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和提高道德學問,是有成就者遵循的共同規律

培養和提高道德學問,是有成就者遵循的共同規律

王曰：『來，汝說！爾惟訓於朕志。_{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_{酒醴須麴糵以成，亦我須汝以成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_{鹽醎，梅酢，羹須醎酢以和之。}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_{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古訓乃有所得也。}事弗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_{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所聞。}

出自【群書治要】卷二【尚書】。

王曰：『來，汝說！爾惟訓於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酒醴須麴糵以成，亦我須汝以成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醎，梅酢，羹須醎酢以和之。

醴，甜酒。麴糵，釀酒所用的發酵物。酢，酸。什麼是和羹？【左傳】記載，齊景公問晏子：『「和」與「同」有什麼不同？』晏子回答：『「和」就像做羹湯，用水、火、醋、醬、鹽、梅烹調，味道太淡了就加調料，味道太濃了就加水沖淡，使各種味道恰到好處。』烹製羹湯，要用到水、火、醋、醬、鹽、梅等各種各樣的調料，而羹湯的美味就在於味道之間的調和，所以叫做『和羹』。

高宗說：『來，傅說！你應當訓導我，啟發我的心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也。說的是你應當教導我，使我的心志通達。如若釀酒，你就是麴櫱。酒醴須麴櫱以成，亦我須汝以成也。就像酒必須有酒麴才能釀成，我必須有你才能成就。如若調製和合眾味的羹湯，你就是鹽和梅。』鹽醎，梅酢，羹須醎酢以和之。鹽，醎；梅，酸。作羹必須用鹽和梅加以調和。

酒麴和鹽梅對於釀酒與烹製羹湯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關鍵要素。在這裡，高宗再次以形象的比喻，說明傅說的訓導對於開啟自己心志的重要性。高宗虛心好學、真誠恭敬、主動求教的態度躍然紙上。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古訓乃有所得也。事弗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所聞。

攸，所。傅說說：『君王啊，人追求見聞廣博，是爲了建立事功。學習古人的教導，才會有收穫。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古訓乃有所得也。君王追求多聞來建立事功，學習古人的教誨才能有所收穫。做事不師法古人而能永久傳於後世的，傅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所聞。做事不遵循古人的教導，而能得以長久，這種事從來沒有聽說過。

這裡傅說強調以史爲鑒的重要性。前面講的堯舜等，也都強調『稽古』，考察古道的重要性。

『貞觀之治』太宗皇帝

【孔子家語】中記載：『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其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以往的歷史是用以啟發當今之人的。如果一個君主不努力追尋前朝之所以能安穩存在的足跡，又不重視其所以危亡的原因，這就好像倒退行走，卻期求能趕上前人。所以，古聖先賢的言論和行事，是後世人治國平天下的借鑑；培養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學問，是歷代凡有成就者遵循的共同規律。

例如，曾創下『貞觀之治』的太宗皇帝，從十六歲開始從軍打仗，自然沒有時間涉獵聖賢經典，對於古聖先王的治國之道茫然無知。太宗二十七歲登基爲帝，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於是命令魏徵、褚亮、蕭德言、虞世南等大臣，把唐朝以前治國理政的思想精華匯集起來，編纂成【群書治要】這部書。太宗閱讀之後，讚嘆說：『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太宗認爲【群書治要】的內容取材很廣博，但是所挑的內容卻都是非常重要、關鍵的東西，這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甚至都沒有聽說過的。這本書使他能夠使社會大治，考察借鑑歷史經驗，遇到事情不迷惑，並且認識到社會治理的根本，以及治國理政應該從何處入手。因此，在魏徵過世時，太宗感慨地說：『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

歷史是一面鏡子，記載著國家民族興衰成敗的得失經驗，揭示出社會國家運轉的客觀規律。學習歷史，就是掌握國家盛衰的規律，可以達到學史明理的效果。

【貞觀政要·論政體】中記載，貞觀初年，太宗對大臣蕭瑀說：『朕從年輕的時候就喜歡張弓射箭，自以爲懂得如何識別弓箭的好壞，近來得到了十幾把上好的弓箭，於是把這些弓箭拿給弓箭師傅看，結果沒想到，弓箭師傅卻說，這些弓都不是上好的良弓。我於是詢問其中的原因。弓箭師傅說，木頭的中心不正，會使木頭的紋理歪斜，這樣的弓雖然強勁有力，但射出去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從這件事中，我領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這一生所用過的弓箭已經夠多了，但我尚且不懂得識別弓箭的要領。更何況我得到天下的時間還很短，對於治理國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對弓箭的知識掌握得多。我對弓箭的了解尚且有偏失，更何談掌握治理國家的要領呢？』

從此以後，唐太宗定期召見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書省的官員。每次召見，太宗都賜座給他們，與他們悉心交談，仔細詢問宮廷之外的事情，以便對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而細緻的了解。可以說，正是唐太宗的虛心、好學、禮敬賢者的態度，使他受益匪淺。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國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王珪回答說：『古代帝王治理國家，大都崇尚清靜無爲，以百姓爲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卻以損害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慾，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飽學經史的儒雅之士。漢代的宰相，沒有誰不精通一種經書的，朝廷上如果有什麼解決不了的疑問，都會引經據典，參照經書來判斷，於是，人人懂得禮教，國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卻重視武功，輕視儒術，或是用刑律治理國家，從而導致儒術受到破壞，古代淳樸的民風也就蕩然無存。』太宗聽後，深有同感。從此以後，官員凡是精通儒學，懂得治國之道的，都得以提拔並委以重任。

唐太宗很善於聽取諫言，特別重視用儒家倫理道德的教育治理國家。這一點可以說非常難得，爲什麼？一般人都會因爲看到嚴刑峻法迅速有效的效果，而忽視道德教育。但唐太宗卻不同，他在重視法制建設的同時，特別重視儒家倫理道德的教育，這才是使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根本原因。以前，學習傳統文化的人認爲中國歷史上沒有什麼法制，結果學習中國法制史發現，【唐律】是非常完善、具體、全面的，又以爲唐朝『貞觀之治』的建成完全是依靠法律，這兩種看法都是偏頗的。讀【群書治要】就會特別清楚這一點。現在的廉政建設也是如此，既要強調不能腐、不敢腐，還要強調不願腐、不想腐。怎樣讓官員不願腐、不想腐？那就是要加強倫理道德的教育。

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是在消極結果產生之後，給以事後的懲罰和補救。比如，腐敗分子被判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他對國家民族所造成的危害、損害無可挽回，難以防患於未然。第二，法律所制裁的僅僅是人的行爲，難以觸及到人的內心，培養不出人的羞恥心。如果缺少道德教育，人們只是想方設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還以此沾沾自喜，認爲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結果，不覺得自己作惡有什麼羞恥。所以，必須通過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人從心底不願意做壞事，把作惡看成是非常值得羞恥的事，這才是從心靈上築起一道防止作惡的堤壩。

所以，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如果僅僅是用各種政令、條款來引導人們，人們觸犯了政令、條款就給予刑罰的處罰。結果是什麼？人們因爲懼怕處罰，免於去做壞事，但是沒有羞恥心，甚至仍然去做壞事，想方設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還以此沾沾自喜。如果『道之以德』，用道德引導人們，用禮義教化人們，人們有了羞恥心和人心的歸附。『格』，來，人心來附的意思。

太宗之所以在登基後不久就下令編纂【群書治要】，也是因爲知道自己對古聖先賢治國平天下的教誨了解不夠，希望自己不僅僅是和群臣探討治國經驗，而且能隨時翻閱古聖先賢的教訓和經驗。【群書治要】編纂完成後，魏徵在序文中用一句話稱讚【群書治要】的價值：『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這部書用在當時的社會，尤其是對於辦政治的人而言，可以汲取、借鑑古聖先賢的智慧。而且傳到後世，可以恩澤子孫後代，讓子孫後代更好地謀劃他們的人生，使得人生幸福。可見，【群書治要】確實是一部鑑往知來的治世寶典。正是因爲如此，2001年習近平總書記的父親習仲勛老先生，親自爲【群書治要考譯】題字『古鏡今鑒』。

這部書編纂完成後，太宗皇帝非常歡喜，日日手不釋卷、不辭辛苦地學習，因爲他有一個根本的動力，那就是愛護人民，希望把國家治理得長治久安。不僅如此，他還胸懷天下，希望爲世界各國做出『善治』的表率。

2022年，習主席致元旦新年賀詞時，在書架明顯的位置上擺放著【群書治要】。這也說明，習近平總書記對於【群書治要】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也是非常認可，時時翻閱，手不釋捲地閱讀。而這樣做的根本動力就是要把國家治理好，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