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國的近代史，理應是該國發展歷程中，近代的歷史。於中國而言，亦當如此。然而，中國是誰的中國？這個定位的爭議導致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標誌，備受爭議。 如果中國是華夏的中國，那麼滿清的滅亡，意味着中國的重生，該事件理當成為中國歷史上重大的事件，而清亡民立，亦當是中國近代史之開端標誌。然而，中國的近代史開端一直被官方確定為『鴉片戰爭』，而且寫入了義務教育的初中歷史教科書中，那麼，這個定性的邏輯之下，中國是誰的中國？我們且看當前官方對該定性的回顧態度。 鴉片戰爭之於中國，在後世看來自然是影響深遠，但在當時人看來，最大的禍端在於中外大防遭到了破壞。 當時清朝人對於【南京條約】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在清朝人看來，外國人來中國就不是好事，此前的傳教士來中國經常攛掇教徒，不准他們祭祖祭孔，搞得中國士大夫非常反感。更何況這些外洋商人來中國賣鴉片煙土，又常做些酗酒傷人的違法勾當，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時候已經不易防範，但畢竟在城外灘涂邊，保持了社交距離，眼不見心不煩。 結果條約一簽，現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以前壁壘森嚴的省城廣州，嶺南人文薈萃之地，洋人也有權進城一游，士大夫無不憤恨不已。福州士子更是幾乎暴動，廣州原本就是通商口岸，而福州最多只來過謙遜有禮的琉球使團，這一下也開了商埠，給西洋鴉片商人大開方便之門，毫無思想準備。 於中國近代史研究有開創之功的蔣廷黻就寫道，『直到清朝末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為後來的禍根。……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並不這樣看。』 浮雕【虎門銷煙】，艾中信繪，曾竹韶雕刻，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東面。近現代中國歷史學家形成了『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近代史敘事共識，而這一切的源頭就是鴉片戰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反映1840年鴉片戰爭的『虎門銷煙』也因此成為浮雕作品中的第一幅 衝擊-回應模式 隨着中西交往研究逐步興盛，鴉片戰爭的地位逐步上升。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研究專家，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客觀地說，費正清對中國的立場還算溫和友善，他與中國當時的學界名流也保持了良好的溝通，『費正清』這個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為他取的。 費正清提出了著名的『衝擊-回應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衝擊-回應模式』包含着這樣一個假設：即中國的文化一旦形成傳統，就具有巨大的穩定性，即使有發展，也不過是內部稍作調整，除非外來作用，否則中國難以跳出傳統的窠臼，只有外來的衝擊才能帶來新的改變，而鴉片戰爭就是其中一次重重的衝擊。費正清指出，『中國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冥頑和愚鈍，實可追溯到它久遠的歷史』。 可見，這是一個以西方人價值觀來認識東方的研究模式，它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比作是一個動態的社會，而把中國說成是一個長期以來處於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縱使在講述中國悲慘遭遇時，費正清的筆調充滿同情且毫不懷疑中國反抗侵略的正當性，但費正清早年著作中仍然認為，中國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只有經過西方的衝擊，才有可能擺脫困境，取得進步。 漢學家費正清在華盛頓參議院聽證會上就中國問題發言，攝於1966年3月10日 費正清認為，鴉片戰爭中『英國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業機會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國的願望。如果不是英國，那麼別的國家也會這麼做的。至於英國在華貿易的重點是鴉片而非茶葉或其他什麼商品，這只是歷史的巧合罷了』。這一觀點成為西方學界對鴉片戰爭的經典論述，在教科書中佔據統治地位達數十年，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受到挑戰。 然而這一已經過時的理論在民間傳播中不斷異化扭曲，甚至出現了『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的奇談怪論，按這種倒果為因的歪理，歷史上的一切受害者都不該抱怨施虐者，潛台詞是當時不虐你，哪來的今天全球化？這顯然是毫無道理的。 日本教科書的影響 在東方，對鴉片戰爭的研究起步很早。鴉片戰爭戰敗後不久，魏源就寫出了【夷艘寇海記】，廣東士人對這場戰爭也有許多筆記記載。中國士大夫的一手記錄，能夠準確指出這場戰爭的導火索，並非什麼貿易平等問題，而是鴉片走私。可當時國人的分析往往局限於戰爭進程的戰術安排，以及官員自身操守的問題，戰敗了固然極其恥辱，但很少有人就意識到，中國從此的命運將與歷史上任何時代都完全不同，四千餘年古國，自此捲入未有之大變局。甚至到了1878年，上海出版魏源的鴉片戰爭著作【夷艘寇海記】時，還給它改了個名字叫【道光洋艘征撫記】，可見『夷艘寇海』的次數實在太多，需要加以限定，而戰爭本身則是剿、撫並用，似乎中國也並沒有喪失戰爭主動權。 鴉片戰爭與民族興亡的聯繫，是通過清末教科書建立起來的。清末最早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從日本編譯過來的。當時清政府推行新政，雖採取教科書審定製度，但並不嚴格要求學堂一律採用官方審定的教科書，學堂幾乎可以自行決定選取哪些教科書，所以清末最流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大多來自日本。影響較大的有【支那史要】和【東洋史要】等，於1902年前後譯介到中國，用作學堂教科書。前者提及了【南京條約】中規定的賠款、割地、五口通商和領事裁判權等內容，但沒有分析其影響。後者的作者是著名的日本東洋史一代宗師桑原騭藏，王國維親自作序，號稱『可謂東洋史之善本』，梁啓超評價：『此書為最晚出之書，頗能包羅諸家之所長』『繁簡得宜，論斷有識』，直到數十年後，傅斯年留心觀察中國史教科書的編寫後，發現『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為準，未有變更其綱者』，可以說這本書奠定了中國數十年的歷史教材大綱。 【聖武記】，昭萍敖星煌重刊本，一函十冊，清魏源撰。該書記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在其中附有【夷艘寇海記】，準確指出了戰爭的導火索為鴉片走私，但當時國人的分析往往局限於戰爭具體問題，未能看到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歷史帶來的巨大影響 在桑原騭藏筆下，鴉片戰爭是『近世期』的歷史事件，這是歐人東漸的時代。這一時代分為三篇：第一篇『大清初業』，第二篇『大清經略塞外』，第三篇『英人東漸』，此時爆發了鴉片戰爭。在這一篇中，鴉片戰爭只是歐人東來後的一個一般性衝突事件，在他的筆下，英國人當時與亞洲多國爆發了一系列衝突，鴉片戰爭只是其中一個，對中國歷史進程沒有產生多大影響，且文字記載十分簡略。 1903年後中國開始自編教科書，首先由商務印書館推出『最新教科書』系列。這些國人自編的歷史教科書往往對鴉片戰爭的過程敘述較為詳備，但與日人編寫的教科書一樣，對戰爭的影響也未提及，最多簡要地介紹一下【南京條約】的內容。可見，在當時國人認知範圍中，鴉片戰爭的確是英國人為代表的西方列強侵入中國的一個重要事件，但並沒有意識到，中國主權、利權的逐步喪失正是源於這場戰爭，清末國人對鴉片戰爭影響最深刻的評論，不過一句『由是國勢遂衰，內憂外患交迫矣』。 清刻本【東洋史要】，桑原騭藏着，樊炳清譯，線裝2冊。該書在1902年前後被翻譯引入中國，作為學堂教科書風靡一時。按桑原騭藏的觀點，鴉片戰爭只是歐人東來後的一般性衝突事件，對中國歷史進程沒有產生多大影響 鴉片戰爭的地位逐步提高 在距離歷史事件越近的年代，人們固然更容易獲得一手資料，但眾多歷史事件紛繁複雜，反而不容易抽絲剝繭條分縷析，從一條條線性出現的歷史事件中梳理出一條清晰的線索。在當時人看來，清末一系列中外交涉事件非常繁複，鴉片戰爭是其中一個，甚至不是最早的，因為當時的教科書把康熙時代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和一百多年後的【南京條約】看成一類事物，都是中國和西洋人的交涉事件，如果按照這些教材參照的桑原騭藏的研究，中外交涉的歷史一直追溯到大明對葡萄牙的澳門交涉乃至元代泉州蒲壽庚家族進行的海外貿易，自古以來的事情，自然不會覺得鴉片戰爭是什麼特殊的大事。 直到民國成立，國人才對歷史教育重視起來，要求『凡各種教科書，務合乎共和民國宗旨，清學部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在培養共和國民的宗旨指導下，鴉片戰爭的地位逐步提高。教科書開始教導學生，鴉片戰爭之後，鴉片煙毒流遍全國，此後中國人在西方淪為鴉片煙鬼形象，令人痛心疾首。 民國成立後，一直到20年代後期，整個北洋時代，無論南北的教科書中對鴉片戰爭的影響，主要是從『鴉片煙泛濫』方面來論述的。儘管這些教科書會提及【南京條約】中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等內容，也提及法美等國與中國簽訂的條約，但無論教科書的編寫者，還是權威的歷史學界，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場戰爭的劃時代意義，好像鴉片戰爭僅僅引入了一種毒害健康、損害中國人形象的毒物，對戰爭可能引起的其他社會變革沒有注意。在清末民初史家看來，【南京條約】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對鴉片輸入進行限制。如果鴉片戰爭後簽訂條約時，國人有機會對鴉片煙的輸入有個限定，使得煙毒不至於泛濫流毒全中國，似乎這條約也就顯得不那麼惡劣了。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在官方論述中，鴉片戰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南京國民政府是挾着大革命的餘威而來，在官方意識形態上強調三民主義，較之北洋政權有更強的民族主義情節，而歷史論述自然也成為其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國民黨對中學歷史教學提出了新要求，強調初中要『研求中國民族之演進，特別說明其歷史上之光榮及近代所受列強侵略之經過與其原因，以激發學生民族復興之思想』，高中要『注重歷代外交失敗之經過及政治經濟之問題之起源，以說明我國國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後本國民族應有之努力』。 此時出現的幾種有影響的中國近代史，如陳恭祿、李鼎聲、蔣廷黻與李平心等的中國近代史作品，無一例外，都從鴉片戰爭講起，儘管他們持有不同的立場，左翼學者的立場已經從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世界擴散開始書寫中國近代史，而親歐美派學者如蔣廷黻對中國近代社會仍有自己的看法，例如他不那麼喜歡林則徐，卻為琦善叫屈。但這些學者縱使對具體的歷史人物有不同的觀點評價，但都認為鴉片戰爭開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左翼學者認為這是帝國主義入侵與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開始，而蔣廷黻等人認為這是中國接受西方現代化的開始。其中左翼歷史學者李平心的話令今天的讀者一定十分親切：『鴉片戰爭確是中國開始為國際資本主義浪潮所襲擊，引起社會內部變化的一個重大關鍵。從鴉片戰爭後，中國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經濟上，在階級陣營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現了巨大的轉變。』 1944年7月，孔祥熙（左）和蔣廷黻（右）在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時合影 當然，較之學術研究的前沿觀點，教科書的觀點總是要滯後一些，大部分教科書雖然仍未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一直到1949年，大部分歷史教科書還把明末清初作為近代史起點），但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轉折點』的看法逐步彰顯。1929年，中華書局出版金兆梓的【高中本國史】，即以『滿清外交失敗第一步：江寧條約』為題來描述鴉片戰爭，對戰爭的經過與【南京條約】的內容做了詳細介紹，並認為其中『協定關稅』對中國影響最大。這本教科書開始確立了鴉片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始：『中國自清代後半期以至今日之局面，皆由清政府與歐美日本各國所定不平等條約有以致之，而首定此項條約者則為英國』，『且自此約定後，法美等國，亦均援英例訂約，於是滿清之統馭力失墜，中國門戶洞開，實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第一幕。』 此後的歷史教育逐步走向我們今天熟知的模式，以『不平等條約的締結』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等為中心來詳述鴉片戰爭，越來越強調了中國戰敗和【南京條約】中的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不平等條款，認為鴉片戰爭是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之始，【南京條約】是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很大影響。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此始 在20世紀30年代眾多有影響力的中國近代史著作湧現的同時，郭沫若的一部中國古代史作品也問世了，這部叫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作品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四個階段：西周以前為原始公社制，西周時代為奴隸制，春秋以後為封建制，最近百年為資本制。這四種社會經濟形態，再加上必然到來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五種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相一致，從而表明中國社會符合馬克思在其關於歐洲的研究中所發現的歷史發展的『普世』法則。 郭沫若、許廣平和侯外廬（從左至右）從香港搭乘『華中輪』赴解放區途中合影，攝於1948年11月 隨後在抗戰期間，毛澤東在延安與范文瀾等歷史學家討論研究，發表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影響深遠的作品，明確提出『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而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這一系列作品形成了經典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近代史敘事，所謂三大高潮指太平天國、戊戌維新與義和團、辛亥革命等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則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這一切的源頭都是鴉片戰爭，而這一框架至今仍是中學課綱或大學近代史綱要課程的經典論述。 鴉片戰爭在西方歷史著作中地位的不斷提升，體現了西方話語中，西方列強對停滯的老大帝國的衝擊。馬士等老派學者認為英國發動戰爭完全正義，後來的學者固然承認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但仍然認為這場戰爭賦予了中國革新的全部動力，這一『衝擊—回應模式』在西方學界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才受到挑戰。而在中國人的鴉片戰爭論述中，有一個清晰的線索。人們逐步意識到，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完全不同了。此前的中國是獨立的國家，此後的中國逐步淪為了洋人的朝廷。【南京條約】完全是英國單方面從中國攫取權力和利益，中國沒有得到任何相應的好處，而戰爭的導火線也很明確，是中國官員的禁煙行動。鴉片的危害自不必多說，更何況林則徐人格高尚，德才兼備，行為實屬正當，國人何其無辜。這場戰爭就成為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之始。在這種苦難敘事中，國人對國家獨立的追求，對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認同終於逐步形成。 （參考資料：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劉超：【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研究】2007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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