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卷2論政體詩解2重儒風淳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嚴恪職

【貞觀政要】卷2論政體詩解2重儒風淳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嚴恪職

題文詩：

貞觀二年,太宗問曰:近代君臣,治國何多,

劣於前古?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古之帝王,

為政其皆,志尚清靜,能以百姓,之心為心;

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

非經術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

若有疑事,皆能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

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其或,參以法律,

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

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多進階品,

累加遷擢.貞觀三年,太宗謂之,於侍臣曰: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

詔敕如有,不穩便者,皆須執論.比來惟覺,

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而諫諍者,

豈是道理?若其惟署,詔敕行以,文書而已,

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

有不穩便,必須執言,毋妄畏懼,知而寢默.

貞觀四年,太宗問曰:隋文帝也,為主何如?

蕭瑀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

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

傳飧而食,雖其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

太宗謂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其性至察,

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性至察則,

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

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

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盡合理.朝臣既知,

其意也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

朕意不然,以天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

須合變通,皆委之以,百司商量,宰相籌畫,

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一日,萬機獨斷,

一人之慮;況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

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

乖謬既多,不亡何待?如是豈如,廣任賢良,

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

詔敕頒下.有未穩便,必須執奏,不得順旨,

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恪職意.恪盡職守.

　【原文】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譯文】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國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麼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國家，大都崇尚清淨無為，以百姓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卻是以損害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慾，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飽學經史的儒雅之士。漢代的宰相沒有誰不精通一種經書的，朝廷上有什麼解決不了的疑難問題，都引經據典，參照經書來決斷，於是，人人懂得禮教，國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卻重視武功，輕視儒術，或施用刑律來治理國家，從而導致儒術受到破壞，古代淳樸的民風也蕩然無存。』太宗聽後深有同感。從此以後，官員中凡是精通儒學，又懂得治國之道的，大都得以提拔，並委以重任。
【原文】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譯文】

    貞觀三年，太宗對身邊的侍臣說：『朝廷設置中書、門下這樣的機要部門，選擇人才擔任官職，他們的任務和作用其實是很大的。皇上下達的詔書和命令如果不正確，他們必須大膽地指出來。然而近來我卻發現他們只會唯命是從，順水推舟，沒有一個人敢直言進諫，朝廷的官員怎麼能夠有這樣唯唯諾諾的作風呢？如果一個官吏只知道發布詔書，抄抄寫寫，又何必千辛萬苦地選擇官員，委以重任呢？從今以後，上傳下達的詔書如果不妥當，官吏必須直接指出來，不能因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儀，心中有數卻沉默不言、假裝糊塗。』
【原文】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譯文】

     貞觀四年，太宗問大臣蕭瑀：『隋文帝是一個怎樣的君主？』蕭瑀答說：『他是一個勤於政務，遵從禮儀，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處理政務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與他一起坐談國事，宿衛之士，廢寢忘食，他雖然說不上仁義開明，卻也算得上是一個勵精圖治的君王。』太宗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雖然性格謹慎周密，但內心並不能明察秋毫。心裡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錯誤，即使小心謹慎卻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來是靠欺騙前朝皇帝的遺孤寡婦，奪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總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個官員，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斷決定，勞神費力，儘管日理萬機，最終卻事與願違，而且事情也不是都處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雖然知道這點，卻不敢指出來。丞相以下的官吏，處理政務都只是敷衍應對。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樣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頭萬緒又變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奪。只有將政務交給百官商議，由宰相籌劃，事情才會穩當，才可以奏請皇上，下令天下執行。只靠一個人殫精竭慮是不行的。如果一天處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這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何況還有更差的呢？而日積月累，長此以往，錯誤必然更多，國家不滅亡才怪！為什麼不廣泛地任用賢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關注政事，嚴肅法紀，誰還敢胡作非為呢？』唐太宗於是下令，凡是詔策有失誤的地方，官吏必須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聖旨上的意思辦事，必須盡到一個做臣子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