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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人之论，每分人以善恶，判人以忠奸，别人以正邪，而有非常复杂之人，不可以善恶忠奸正邪论，若曹操是也。酷虐变诈，杀边让、族桓劭、孔融，为恶矣。而方收英雄，不为猜忌杀刘备，张绣以害子之仇，降而不诛，毕谌以母故从叛，赦而用之，陈琳为袁绍作檄骂操及父祖，亦赦而用之，知关羽之忠于刘备，释而不追，以全其义，见高柔之勤于吏事，抱文书而寝，哀而解衣覆之，怀蔡邕之故而赎文姬于匈奴，知文骋之忠而委以江夏之任。而礼贤下士，揽履而迎邴原；爱才似渴，建安七子，多为网罗，又岂非善乎？有王霸之度也。观其后事，固杀后欺主，汉之篡成，而起兵讨董，不似袁绍、张邈之观望，袁绍与韩馥谋立刘虞为帝，而拒之，自谓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而以此不直袁绍，图诛灭之，奋勇独与卓战，听荀彧之计，效桓文之举，迎献帝都许昌，诛乱汉之李傕，逐反复之杨奉，当此不可谓非忠也。 徒概之以奸，而何多得智谋之士，骁勇之将？大雅君子荀彧而尽谋辅佐，郭嘉、朱灵一见而倾心，李通拒袁绍之招，斩其使以示不贰，秦伯南以身救曹操而死。当其微时，汉太尉桥玄以妻子相托，李瓒，党锢诸贤之杰李膺之子，而谓子宣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讨董之时，鲍信独谓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卫兹亦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袁曹对峙，刘表与绍通，而逸士王俊谓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释近而救远，如有一朝之急，而望漠北之救，不亦难乎？”袁术与陈珪谋逐鹿，而珪答曰：“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征矣。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钟繇说李傕、郭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公孙度欲趁曹操远征袭许，而凉茂责公孙度曰：“比者海内大乱，社稷将倾，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成败，夫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以海内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责将军之罪耳！而将军乃欲称兵西向，则存亡之效，不崇朝而决。将军其勉之！”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而傅干说腾曰：“古人有言‘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强，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牵招呵公孙康使者韩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嚚，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虽贼如黄巾，而与操书曰：“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敌如袁术，与袁绍书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亦视曹操为扶汉之臣也。 能为天下之士所倾向如此，非独雄杰之姿足以服人，亦其英气仗义之异于群雄也，讨董卓，伐袁绍，征乌丸，皆义之正者也。曹操者，能为善而不免为恶，英雄而杂于权诈，始欲效忠而不终，岂可简单论之？而其文采风流，多才多艺，登高能赋，为文通脱，御军三十余年，手不释卷，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异于其他奸雄之专于角逐者也，子丕植亦继其英，善文多艺，又能流传后嗣也。而亦有真性情，祭桥公，念郭嘉，临死分香，岂可谓之伪哉？善恶并存，而相争；忠奸皆生，而相易；正邪一体，而相激。杂而不纯，不能为大仁；谲而不鬼，不能为大恶。一念于善，而或不免于恶；始怀乎忠，而终易于奸；当此秉于正，而于彼则成乎邪。 虽然，察其人，善多于恶；考其事，功大于过，为鬼蜮之论者，深文之诋矣；等于莽卓，已甚之辞也。盖尊汉则贬曹，显其奸，夸其恶，喋喋不休于篡汉之名。操子丕固篡汉，而操虽专横，终身北面，未有有废立，汉之欲亡也久，阉宦外戚乱之，黄巾反之，群雄窥觊之，操平黄巾，扫群雄，尊天子，惩阉宦外戚之失，明法图治，微操，汉之亡忽诸，而天子不知死所矣。术之猖狂，绍之悖逆不知有名义，岂操之比哉？犹操延汉二十之祚，而岂可以亡汉之罪罪操？子丕之篡成，而罪轻于司马、萧道成、朱温，有大功而篡也。罗贯中《三国演义》虽尊刘贬曹，备形曹操之奸，亦引钟惺《邺中歌》曰：“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操之雄谋韵事文心，功罪是非，固非书生所可轻议也，纯以奸定人，篡定罪，贬其人一无足取，没其功一无可录，岂可服人，亦长刻薄而害世教。苛刻之论，有伤君子忠厚之心；过甚之毁，实非《春秋》公平之义。齐桓公之僭，灭项之恶，晋文公召王请隧之逆，《春秋》犹为之讳，微书之，不以此过没前者尊王攘夷之功也，圣人之恕人如此，何后世君子专责操之罪哉？操之有善有功如此，而判之为大奸大恶，则甚于操之王莽、董卓、安禄山、秦侩将何以处之？等恶也，则何不如莽卓之猖狂恣睢？以此为惩恶，不知其长恶也；以此为防奸，不知为导奸也，志怀叵测者而以奸诈则可图天下，贻子孙，悍然不顾名义，公然而行恶矣。而天位固仅非诈力可以图也，操虽权诈，犹存乎名义也。 顾炎武《日知录》言东汉风俗而咎曹操曰：“两汉风俗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跃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梯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人多以曹操唯才是举，虽不仁不孝者亦用之，而谓操重才轻德也，而考之于史，非公允之论也。荀彧大雅君子也，曹操尊用之，比为张良之佐，委以萧何之任，进为侍中、尚书令而不臣也。。荀攸，彧之流亚也，亦重用之，每称攸曰：“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令曰：“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馀年，无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达即其人也。”又称“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军师之去恶，不去不止也”，谓子丕曰：“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多引圣贤之言，二荀以此见尊重，且令子尽礼敬之，岂不重德乎？陈群非郭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操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悦焉。才德并重也。彧尝言于曹操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彧从容与曹操论治道，如此之类甚众，操常嘉纳之，亦非徒用才能而忽教化也。所用崔琰、毛玠、和洽、高柔、杨阜、常林、贾逵之吏，虽非仁人君子，亦皆廉直之士也。唯才是举，而亦尊德行之士。然以汉末好以德行标榜，而多名不副实，名为君子，而无可效之能，无能者多负重名，无功者多享厚禄，标榜之致也。操知此风之不可长，而循名责实，课以功能，又以乱世须功能之士相济，而唯才是举，不分贤污。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治世尚德，以为教化；有事赏能，以济事功，未为非理也，以惟取德行为一偏之论。德者奖之以名，能者厚之以禄，乃为善也。操达权变，有德者尊之，有能者重之，无所偏废，不拘一格，而岂迂儒之徒以道德责人哉！ 又令曰：“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乱世欲求荡定，急于用人，则勿求全责备也。姜尚，德行不及周公，多权谋，而周武王用以伐纣，定天下之后，则重用周公治国；汉高祖亦用陈平无行之士，而成帝业，操之用人不拘行检，亦何亏于古之英主哉？惟操矫枉过正，一一课实，急功近利，求才尽心，而兴教化不足也。 未完待续，请点击下方“陶扬鸿文集”查阅下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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