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学的性质
本部分将讨论大学的性质，为大学做一个定性，为下面对大学本身的优劣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以及对大学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文明的真正影响和意义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做准备。
当下人们普遍将大学当成绝对好的东西，是传授知识的机构，甚至是知识的殿堂，进而兴起一股大学崇拜，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崇拜。这种崇拜体现在，已经富裕起来的中国家庭，对孩子在教育上“投资”的非理性，盲目性。
由名牌大学崇拜衍生出了教育崇拜，这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教育崇拜在北京更严重，主要体现在天价学区房和培训班上。
北京的学区房现象为全国之最，而北京东西城的学区房又为北京之最，房价被炒到令人咋舌的地步，甚至连过道也可以天价成交，拥有这些过道的产权就取得附近某小学的入学资格。天价学区房的基本逻辑在于：好的学区房对应好的小学，好的小学对应好的中学，而好的中学则意味着大概率的考上好的大学。 学区房更多属于炒作的概念
但是，中学也是有入学考试的，因此，好的学区房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进入好的中学，于是这催生了培训班需求。目前中国小学和初中都是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北京也是如此。乍一看似乎小学阶段应该没有什么花费，事实上所免除的学杂费在令人瞠目的课外培训班费用上可以忽略不计。我的一位朋友在海淀区，他女儿在五、六年级时，一年的培训班费用在7、8万左右。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别人都报，咱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落后，是不是。
已经有人指出目前中国教育投资上非理性，说是学历没有学区房值钱，有点面粉贵过面包的意思，这还没算上培训班的费用。其实教育的最大非理性倒不在经济上，而在对大学本身的无知上，或者对教育本身的无知上。
家长们都在选好的学校，好的小学，好的中学，最终目标是好的大学。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好？目前所流行的好其实是牌子，名牌大学就是好，大家都认为好的就是好，北大、清华就是好，因为它们是名牌，因为大家都说好。
于是家长们都努力挣钱，不计成本地把孩子们送进别人都说好的大学，从未认真去了解过，研究过，好的大学究竟好在哪里？真的好吗？事实上，如果充分了解大学的历史就会发现，大学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缺陷，存在根深蒂固的恶，当你把孩子送进大学时，事实上就是送孩子去被这些缺陷，这些恶去污染，甚至毒害。
在本文的前两部分所指出的大学中的国耻基因、国耻病毒，就是大学的固有缺陷，就是大学的恶。在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讨论这个大学的固有缺陷，大学之恶具体是什么，以及怎么污染孩子们的。但首先要对大学的属性进行界定。
中国的大学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出现的，就像战败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一样，中国学习日本，引入西方的大学，都是被迫的事情，人家就拿枪顶住你的脑袋。大学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马关条约，是一种国耻。明白这个大背景，是明白大学之恶的基本前提。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这个50多年里，中国尽管遭遇了系列的战争失败，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却依然是保持了文化自信，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愿意引入西方的技艺，而拒绝输入西方的文化。此时中国只有主权国耻，而无文化国耻。
但1894年惨败给小日本后，中国的文化信心崩溃了，开始否定和舍弃中国固有的文化，而引入，甚至全盘引入西方文化。中国引入西方文化是通过两个平台，或两种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组织人员去列强国家的大学内留学，另一个途径是将西方的大学搬到国内，设立自己的大学。
两个途径互为表里，相互联系，也构成中国教育系统的梯度。中国的大学只是对西方大学的模仿，只是知识的二传手，将产生字西方大学的知识搬运到中国，然后再传授给中国的学生。因此，国内的大学整体上劣与国外的大学，没有留学经历的学生整体上劣于有留学经历的。
从1894年至今的120余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引入西方文化，和不断地否定和舍弃自身传统文化的过程，而实现的工具则主要是大学，以及留学。
这样就得到了中国大学的主要性质：是中国引入西方文化的工具，也是中国否定自身文化的工具。
本部分的目的是提炼和总结中国大学的性质，为下面对其优劣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做铺垫。
此文，大学还有一个性质，是一个职业集团、利益集团，而且带有强烈的特权特征，是一个企图谋求特权的特权集团。这一特征为欧美大学所固有，明白这一点，就需要了解欧美的大学史，明白大学在西欧得以产生的基本历史背景。
西欧最早的大学大约12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然后传至法国，再至英国。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是，西欧早期的大学实际是一种行会，包括教师的行会，和学生的行会，但主要是教师的行会。大学是行会不好理解，行会本身也不好理解，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无行会这种东西，也就不可能有教师的行会，从而不可能有大学。
我尽量用更小的篇幅将中世纪的产生行会的历史背景，以及行会本身解释清楚，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大学的特权化的职业集团属性，即大学的行会属性。不过这个的确有点难，难就难在，西欧的历史与中国决然不同，那里有的中国没有，中国有的那里没有。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以及对西方文字和书籍的翻译中，对西方历史所有，而中国历史所无的东西，会用中文中某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去代替，这样就造成认知上的混乱。譬如用“封建”去翻译西欧中世纪feudalism，其实“封建”为西欧历史所无，而feudalism则为中国历史所无。
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农奴制社会，广大的土地被极少数的领主所瓜分，国王是领主中的一个，当然也是拥有土地最多的那一个。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被看成土地的附着物，依附于土地，也依附于领主，不仅不拥有土地，而且也没有能力和权力去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被称作农奴。
农奴社会是一个准奴隶社会，农民们严重缺乏独立性，缺乏独立自主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和能力，需要被一个权威所管理和指令。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奴隶和农奴是一个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而奴隶主和领主，则是另一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奴隶和农奴之所以没有土地所有权，之所以缺乏权力和自由，是统治阶级压迫的结果。
事实并非如此，欧洲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中世纪的农奴，之所以缺乏独立自主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权力，以及相应地缺乏土地所有权，从根本上并非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而在他们自身，是他们自身缺乏独立自己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由一个权威来指导和安排。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自然的，存在自然的奴隶，这个自然就是自愿的，缺乏独立自主意识和能力的。
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和社会至关重要。这个整个西方世界，指的是中国以西的世界，不仅包括欧美，还包括中东、印度、非洲。在古代历史上，唯有中国的农民是独立自主地生产和生活的，每个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在一般情况下，土地是农民平均所有，秦汉以后，出现了土地兼并。但是，土地兼并从根本上来说并非基于特权，而是基于市场。同时，大地主和农户之间也是商业关系，而非特权关系，农户是需要付出地租的佃农。
按照现代的权力思维，以及马克思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中国古代史中的国君以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原则上既对任何生产资料都不拥有所有权，而且也没有权力参与任何产业的经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基本政治原则：“不与民争业”，或“不与民争利”。唯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人民，才是产业的合法的经营者，是产业经营的主体。政府官员的收入不能直接来自产业的经营，而只能来自税收。
这些事实说明，在中国的古代，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拥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家庭，甚至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主体。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一个对平民的生产和生活进行指导和干预的特权集团，产业的经营权力一直在民，并未被特权集团剥夺和破坏。更准确地说，中国压根没有什么产权、经营权被破坏的概念，因此也不会出现权力的概念，不会出现什么保护权力和恢复权力的概念。
生产主体之间进行自由地交易和协作，是经营权在民的自然现象，有史以来自由交易和自由协作就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由协作和交易的基本工具是契约，契约在中国文明伊始就已经存在了，最原始的契约形态是结绳，后来又出现了书契，《周易》和《老子》都对上古“结绳而治”的时代进行记载。“结绳而治”实际上是说，凭借着结绳这种原始形态的契约，人们就实现经济上的协作，让社会出现良好的秩序。这些资料都是中国自古就是自由地协作和交易的证据。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很早就自然地出现了分工。
这些都是中国文明的唯一特性和根基所在，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
西欧的中世纪社会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其主体是农奴社会，但是，同时又存在一个新兴力量，就是商人群体。这个商人群体在中世纪之初就存在了，但是在开始的很长时期内，其势力是非常小的。商人与西欧的农奴不同，具备独立自主的生产和生活的意识，在经营和生活上都要求独立。因此，商人群体在当时的西欧就是置身于农奴制汪洋大海的一个异类。
在领主的地盘，独立自主地做做任何事，经营任何生意，必须经过领主的同意，赋予给相应的权力。因为，商人要在领主的地盘经商，也必须向领主索要特权。在开始阶段，单个商人的势力是很单薄的，为增加与领主的谈判和斗争力量，他们必须抱团，这就是所谓的“行会”。
行会是在中世纪西欧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商人的组织机构，也是商人的社区，以及生存方式，也是区别于农奴制的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时的西欧商业的基本单位就是行会，商人必须要加入某个行会，行会是当时西欧基本的商业制度和社会制度。
西欧社会的独立自主生产和生活的理念，正是由商人这个群体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但这里不是一个阶段替代另一个阶段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和阶层超越另外一个群体和阶层的问题，即商人阶层的影响和势力超越农奴阶层，并把农奴阶层逐渐商人化，将农奴制逐渐商业化，最终将整个西欧转变成以商人和商业为主导的社会，替代以往的由农奴和农业主导的社会。商人和农奴是并存的，商业和农奴制也是并存的。
也可以用中国的“一国两制”来形容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状态。西欧中世纪社会也是“一国两制”的，“农奴制”和“行会制”并存。明白这一层，是正确认识西欧的中世纪以及当下社会的关键。中国的“一国两制”仅仅为一种政治策略，并非整个中国社会真的是“两制”的，从社会的角度而言，香港、澳门之于中国大陆可以忽略不计。但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从根本上就是“两制”的。这种社会的“两制”属性，在当下的欧美社会依然存在。
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实际上包括三类群体和阶层，一个是包括国王在内的领主阶层，一个是农奴阶层，一个是商人阶层。西欧社会的主体是由农奴和领主组成的农奴制，农奴制是涵盖农奴和领主两个群体的，领主是特权阶层，而农奴则是无权阶层。商人群体的行会制却是仅仅包括商人的封闭世界，行会需要向领主索取特权，而这个权力仅仅为本行会所有，而拒绝与农奴分享，甚至也拒绝与其他行会分享。因此，行会实质上也是一个特权集团。
西欧的人权、产权思维正是在行会制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理解这段历史，才能明白人权的真实面目所在。人权实质就是特权，是排他性的特权，只允许我有，而不允许别人有。人权的思维在社会分裂、斗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也会自动地制造社会的分裂和斗争。总之，权思维是西欧中世纪畸形社会中产生的畸形制度和思维。现代欧美人却用这种畸形的制度和思维来普世，岂不荒唐和大谬。当今西方世界的分裂和混乱，以及全球秩序中的分裂和混乱的罪魁正是这种人权-特权思维。
大约12世纪左右，西欧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行业，教育培训业，由私人以商业化的形式来传授知识，也属于商业的范畴。这种培训业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因为那是意大利的商业最繁荣，经济最发达。基于前面我们对于西欧社会的分析和说明，就可以知道，这些私人教师，要想生存，必须组建自己的行会，而私人教师行会，就是大学。
为何中国历史上只有私塾而无大学？原因很简答，因为在中国历史中，中国私人教师可以独立生存，无需和任何人联合，无需和谁斗争，无需向谁索要特权。实际上，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大学的原因，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行会，为何没有产生农奴制，是一个问题。
至此，我对大学的第二个属性已经的分析完毕：大学是一个特权性的职业集团、利益集团。
再次总结一下，中国大学有两大属性。第一大属性，是1894年以来中国进行西化的工具，也是否定和舍弃自身传统文化的工具；第二大属性，是一个特权化的职业集团、利益集团。
接下来，我将基于这种定性，对中国大学优劣，以及对中国大学对于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文明的意义，展开详细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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