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和提高道德学问,是有成就者遵循的共同规律

培养和提高道德学问,是有成就者遵循的共同规律

王曰：“来，汝说！尔惟训于朕志。_{言汝当教训于我，使我志通达也。}若作酒醴，尔惟麹糵；_{酒醴须麹糵以成，亦我须汝以成也。}若作和羹，尔惟盐梅。”_{盐醎，梅酢，羹须醎酢以和之。}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_{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古训乃有所得也。}事弗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_{事不法古训，而以能长世，非所闻。}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王曰：“来，汝说！尔惟训于朕志。言汝当教训于我，使我志通达也。若作酒醴，尔惟麹糵；酒醴须麹糵以成，亦我须汝以成也。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醎，梅酢，羹须醎酢以和之。

醴，甜酒。麹糵，酿酒所用的发酵物。酢，酸。什么是和羹？《左传》记载，齐景公问晏子：“‘和’与‘同’有什么不同？”晏子回答：“‘和’就像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烹调，味道太淡了就加调料，味道太浓了就加水冲淡，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烹制羹汤，要用到水、火、醋、酱、盐、梅等各种各样的调料，而羹汤的美味就在于味道之间的调和，所以叫做“和羹”。

高宗说：“来，傅说！你应当训导我，启发我的心志。言汝当教训于我，使我志通达也。说的是你应当教导我，使我的心志通达。如若酿酒，你就是麹蘖。酒醴须麹蘖以成，亦我须汝以成也。就像酒必须有酒麹才能酿成，我必须有你才能成就。如若调制和合众味的羹汤，你就是盐和梅。”盐醎，梅酢，羹须醎酢以和之。盐，醎；梅，酸。作羹必须用盐和梅加以调和。

酒麹和盐梅对于酿酒与烹制羹汤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在这里，高宗再次以形象的比喻，说明傅说的训导对于开启自己心志的重要性。高宗虚心好学、真诚恭敬、主动求教的态度跃然纸上。

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古训乃有所得也。事弗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事不法古训，而以能长世，非所闻。

攸，所。傅说说：“君王啊，人追求见闻广博，是为了建立事功。学习古人的教导，才会有收获。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古训乃有所得也。君王追求多闻来建立事功，学习古人的教诲才能有所收获。做事不师法古人而能永久传于后世的，傅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事不法古训，而以能长世，非所闻。做事不遵循古人的教导，而能得以长久，这种事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里傅说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前面讲的尧舜等，也都强调“稽古”，考察古道的重要性。

“贞观之治”太宗皇帝

《孔子家语》中记载：“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其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以往的历史是用以启发当今之人的。如果一个君主不努力追寻前朝之所以能安稳存在的足迹，又不重视其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倒退行走，却期求能赶上前人。所以，古圣先贤的言论和行事，是后世人治国平天下的借鉴；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历代凡有成就者遵循的共同规律。

例如，曾创下“贞观之治”的太宗皇帝，从十六岁开始从军打仗，自然没有时间涉猎圣贤经典，对于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茫然无知。太宗二十七岁登基为帝，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于是命令魏徵、褚亮、萧德言、虞世南等大臣，把唐朝以前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汇集起来，编纂成《群书治要》这部书。太宗阅读之后，赞叹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太宗认为《群书治要》的内容取材很广博，但是所挑的内容却都是非常重要、关键的东西，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的。这本书使他能够使社会大治，考察借鉴历史经验，遇到事情不迷惑，并且认识到社会治理的根本，以及治国理政应该从何处入手。因此，在魏徵过世时，太宗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历史是一面镜子，记载着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的得失经验，揭示出社会国家运转的客观规律。学习历史，就是掌握国家盛衰的规律，可以达到学史明理的效果。

《贞观政要·论政体》中记载，贞观初年，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了十几把上好的弓箭，于是把这些弓箭拿给弓箭师傅看，结果没想到，弓箭师傅却说，这些弓都不是上好的良弓。我于是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会使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这一生所用过的弓箭已经够多了，但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且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理国家的要领呢？”

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太宗都赐座给他们，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之外的事情，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而细致的了解。可以说，正是唐太宗的虚心、好学、礼敬贤者的态度，使他受益匪浅。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问，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判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是用刑律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的，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很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治理国家。这一点可以说非常难得，为什么？一般人都会因为看到严刑峻法迅速有效的效果，而忽视道德教育。但唐太宗却不同，他在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才是使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以前，学习传统文化的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法制，结果学习中国法制史发现，《唐律》是非常完善、具体、全面的，又以为唐朝“贞观之治”的建成完全是依靠法律，这两种看法都是偏颇的。读《群书治要》就会特别清楚这一点。现在的廉政建设也是如此，既要强调不能腐、不敢腐，还要强调不愿腐、不想腐。怎样让官员不愿腐、不想腐？那就是要加强伦理道德的教育。

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是在消极结果产生之后，给以事后的惩罚和补救。比如，腐败分子被判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他对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危害、损害无可挽回，难以防患于未然。第二，法律所制裁的仅仅是人的行为，难以触及到人的内心，培养不出人的羞耻心。如果缺少道德教育，人们只是想方设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还以此沾沾自喜，认为这是自己聪明智慧的结果，不觉得自己作恶有什么羞耻。所以，必须通过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做坏事，把作恶看成是非常值得羞耻的事，这才是从心灵上筑起一道防止作恶的堤坝。

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仅仅是用各种政令、条款来引导人们，人们触犯了政令、条款就给予刑罚的处罚。结果是什么？人们因为惧怕处罚，免于去做坏事，但是没有羞耻心，甚至仍然去做坏事，想方设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还以此沾沾自喜。如果“道之以德”，用道德引导人们，用礼义教化人们，人们有了羞耻心和人心的归附。“格”，来，人心来附的意思。

太宗之所以在登基后不久就下令编纂《群书治要》，也是因为知道自己对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了解不够，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和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的教训和经验。《群书治要》编纂完成后，魏徵在序文中用一句话称赞《群书治要》的价值：“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这部书用在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于办政治的人而言，可以汲取、借鉴古圣先贤的智慧。而且传到后世，可以恩泽子孙后代，让子孙后代更好地谋划他们的人生，使得人生幸福。可见，《群书治要》确实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正是因为如此，2001年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亲自为《群书治要考译》题字“古镜今鉴”。

这部书编纂完成后，太宗皇帝非常欢喜，日日手不释卷、不辞辛苦地学习，因为他有一个根本的动力，那就是爱护人民，希望把国家治理得长治久安。不仅如此，他还胸怀天下，希望为世界各国做出“善治”的表率。

2022年，习主席致元旦新年贺词时，在书架明显的位置上摆放着《群书治要》。这也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群书治要》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也是非常认可，时时翻阅，手不释卷地阅读。而这样做的根本动力就是要把国家治理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