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瘟疫·黃開泰講中醫天命篇 中醫從生命中來,到生命中去,在以活生生的人爲實際對象的醫療實踐的歷史長河之中,去偽存真,獲得了與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客觀相一致的理論認識。 細菌病毒導致的感染性疾病、傳染性疾病是生命健康的大問題。中醫在這方面早就有了成熟的理論認識和臨床方法。 【中國疫病史鑑】記載,西漢以來的兩千多年裡,中國先後發生過321次疫病流行,由於中醫的有效預防和治療,在有限的地域和時間內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所以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西班牙大流感、歐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樣一次瘟疫就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悲劇。 之所以細菌病毒在中華大地,沒有像在世界其它地方那樣肆虐,就是因爲中國有中醫,有天人合一、以人爲本的文化。 中醫是生命醫學,治療瘟疫,以天地氣交氣化爲客觀,以生命之應爲根據,協調活生生的人自身的抗邪力、愈病力去治療,使邪之所在,正氣必趨的抗邪機製發揮作用,實現治療瘟疫的目的。所以中醫治療瘟疫,並不需要認識細菌病毒。 沒有生命意識,沒有生命理性的醫學,在生命之外作文章。以爲只有認識了細菌病毒,才能治療感染性、傳染性疾病的觀點,是物理法則、實驗邏輯的看法,是西方文化之道的結論,不是生命客觀的認識。 西醫很強勢,但在新冠肺炎的臨床醫療中,中醫療效很突出。可有些人對中醫效果,不是視而不見,就是不認可,老是在媒體上渲染沒有治療新冠肺炎的特效藥。 中醫理論、辨證論治至少經過了2千多年的生命檢驗,西醫搬出雙盲對照,說沒有實驗室依據,沒有臨床實驗,不認同中醫的臨床療效。 中醫是多維時空動態關聯性的生命醫學,臨床醫療以我命爲實際對象,與西醫有巨大的文化差異,可有人偏偏要搬出實驗實證原理,運用顯微鏡邏輯來否定中醫療效。 西醫邏輯又不是中醫的生命邏輯,實驗條件不是天地氣交氣化的自然條件,用西醫評判中醫療效,中醫便在臨床醫療中,沒有了正當性。 從理論形成的途徑看,西醫是主觀的、是實驗認爲的,中醫是客觀的、是自然生命的。西醫評判中醫,實驗規範自然,其實就是用主觀否定客觀,否定多維聯繫的生命事實。 瘟疫發病,不管什麼細菌病毒,皆屬於中醫外邪的範疇。後面正氣抗邪一節還要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 外邪是中醫對致病因素的概括,主要指因爲天地氣交氣化反常,風寒暑濕燥火等化爲侵襲人體,導致疾病,這一類的致病因素。 中醫把疾病分爲兩大類,一類是自然因素爲主導致的疾病,稱之爲外感疾病,一類是人事情感等社會因素爲主導致的疾病,稱之爲內傷疾病。 外感疾病的病邪,是外邪,風寒暑濕燥火,山嵐瘴氣,疫戾,金創傷等,自然非時之氣爲主要內容。 以非時之氣分析,外邪中人有淺深,瘟疫傷人有寒熱,或六經傳變,或『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或『衛之後方言氣,氣之後方言血』,或邪伏募原,病機千變萬化,扶正祛邪要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才能阻斷瘟疫傳變,扭轉瘟疫病勢。 中醫臨床,關鍵在病機。病機,隨時空動態變化而異,東漢傷寒,金元內傷外感,明代濕熱,清代溫熱。經過漫長歷史的生命實踐,這樣的病機認識,經過大浪淘沙,一代一代積澱下來,理論日益豐富,理、法、方、藥、護的病機對應性不斷增強,辨證論治的臨床療效越來越好。 本來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實踐,人們非要小白鼠、實驗室的東西,人爲設定的雙盲對照來評判,不知道是人的悲哀,還是文化的悲哀。 十九世紀人類知道了細菌病毒,20世紀初發明青黴素,西方醫學就走上了與細菌病毒相對抗的文化路線。這是一條戰爭之路,是人類向細菌發起的戰爭,持續到今天,人類沒有勝利,卻鍛鍊出了超級耐藥菌。 活生生的人因應自然,因應細菌病毒,經過了數百萬年,正氣抗邪力、愈病力不斷提升,所以能立足於天地間,在一次次的瘟疫中站起來,走到今天。 正氣抗邪是外感疾病得以痊癒的根據。中醫祛邪,不是用藥物直接對抗細菌病毒,而是根據正邪盛衰的病機性質,病邪危害的藏腑病位,在表者汗之,在里者瀉之,正氣不足補之,邪氣盛實攻之,寒邪用溫,熱邪用涼,濕邪燥之、化之、利之,從不替代正氣抗邪力、愈病力,和細菌病毒相對抗。 中醫不研究外在於人的細菌病毒,而是致力於思考外邪(細菌病毒)入侵後,正氣的抗邪反應,通過調動、協調正氣,增強正氣的抗邪力、愈病力,所以中醫的臨床,有菌能殺,有病毒能滅,有病能愈。 瘟疫發生,急急忙忙鑽進實驗室,找尋病原,研究細菌病毒,研究對抗細菌病毒的『化學武器』,把活生生的人放在一邊。用進廢退,『化學武器』取代正氣,正氣作用日漸減弱,天長日久,當活生生的人的正氣完全失去作用時,一個小小的病毒,就可能把人給滅了。 命由天成,不由科學;我命在我,不在生理病理。實驗是身外的,細菌病毒是身外的,生理病理是身外的,正氣是我命的,防疫抗疫治疫,我命正氣才是根本。 尊重我命的醫療,通過正氣發揮治療作用,瘟疫就能徹底痊癒,沒有後遺症。與細菌病毒的對抗性治療,很多時候後患無窮,如非典、新冠肺炎,股骨頭壞死、肺纖維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