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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引論
一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4600餘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3700餘年。夏472，殷496，周武王至幽王257，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2681。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2752。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2633。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65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23年資治通鑑托始，至民國紀元凡2314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智識』與『歷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輩今日所需歷史的智識。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智識，貴能鑑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慾求歷史智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鑑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魯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又不僅於鑑古而知今，乃將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感情』。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戰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觀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戰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為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呼愛國。此其為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頭決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尚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智識，其要在此。
二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傳統派』主於記誦，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於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其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前現身相綰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智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綰合歷史於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案。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者，智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症，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病，莫如並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謬。』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了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於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瓶，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
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後人譏之為『相斫書』焉。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征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有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鑑】，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鑑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鑑】，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於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其間，光輝乍辟，翳霾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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