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2论政体诗解2重儒风淳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严恪职

《贞观政要》卷2论政体诗解2重儒风淳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严恪职

题文诗：

贞观二年,太宗问曰:近代君臣,治国何多,

劣于前古?黄门侍郎,王珪对曰:古之帝王,

为政其皆,志尚清静,能以百姓,之心为心;

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

非经术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

若有疑事,皆能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

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其或,参以法律,

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

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多进阶品,

累加迁擢.贞观三年,太宗谓之,于侍臣曰:

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

诏敕如有,不稳便者,皆须执论.比来惟觉,

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而谏诤者,

岂是道理?若其惟署,诏敕行以,文书而已,

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

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毋妄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曰:隋文帝也,为主何如?

萧瑀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

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

传飧而食,虽其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太宗谓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其性至察,

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性至察则,

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

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

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尽合理.朝臣既知,

其意也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

朕意不然,以天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

须合变通,皆委之以,百司商量,宰相筹画,

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一日,万机独断,

一人之虑;况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

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

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如是岂如,广任贤良,

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

诏敕颁下.有未稳便,必须执奏,不得顺旨,

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恪职意.恪尽职守.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无存。”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译文】

    贞观三年，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机要部门，选择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大的。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出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又何必千辛万苦地选择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仪，心中有数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萧瑀答说：“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宿卫之士，废寝忘食，他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却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尽管日理万机，最终却事与愿违，而且事情也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敷衍应对。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更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为什么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