋，一直未被人注意。直到二程才开始整理成章句，但谈不上对其义理的系统阐释。这项工作也是由朱熹《大学章句》才完成的。《四书集注简论》指出，其核心思想，精义所在，是朱子代圣贤立言所写的《格物致知补传》。故不了解《补传》，或对其错解，也就从根本上谈不上对《大学章句》以至《四书集注》有真正的了解。而正是在对《补传》的解释上，邱老眼光独到，石破天惊，突破了胡适“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说”，和冯友兰先生的认识论式的错解，指出：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是并不等同于“人心之灵，莫不能知”的。除了“人心之灵，莫不能知”的意义以外，它还具有“人心之灵，莫不有其知”的更重要的意义。……“心之体”与“心之用”发挥极致，就是朱讲的“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心之体”体现了天理……人心莫不有的“知”就是天理，它是先验的，是先天固有的，是无所倚着于物的，是脱离了客观世界而独立存在的。 《四书集注简论》第89页 反观胡、冯两先生，正是把“人心之灵莫不能知”当成《补传》的唯一的意义，而忽视抹杀了另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从而把《补传》由真正的“心学”改而为主客对立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的硏究方法论了。牟宗三先生又进而以之解读全部《四书章句集注》，于是朱熹就被变成荀子与荀学了。“别子为宗”，岐出于儒学孔孟正统之外，就这样轻率地被定性，从而把朱子开除出孔孟“道统”之外了。 故《四书集注简论》可谓是拨乱返正，大有功于朱子，大有功于圣学之作。当然囿于当时流行的唯心唯物两军对立的一些影响，邱老还未能将《补传》完全置于伦理道德的范围内，彻底贯彻朱子之先验的良知式的“知”与“已知之理”的心学方向，将胡冯两先生错解之影响彻底扫除。但这是时代使然，不能苛求于前人。仅凭邱老如上之灼见所给予后学硏究的启迪，其贡献之巨大，完全可以立于学术史册而不朽，永立而不拔。 邱老于1992年离世，当时我正在美国，未得讯息。近二十年过去了，如今捧读《四书集注简论》，常常如见其人。仅以此文作为对邱老的纪念。 2020.5.4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