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基礎理論】緒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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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醫學理論體系的發展
　　　 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建立，促進了醫學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的發展。隨着社會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進步，醫學理論不斷創新，治療技術不斷提高。中醫學在漢代以後進入了全面發展時期。
　　　 1．魏晉隋唐時期
　　　 魏晉南北朝，歷隋唐至五代，前後七百餘年。醫學理論與技術，隨着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有新的提高，出現了眾多名醫名著，推動了中醫學理論體系的發展。
　　　 晉・王叔和編撰的【脈經】，是我國第一部脈學專著。該書首次從基礎理論到臨床實踐，對中醫脈學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提倡『寸口診法』，明確了左寸主心與小腸，關主肝膽，右寸主肺與大腸，關主脾胃，兩尺主腎與膀胱的三部脈位；描繪了浮、芤、洪、滑、數、促、弦、緊等24種病脈的脈象形態及其所主病證，推動了寸口脈診法的普遍應用。
　　　 晉・皇甫謐編撰的【針灸甲乙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針灸學專著。該書敘述了藏象、經絡、腧穴、標本、九針、刺法、診法、病證、治法等內容，是集魏晉以前針灸經絡理論之大成，對後世針灸的發展貢獻很大。
　　　 隋・巢元方編撰的【諸病源候論】，是我國第一部病因病機證候學專著。該書以1729論分述內、外、婦、兒、五官、皮膚等諸科病證的病因、病機和症狀，尤重於病源的研究，如指出疥瘡是由疥蟲所致，寸白蟲（絛蟲）病是吃不熟的牛肉造成，『漆瘡』的發生與體質有關，某些傳染病是由自然界的『乖戾之氣』引起，並有『轉相染易』的特點等。
　　　 唐・孫思邈編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可稱我國第一部醫學百科全書。兩書詳述了唐以前的醫學理論、方劑、診法、治法、食養等，代表了盛唐的醫學發展水平。他提出的醫生在醫德方面的要求和所要達到的境界，可謂開中國醫學倫理學之先河。
　　　 2．宋金元時期
　　　 宋金元時期，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較快、成果較多的時期。隨着科學文化的發展，醫學也有長足的進步。宋代及金元時期，醫學發展迅速，且流派紛呈，建樹較多，對後世醫學的發展影響很大。
　　　 南宋陳言（字無擇）據張仲景『千般M難，不越三條』的論點，進一步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與【內經】有關論述，著成【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一書，簡稱【三因方】。全書共18卷，將病因歸納為三大類：外感六淫為外因，七情內傷為內因，而飲食所傷、叫呼傷氣、蟲獸所傷、跌打損傷、中毒、金瘡等為不內外因。該書以病因與病證相結合的方法，系統闡述了三因理論。陳言的病因三分法，是對宋代以前病因理論的總結，對其後病因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
　　　 金元時期的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等人，對中醫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後人尊稱為『金元四大家』。
　　　 劉完素（字守真），創河間學派（後人尊稱劉河間），倡導火熱論。他認為『六氣皆從火化』，化火化熱是外感病的主要病機，而內傷病中『五志過極皆為熱甚』。百病皆因火熱，故在治療中力主以寒涼清熱，後人稱其為『寒涼派』。代表作有【素問玄機原病式】、【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等。
　　　 張從正（字子和，號戴人），師從劉完素，提出邪非人身所有，『邪去正自安』，不可濫用補藥的新見解，治病以汗、吐、下三法攻邪為主，後人稱其為『攻邪派』。代表作為【儒門事親】。
　　　 李杲（字明之，號東垣老人，後人尊稱李東垣），師從易水學派的創始人張元素（字潔古），強調胃氣對發病的決定性作用，倡言『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善用溫補脾胃之法，後人稱其為『補土派』。代表作為【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等。
　　　 朱震亨（字彥修，號丹溪翁，後人尊稱朱丹溪），傳河間之學，創造性地闡明了相火的常變規律，認為相火有『生生不息』 功能，『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而相火妄動，即屬邪火，能煎熬真陰，從而得出『陽常有餘，陰常不足』 的結論。治療上倡導『滋陰降火』，後人稱其為『滋陰派』。代表作為【格致餘論】。
　　　 金元四大家之論，各有創見，從不同角度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學理論。
　　　 3．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是中醫學理論的綜合匯通和深化發展階段，既有許多新的發明和創見，又有對醫學理論和經驗的綜合整理，編撰了大量的醫學全書、叢書和類書。
　　　 明代命門學說的產生，為中醫學的藏象理論增添了新的內容。張介賓（字景岳）、趙獻可（字養葵）等醫家，對劉完素、朱震亨的學術觀點持不同見解，反對以寒涼藥物攻伐人體陽氣，強調溫補腎陽和滋養腎陰在養生康復與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張介賓提出了『陽非有餘』、『真陰不足』 的見解，主張補養腎陽與腎陰。趙獻可認為命門為人身之主，特著【醫貫】一書強調『命門之火』在養生、防病中的重要意義。命門學說對中醫學理論和臨床各科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尤其對養生防病以及慢性疾病和老年病的康復治療，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明清時期溫病學說的形成和發展，是中醫學理論的創新與突破。溫病是多種急性熱病的統稱，多具有傳染性和流行性。溫病學說源於【內經】、【難經】及【傷寒雜病論】，後經歷代醫家的不斷補充和發展，至明清臻於成熟。在溫病學說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明代的吳有性及清代的葉桂、薛雪、吳瑭等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吳有性（字又可）著【溫疫論】，創『戾氣』說，對溫疫病的病因有卓越之見。他指出，溫疫病的病因為『戾氣』，而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氣多『從口鼻而入」，往往遞相傳染，形成地域性大流行，症狀、病程多類似；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發病季節；人與禽畜皆有疫病，但多各不相同。在細菌和其他微生物被人類發現之前200餘年，吳有性對傳染病的病因有如此深刻的見解，確是難能可貴的。

</P> 　　　 葉桂（字天土，號香岩）著【溫熱論】，闡明了溫熱病發生發展的規律：『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創建了溫熱病的衛氣營血辨證理論，對清代溫病學說的發展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
　　　 薛雪（字生白）著【濕熱條辨】，對濕熱病（溫病中之一類）的病因、症狀、傳變規律、治則治法等，作了簡要闡述，對溫病學說的發展做出一定貢獻。
　　　 吳瑭（字鞠通）著【溫病條辨】，創立了溫熱病的三焦辨證理論，指出：『凡病溫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即傳下焦，肝與肯也』。使溫病學說得到進一步發展，逐漸走向系統與完善。
　　　 另外，清・王清任（字勛臣）著【醫林改錯】，改正了古醫籍中在人體解剖方面的某些錯誤，肯定了『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並發展了瘀血理論，創立了多首治療瘀血病證的有效方劑，對中醫學氣血理論的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
　　　 4．近代與現代
　　　 近代時期（鴉片戰爭後），隨着社會制度的變更，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傳入，中西文化出現了大碰撞，中醫學理論的發展呈現出新舊並存的趨勢：一是繼續走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學術成果之路，如 30年代曹炳章主編的【中國醫學大成】，是一部集古今中醫學大成的巨著；二是出現了中西匯通和中醫學理論科學化的思潮，以唐宗海、朱沛文、惲鐵樵、張錫純為代表的中西匯通學派，認為中西醫互有優劣，可以殊途同歸，主張汲取西醫之長以發展中醫，如張錫純所著的【醫學衷中參西錄】，即是中西匯通的代表作。
　　　 現代時期（建國後），國家大力提倡中西醫結合，繼而倡導以現代多學科方法研究中醫。因而此時期中醫學理論的發展主要呈現出三方面的趨勢：一是中醫學理論經過梳理研究而更加系統、規範，如 20世紀 60年代編寫的全國統編教材【內經講義】，發展為 70年代的【中醫學基礎】，再分化為80年代【中醫基礎理論】，即其標誌；二是用哲學、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現代實證科學等多學科方法研究中醫學，大量的專著和科研成果相繼出現；三是對中醫學理論體系構建的思維方法進行研究，探討中醫學理論概念的發生之源與繼續發展、創新之路。
　　　 （三）中醫學理論的繼承與創新
　　　 中醫基礎理論的發展與現代化，必須走繼承與創新並行的發展之路。繼承是創新的基礎，繼承的目的是創新。只有重視繼承，才能將中醫學的傳統理論傳承下來，為發展和創新奠定基礎；創新是中醫學繼續發展的需要，是中醫學新理論、新觀點的產生之源，也是中醫學的生命之源。
　　　 1．繼承是一切研究的基礎和前提
　　　 中醫學兩千多年的發展史表明，無論是醫學理論的進步，還是臨床診治技能的提高，都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人們對自然界和人體認識水平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後世醫家在繼承前賢理論、經驗和教訓的前提下，結合自己的醫療實踐，不斷創新而豐富和完善起來的。因此，繼承是一切研究的基礎，是創新和發展的前提。從某種意義上講，科學地充分地繼承先賢們的理論和經驗，使之系統化、規範化，即是對中醫學的發展和創新。
　　　 藏象、經絡、精氣血津液神、體質、病因、發病、病機、防治等理論，是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應下大功夫對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和概念作一系統的研究，明確其基本內涵。這是中醫基礎理論的繼承性研究應達到的基本目標，也是中醫學理論繼續發展、創新和走向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
　　　 2．中醫學理論的創新思路
　　　 以整體觀念為指導，保持中醫學基本理論的特色。中醫學強調人體自身的整體性，包括各個部分的全息性和部分之間的聯繫性。中醫學以整體思維來研究人體，認為任何一個部分的機能都是整體機能的反映。按照中醫學的整體思維來研究人體某一具體的臟腑、經絡、形體、官竅的某一功能，是由整體到部分的研究思路。
　　　 將中醫學理論納入現代科學研究序列。中醫學屬自然科學，當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和發展中醫學理論。即在明確某一理論和概念之內涵的基礎上，抓住某一點或某一環節進行細緻的深層次的微觀研究，探討其內在的機制或機理，對某一理論或概念作出科學的闡釋。
　　　 強化中醫學思維方法的研究。精氣、陰陽、五行學說在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構築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們是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或解釋性模型來說明人體臟腑經絡及精氣血津液的作用和功能的，來闡釋人體的生命活動規律的。就目前而言，它們仍是中醫學的主要思維方法，其合理的內核、科學的精髓以及方法學方面的作用，仍有繼續深入發掘的必要。在發掘傳統思維方法的同時，開展微觀、局部、邏輯、系統等思維方法的研究，構建中醫學新的方法學體系。中醫學理論的發展和創新，只用傳統的思維方法來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注重和發展在整體觀念指導下的局部的、形態的、微觀的研究。
　　　 注重中醫學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發展。『生物―心理―社會』 現代醫學模式在70年代已經提出，醫學不再是單一的生物醫學，已經融合了諸多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身心醫學的發展就說明了這一點。中醫學受古代哲學的深刻影響，也融有大量的社會學知識。中醫學整體思想的建立，強調自然和社會環境對人體的影響，就是這種思想的反映。但中醫學的人文社會學知識，應在吸收古代哲學思想精華的基礎上，兼收並蓄古今中外人文科學中的精華，使其得到進一步的充實和發展。
　　　 創建科學的假說和構建新的理論。在以繼承性研究確立中醫學某一基本理論和概念的內涵，以及以現代科學手段對該理論和概念的內涵作深化研究的過程中，科學的假說和新的理論就可能產生。體質病理學說、臟腑―精氣―陰陽理論體系。多種情志交織致病說、毒邪說等新理論或新假說的提出，對中醫學理論的現代化進程和臨床診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中醫學理論體系的發展
　　　 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建立，促進了醫學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的發展。隨着社會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進步，醫學理論不斷創新，治療技術不斷提高。中醫學在漢代以後進入了全面發展時期。
　　　 1．魏晉隋唐時期
　　　 魏晉南北朝，歷隋唐至五代，前後七百餘年。醫學理論與技術，隨着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有新的提高，出現了眾多名醫名著，推動了中醫學理論體系的發展。
　　　 晉・王叔和編撰的【脈經】，是我國第一部脈學專著。該書首次從基礎理論到臨床實踐，對中醫脈學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提倡『寸口診法』，明確了左寸主心與小腸，關主肝膽，右寸主肺與大腸，關主脾胃，兩尺主腎與膀胱的三部脈位；描繪了浮、芤、洪、滑、數、促、弦、緊等24種病脈的脈象形態及其所主病證，推動了寸口脈診法的普遍應用。
　　　 晉・皇甫謐編撰的【針灸甲乙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針灸學專著。該書敘述了藏象、經絡、腧穴、標本、九針、刺法、診法、病證、治法等內容，是集魏晉以前針灸經絡理論之大成，對後世針灸的發展貢獻很大。
　　　 隋・巢元方編撰的【諸病源候論】，是我國第一部病因病機證候學專著。該書以1729論分述內、外、婦、兒、五官、皮膚等諸科病證的病因、病機和症狀，尤重於病源的研究，如指出疥瘡是由疥蟲所致，寸白蟲（絛蟲）病是吃不熟的牛肉造成，『漆瘡』的發生與體質有關，某些傳染病是由自然界的『乖戾之氣』引起，並有『轉相染易』的特點等。
　　　 唐・孫思邈編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可稱我國第一部醫學百科全書。兩書詳述了唐以前的醫學理論、方劑、診法、治法、食養等，代表了盛唐的醫學發展水平。他提出的醫生在醫德方面的要求和所要達到的境界，可謂開中國醫學倫理學之先河。
　　　 2．宋金元時期
　　　 宋金元時期，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較快、成果較多的時期。隨着科學文化的發展，醫學也有長足的進步。宋代及金元時期，醫學發展迅速，且流派紛呈，建樹較多，對後世醫學的發展影響很大。
　　　 南宋陳言（字無擇）據張仲景『千般M難，不越三條』的論點，進一步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與【內經】有關論述，著成【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一書，簡稱【三因方】。全書共18卷，將病因歸納為三大類：外感六淫為外因，七情內傷為內因，而飲食所傷、叫呼傷氣、蟲獸所傷、跌打損傷、中毒、金瘡等為不內外因。該書以病因與病證相結合的方法，系統闡述了三因理論。陳言的病因三分法，是對宋代以前病因理論的總結，對其後病因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
　　　 金元時期的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等人，對中醫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後人尊稱為『金元四大家』。
　　　 劉完素（字守真），創河間學派（後人尊稱劉河間），倡導火熱論。他認為『六氣皆從火化』，化火化熱是外感病的主要病機，而內傷病中『五志過極皆為熱甚』。百病皆因火熱，故在治療中力主以寒涼清熱，後人稱其為『寒涼派』。代表作有【素問玄機原病式】、【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等。
　　　 張從正（字子和，號戴人），師從劉完素，提出邪非人身所有，『邪去正自安』，不可濫用補藥的新見解，治病以汗、吐、下三法攻邪為主，後人稱其為『攻邪派』。代表作為【儒門事親】。
　　　 李杲（字明之，號東垣老人，後人尊稱李東垣），師從易水學派的創始人張元素（字潔古），強調胃氣對發病的決定性作用，倡言『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善用溫補脾胃之法，後人稱其為『補土派』。代表作為【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等。
　　　 朱震亨（字彥修，號丹溪翁，後人尊稱朱丹溪），傳河間之學，創造性地闡明了相火的常變規律，認為相火有『生生不息』 功能，『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而相火妄動，即屬邪火，能煎熬真陰，從而得出『陽常有餘，陰常不足』 的結論。治療上倡導『滋陰降火』，後人稱其為『滋陰派』。代表作為【格致餘論】。
　　　 金元四大家之論，各有創見，從不同角度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學理論。
　　　 3．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是中醫學理論的綜合匯通和深化發展階段，既有許多新的發明和創見，又有對醫學理論和經驗的綜合整理，編撰了大量的醫學全書、叢書和類書。
　　　 明代命門學說的產生，為中醫學的藏象理論增添了新的內容。張介賓（字景岳）、趙獻可（字養葵）等醫家，對劉完素、朱震亨的學術觀點持不同見解，反對以寒涼藥物攻伐人體陽氣，強調溫補腎陽和滋養腎陰在養生康復與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張介賓提出了『陽非有餘』、『真陰不足』 的見解，主張補養腎陽與腎陰。趙獻可認為命門為人身之主，特著【醫貫】一書強調『命門之火』在養生、防病中的重要意義。命門學說對中醫學理論和臨床各科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尤其對養生防病以及慢性疾病和老年病的康復治療，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明清時期溫病學說的形成和發展，是中醫學理論的創新與突破。溫病是多種急性熱病的統稱，多具有傳染性和流行性。溫病學說源於【內經】、【難經】及【傷寒雜病論】，後經歷代醫家的不斷補充和發展，至明清臻於成熟。在溫病學說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明代的吳有性及清代的葉桂、薛雪、吳瑭等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吳有性（字又可）著【溫疫論】，創『戾氣』說，對溫疫病的病因有卓越之見。他指出，溫疫病的病因為『戾氣』，而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氣多『從口鼻而入」，往往遞相傳染，形成地域性大流行，症狀、病程多類似；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發病季節；人與禽畜皆有疫病，但多各不相同。在細菌和其他微生物被人類發現之前200餘年，吳有性對傳染病的病因有如此深刻的見解，確是難能可貴的。

</P> 　　 三、中醫學理論體系的主要特點
　　　 中醫學理論體系的主要特點，一是整體觀念，二是辨證論治。
　　　 （一）整體觀念
　　　 整體觀念，是中醫學關於人體自身的完整性及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的統一性的認識。整體觀念認為，人體是一個由多層次結構構成的有機整體。構成人體的各個部分之間，各個臟腑形體官竅之間，結構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協調、相互為用，病理上相互影響。人生活在自然和社會環境中，人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必然受到自然環境、社會條件的影響。人類在適應和改造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鬥爭中維持着機體的生命活動。
　　　 整體觀念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在中醫學中的具體體現，是同源異構及普遍聯繫思維方法的具體表達，要求人們在觀察、分析、認識和處理有關生命、健康和疾病等問題時，必須注重人體自身的完整性及人與自然社會環境之間的統一性和聯繫性。整體觀念貫穿於中醫學的生理、病理、診法、辨證、養生、防治等各個方面，是中醫學基礎理論和臨床實踐的指導思想。
　　　 中醫學的整體觀念，主要體現於人體自身的整體性和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的統一性兩個方面。
　　　 1．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
　　　 人體是一個內外聯繫、自我調節和自我適應的有機整體。人體是由若干臟腑、形體、官竅組成的，而各個臟腑、形體和官竅各有不同的結構和功能，但它們不是孤立的、肢解的、彼此互不相關的，而是相互關聯、相互制約和相互為用的。因此，各個臟腑形體官竅，實際上是人體整體結構的一部分；各個臟腑形體官竅的功能，實際上是整體功能的一部分。
　　 （1）生理上的整體性：人體自身在生理上的整體性，主要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是構成人體的各個組成部分在結構與功能上是完整統一的，即五臟一體觀；二是人的形體與精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即形神一體觀。
　　　 五臟一體觀：人體由五臟（心、肝、脾、肺、腎）、六腑（膽、胃、小腸、大腸、膀胱、三焦）、形體（筋、脈、肉、皮、骨）、官竅（目、舌、口、鼻、耳、前陰、後陰）等構成。各個臟腑組織器官在結構上彼此銜接、溝通。它們以五臟為中心，通過經絡系統『內屬於腑臟，外絡於肢節』的聯絡作用，構成了心、肝、脾、肺、腎五個生理系統（表0－1）。
　　　 表0-1　　　　　　　　　　　　　　　 人體生理系統簡表
　　　 系 統　　 五臟　　 六腑　　 五體　　 官竅　　　　　　　　 經　　　 脈
　　　 心系統　　　 心　　　 小腸　　　 脈　　　 舌　　　　　 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
　　　 肝系統　　　 肝　　　 膽　　　 筋　　　　 目　　　　　　 足厥陰肝經，足少陽膽經
　　　 脾系統　　　 脾　　　 胃　　　 肉　　　　 口　　　　　　 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
　　　 肺系統　　　 肺　　　 大腸　　　 皮　　　 鼻　　　　　 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
　　　 腎系統　　　 腎　　　 膀胱　　　 骨　　 耳及二陰　　　　 足少陰腎經，足太陽膀胱經
　　　 心、肝、脾、肺、腎五個生理系統之間，又通過經絡系統的溝通聯絡作用，構成一個在結構上完整統一的整體。每個生理系統中的任何一個局部，都是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
　　　 結構的完整為機能的統一奠定了基礎。精、氣、血、津液是構成人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維持人體各種生理機能的精微物質。精、氣、血、津液分佈、貯藏、代謝或運行於各個臟腑形體官竅中，支撐了它們各自的功能，並使它們之間密切配合，相互協調，共同完成人體的各種生理機能，從而維持了五個生理系統之間的協調有序。同時，臟腑的功能活動又促進和維持了精、氣、血、津液的生成、運行、輸布、貯藏和代謝，從而充實了形體，支持了臟腑形體官竅的機能。這種以五臟為中心的結構與機能相統一的觀點，稱為『五臟一體觀』。
　　　 根據五臟一體觀，人體正常的生命活動，一方面要靠各臟腑正常地發揮自己的功能，另一方面要依靠臟腑間，即五個生理系統間的相輔相成的協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約作用，才能維持協調平衡。
　　　 人體的臟腑組織器官雖各有不同的功能，但都在心的主持下，協調一致，共同完成機體統一的機能活動，因此，人體又是一個以心為主導，各臟腑密切協作的有機整體。
　　　 心因其藏神而為五臟六腑之大主。心神是機體生命活動的主宰。神能馭氣，氣有推動和調控臟腑功能的作用，故心神能夠控制和調節全身臟腑經絡形體官竅的功能。諸如心氣推動和調控心臟的搏動以行血，肝氣疏泄以調暢氣機、舒暢情志，肺氣宣降以行呼吸和水液，脾氣運化水谷和統攝血液，腎氣主生殖、司水液代謝和納氣等，都有賴於心神的統一主導。故【素問・靈蘭秘典論】說：『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
　　　 人體的生命活動正常與否，除心為主導外，還取決於五臟之間的功能是否協調。在完成整體機能方面，五臟之間是密切配合，協調統一的。如血液的循行，雖由心所主，還需要肺、肝、脾等髒的協助。心臟的搏動推動血液運行全身；肺主氣而輔助心運血；肝主疏泄而促進血液的運行；肝主藏血，又能調節循環血量；脾主運化，既為血液生化之源，又能統攝血液運行於脈中。此四髒緊密配合，才能維持正常的血液循環。五臟既各司其職，又相互協調，是維持人體複雜機能的保證。

</P> 　　　 由於人體外在的形體官竅，分別歸屬於以五臟為中心的五個生理系統，而這五個生理系統之間又存在着協調統一的關係，因而這些外在形體官竅的功能，不僅與其內在相應的臟腑密切相關，而且與其他臟腑的功能也有聯繫。如筋的作用是聯綴關節而主司運動，主要依賴於肝之精氣或肝血的滋養，故稱肝主筋。但筋的功能還依靠全身氣血津液的濡養。因某種原因致使氣血津液耗傷過多，也往往出現筋脈拘攣、抽搐等病變。這說明筋不但與肝有關，而且與心、脾等髒也有密切的關係。又如目是主司視覺的，而目之所以能視萬物，主要依靠肝血或肝之精氣的濡養。肝血或肝之精氣虧虛而不能養目時，就會出現兩目乾澀，視物昏花等現象。但【靈樞・大惑論】又有『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之論。故目之視覺功能，不但與肝之精氣盈虧有關，而且與其他臟腑的精氣是否充足亦有關。由此可見，人體外在的形體官竅與內在臟腑密切聯繫，它們的功能實際上是整體機能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充分體現了人體內外的整體統一性。
　　　 形神一體觀：形體與精神是生命的兩大要素，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形體，是指構成人體的臟腑、經絡、五體和官竅及運行或貯藏於其中的精、氣、血、津液等。它們以五臟為中心，以經絡為聯絡通路，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並通過精、氣、血、津液的貯藏、運行、輸布、代謝，完成機體統一的機能活動。
　　　 神，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神，是指人體生命活動的總體現或主宰者；狹義的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包括情緒、思想、性格等一系列心理活動。
　　　 形神一體觀，即是形體與精神的結合與統一。在活的機體上，形與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離的。形是神的藏舍之處，神是形的生命體現。神不能離開形體而單獨存在，有形才能有神，形健則神旺。而神一旦產生，就對形體起着主宰作用。形神統一是生命存在的保證。
　　　 精是構成人之形體的最基本物質，也是化氣生神的物質基礎，而精藏於臟腑之中而不妄泄，又受神和氣的控制和調節。氣是人體內活力很強不斷運動的精微物質，是推動和調節人體生命活動的根本動力。氣也是化生神的基本物質，氣充則神旺，而氣的運行，又賴神的控制和調節，即所謂『神能馭氣』。精、氣、神為人身『三寶』：精為基礎，氣為動力，神為主宰，構成『形與神俱』的有機整體。
　　　 由於精與氣是構成人體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人體又是以五臟為中心構成的有機整體，因而精神情志活動與五臟精氣有着密切的關係。中醫學認為，精神情志活動由五臟精氣產生，由五臟共同主持，但總由心來統領。五臟精氣充盛，功能協調，則精神充沛，思維快捷，反應靈敏，言語流利，情志活動處於正常範圍，既無亢奮，也無抑鬱。若五臟精氣不充，功能失調，則會出現精神情志方面的異常變化。另一方面，精神情志活動的異常也可影響五臟的功能，突然強烈或長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越了人體的生理調節能力，常易影響五臟氣機，引起五臟精氣的相應病變。
　　　 （2）病理上的整體性：中醫學在分析病證的病理機制時，着眼於整體，着眼於局部病變引起的整體性病理反映，把局部病理變化與整體病理反映統一起來。既重視局部發生病變的臟腑經絡形體官竅，又不忽視病變之臟腑經絡對其他臟腑經絡的影響。
　　　 人體是一個內外緊密聯繫的整體，因而內臟有病，可反映於相應的形體官竅，即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孟子・告子下】）。在分析形體官竅疾病的病理機制時，應處理好局部與整體的辯證關係。一般地說，局部病變大都是整體生理機能失凋在局部的反映。如目的病變，既可能是肝之精氣的生理功能失調的反映，也可能是五臟精氣功能失常的表現。因而對目病之病理機制，不能單從目之局部去分析，而應從五臟的整體聯繫去認識。
　　　 臟腑之間，在生理上既然是協調統一、密切配合的，在病理上也必然是相互影響的。如肝的疏泄功能失常時，不僅肝臟本身出現病變，而且常影響到脾的運化功能而出現脘腹脹滿、不思飲食、腹痛腹瀉等症，也可影響肺氣的宣發肅降而見喘咳，還可影響心神而見煩躁不安或抑鬱不樂，影響心血的運行而見胸部疼痛。因此，五臟之中，一髒有病，可影響他髒。在分析某一髒病的病機時，既要考慮到本髒病變對他髒的影響，也要注意到他髒病變對本髒的影響。
　　　 由於人體又是形神統一的整體，因而形與神在病理上也是相互影響的。形體的病變，包括精、氣、血、津液的病變，可引起神的失常，而精神情志的失常，也能損傷形體而出現精、氣、血、津液的病變。
　　　 （3）診治上的整體性：人體的局部與整體是辯證統一的，各臟腑、經絡、形體、官竅在生理與病理上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因而在診察疾病時，可通過觀察分析形體、官竅、色脈等外在的病理表現，推測內在臟腑的病理變化，從而作出正確診斷，為治療提供可靠依據。如【靈樞・本藏】說：『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則知所病矣。』
　　　 驗舌診病是一種由外察內的診病方法。由於舌直接或間接地與五臟六腑相通，因而內在臟腑的功能狀態可反映於舌。驗舌不但可知臟腑精氣的虛實，而且還可推斷疾病的輕重緩急和逆順轉歸。面部色澤是內在臟腑精氣的外榮，故診察面部色澤可知臟腑精氣的盛衰以及病邪之所在。驗舌與面部色診都是中醫學整體診病思想的具體體現。
　　　 在疾病的治療方面，中醫學也強調在整體層次上對病變部分進行調節，使之恢復常態，調整陰陽，扶正祛邪，以及『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都是在整體觀念指導下確立的治療原則。

</P> 　　 局部病變常是整體病理變化在局部的反映，故治療應從整體出發，在探求局部病變與整體病變的內在聯繫的基礎上確立適當的治療原則和方法。如對口舌生瘡的治療，由於心開竅於舌，心與小腸相表裏，口舌生瘡多由心與小腸火盛所致，故可用清心火的方法治療。處方遣藥時，酌加利水之品，以讓火熱隨小便而出。心火與小腸火得瀉，口舌生瘡自愈。再如久瀉不愈，若屬腎陽虛衰，其病雖發於下，但可以艾灸巔頂之百會穴以調之，督脈陽氣得溫，腎陽得充，泄瀉自愈，即所謂『下病上取』；眩暈欲仆，若為水不涵木，其病雖發於上，但可以針灸足心之湧泉穴以調之，腎水得充，涵養肝陽，眩暈自減，即所謂『上病下取』。
　　　 人體是形神統一的整體，形病可引起神病，神病亦可致形病，故中醫學強調形神共養以養生防病，形神共調以康復治療疾病。在養生方面，既要『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並加強身體鍛煉以養其形，使形健而神旺，又要恬淡虛無，怡暢情志以養神，使神清而形健。在康復治療疾病時，若因軀體病變引致精神情志病變時，當以治療軀體疾病（治形）為先；若為精神情志的傷害引致軀體疾病，則當先調理精神情志的失調（治神）。但由於『神乃形之主』，軀體疾病多伴有程度不同的精神損害，而這些精神損害又常阻礙軀體疾病的治療和康復，故重視調理精神情志在整個疾病治療和康復過程中的作用，強調首先『治神』。
　　　 2．人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性
　　　 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類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大自然存在的陽光、空氣、水、溫度、磁場、引力、生物圈等，構成了人類賴以生存、繁衍的最佳環境。同時，自然環境的變化又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體的生命活動。這種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的認識，即是『天人一體』 的整體觀。
　　　 人類是宇宙萬物之一，與天地萬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中國古代哲學家認為，宇宙萬物是由『道』、『太極』 或『氣』產生的。以『氣』作為宇宙萬物初始本原的思想，即是『氣一元論』。氣分陰陽，以成天地。天地陰陽二氣交感，萬物化生。如【周易・繫辭上】說：『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素問・寶命全形論】說：『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體的生命過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規定和影響，而自然環境的各種變化，如寒暑的更替、地域的差異也必然對人體的生理病理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故【靈樞・邪客】說：『人與天地相應也。』
　　　 （1）自然環境對人體生理的影響：自然環境主要包括自然氣候和地理環境，古人以『天地』名之。天地陰陽二氣處於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故人體的生理活動必受天地之氣的影響而有相應的變化。
　　　 氣候是由自然界陰陽二氣的運動變化而產生的階段性天氣徵象。一年間氣候變化的規律一般是春溫、夏熱、秋涼、冬寒。自然界的生物在這種規律性氣候變化的影響下，出現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等相應的適應性變化，而人體生理也隨季節氣候的規律性變化而出現相應的適應性調節。如【靈樞・五癃津液別】說：『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留於膀胱，則為溺與氣。』 同樣，氣血的運行，在不同季節氣候的影響下也有相應的適應性改變。人體的脈象可隨季節氣候的變化而有相應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規律性變化，如【素問・脈要精微論】說：『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春日浮，如魚之游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明・李時珍【瀕湖脈學】也指出了四時脈象的規律性變化：『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和緩，謂之平脈。』 表明人體的生理機能隨季節氣候的變化自有相應的適應性調節。另外，人體經絡氣血的運行還受風雨晦明的影響。據【素問・八正神明論】所言，天溫日明，陽盛陰衰，人體陽氣也隨之充盛，故氣血無凝滯而易運行；天寒日陰，陰盛陽衰，人體陽氣亦弱，故氣血凝澀而難行。
　　　 不僅四季氣候變化對人體生理活動有影響，一日之內的晝夜晨昏變化，對人體生理也有不同影響，而人體也要與之相適應。【素問・生氣通天論】說：『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 這種人體陽氣白天趨於體表，夜間潛於內裏的運動趨向，反映了人體隨晝夜陰陽二氣的盛衰變化而出現的適應性調節。
　　　 地域環境是人類生存環境的要素之一，主要指地勢的高低、地域性氣候、水土、物產及人文地理、風俗習慣等。地域氣候的差異，地理環境和生活習慣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着人體的生理活動和臟腑機能，進而影響體質的形成。如江南多濕熱，人體腠理多稀疏；北方多燥寒，人體腠理多緻密。長期居住某地的人，一旦遷居異地，常感到不適應，或生皮疹，或生腹瀉，習慣上稱為『水土不服』。這是由於地域環境的改變，機體暫時不能適應之故。但經過一段時間後，也就逐漸適應了。這說明地域環境對人體生理確有一定影響，而人體的臟腑也具有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
　　　 人對生存環境的適應不是消極的、被動的，而是積極的，主動的。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逐漸深入，人類自身不僅能主動地適應自然，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美化環境，使大自然為人類服務。
　　　 （2）自然環境對人體病理的影響：人類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氣候變化過於劇烈或急驟，超越了人體的適應能力，或機體的調節機能失常，不能對自然環境的變化作出適應性調節時，就會導致疾病的發生。因此，疾病的發生關係到人體正氣的適應、調節、抗邪等能力與自然界邪氣的致病能力兩個方面。若人體正氣充沛，適應、凋節及抗病能力強，能抵禦邪氣的侵襲，一般不會發病；若氣候特別惡劣，而人體正氣相對不足，抵禦病邪的能力相對減退，病邪就會乘虛侵入而致病。

</P> 　　　 在四時氣候的異常變化中，每一季節都有其不同特點。因此，除一般性疾病外，常可發生一些季節性多發病或時令性流行病。如【素問・金匱真言論】說：『長夏善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或某些慢性病恢復期中，也往往由於氣候劇變或季節交替而使病情加重、惡化或舊病復作。如關節疼痛的病證，常在寒冷或陰雨天氣時加重。也有一些疾病，由於症狀加重而能預感到天氣即將發生變化或季節要交替等情況，如【素問・風論】指出頭風病『先風一日則病甚』。
　　　 晝夜的變化，對疾病也有一定影響。【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說：『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於身，故甚也。』 中午之前，人身陽氣隨自然界陽氣的漸生而漸旺，故病較輕；午後至夜晚，人身陽氣又隨自然界陽氣的漸退而漸衰，故病較重。
　　　 地域環境的不同，對疾病也有一定的影響。某些地方性疾病的發生，與地域環境的差異密切相關。如【素問・異法方宜論】指出：東方傍海而居之人易得癰瘍，南方陽熱潮濕之地易生攣痹。地域環境不同，人們易得的疾病也不一樣。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癭候】指出癭病的發生與『飲沙水』有關，已認識到此病與地域水質的密切關係。
　　　 （3）自然環境與疾病防治的關係：由於自然環境的變化時刻影響着人的生命活動和病理變化，因而在疾病的防治過程中，必須重視外在自然環境與人體的關係，在養生防病中順應自然規律，在治療過程中遵循因時因地制宜的原則。【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
　　　 氣候變化影響着人體的生理、心理和病理變化，故在養生防病中，要順應四時氣候變化的規律，『法於四時』，『四氣調神』，『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與自然環境保持協調統一，使精神內守，形體強壯。在氣候變化劇烈或急驟時，要『虛邪賊風，避之有時』，防止病邪侵犯人體而發病。在治療疾病時，要做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充分了解氣候變化的規律，並根據不同季節的氣候特點來考慮治療用藥，即所謂『因時制宜』。因時制宜的用藥原則一般是春夏慎用溫熱，秋冬慎用寒涼。但對『能夏不能冬』的陽虛陰盛者，夏不避溫熱；對『能冬不能夏』的陰虛陽亢者，冬不避寒涼。夏用溫熱之藥培其陽，則冬不發病；冬用涼潤之品養其陰，則夏日病減。遵四時之變而預培人體之陰陽，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此即所謂『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另外，根據人體氣血隨自然界陰陽二氣的盛衰而有相應的變化，並應時有規律地循行於經脈之中的推理，古人創立了『子午流注針法』，按日按時取穴針灸，可更有效地調理氣血、協調陰陽以防治疾病。
　　　 人體的生理病理變化還受地域環境的影響，故在養生防病中，要選擇適宜的地理環境，充分利用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種條件，並積極主動地適應和改造自然環境，以提高健康水平，預防疾病的發生。我國的地理特點，是西北地勢高而東南地勢低，西北偏於寒涼乾燥而東南偏於溫熱濕潤。由於地有高下之異，氣有溫涼之別，故治療時應因地制宜，西北少用寒涼之藥而東南慎用辛熱之品。
　　　 3．人與社會環境的統一性
　　　　　 人生活在紛紜複雜的社會環境中，其生命活動必然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人與社會環境是統一的，相互聯繫的。
　　　　　 人不單是生物個體，而且是社會中的一員，具備社會屬性。人體的生命活動，不僅受到
　 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而且受到社會環境變化的制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法律、婚姻、人際關係等社會因素，必然通過與人的信息交換影響着人體的各種生理、心理活動和病理變化，而人也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交流中，維持着生命活動的穩定、有序、平衡、協調，此即人與社會環境的統一性。
　　　　　 （1）社會環境對人體生理的影響：社會環境不同，造就了個人的身心機能與體質的差異。這是因為社會的變遷，會給人們的生活條件、生產方式、思想意識和精神狀態帶來相應的變化，從而影響人的身心機能的改變。一般說來，良好的社會環境，有力的社會支持，融洽的人際關係，可使人精神振奮，勇於進取，有利於身心健康；而不利的社會環境，可使人精神壓抑，或緊張、恐懼，從而影響身心機能，危害身心健康。金元時期的李杲曾指出處於戰亂時期的人民，身心健康受到嚴重損害：『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圍之後，都人之有不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不絕。』
　　　 政治、經濟地位的高低，對人的身心機能有重要影響。政治、經濟地位過高，易使人驕傲、霸道、目空一切，如【靈樞・師傳】指出養尊處優的『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慾，輕人』。政治、經濟地位低下，容易使人產生自卑心理和頹喪情緒，從而影響人體臟腑的機能和氣血的流通。政治、經濟地位的不同，又可影響個體體質的形成。如明・李中梓指出：『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膏粱自奉，貧賤者藜藿苟充；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膏粱自奉者臟腑恆嬌，藜藿苟充者臟腑堅固；曲房廣廈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難干』（【醫宗必讀・富貴貧賤治病有別論】）。因此，由於個人所處的環境不同，政治經濟地位不同，因而在身心機能和體質特點上有一定差異。
　　　 （2）社會環境對人體病理的影響：社會環境常有變更，人的社會地位、經濟條件也隨之而變。劇烈、驟然變化的社會環境，對人體臟腑經絡的生理機能有較大的影響，從而損害人的身心健康。【素問・疏五過論】指出：『嘗貴後賤』 可致『脫營』 病，『嘗富後貧』 可致『失精』病，並解釋說：『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L為攣。』這說明社會地位及經濟狀況的劇烈變化，常可導致人的精神情志的不穩定，從而影響人體臟腑精氣的機能而致某些身心疾病的發生。不利的社會環境，如家庭糾紛，鄰裏不和，親人亡故，同事之間或上下級之間的關係緊張等，可破壞人體原有的生理和心理的協調和穩定，不僅易引發某些身心疾病，而且常使某些原發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腫瘤的病情加重或惡化，甚至死亡。故【素問・玉機真藏論】說：『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

</P> 　　　 社會醫學與醫學社會學的研究說明，社會因素是造成緊張狀態的重要原因，在許多精神疾病和軀體疾病的發生、發展和轉歸中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所謂緊張狀態，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緊張狀態，是人在整個生活情景中對有威脅性和不愉快因素的情緒反應和身體反應。人體處於緊張狀態時的反應本來是要防止身體受損，是一種防禦機制，但若這種防禦反應不適當，反因此而生病。此類疾病統稱為『緊張狀態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消化性潰瘍、神經官能症等身心疾病都屬於這一類疾病。緊張狀態是非特異性致病因素，可與許多疾病的發生有關。但由於各種人體內部及外部條件因素的制約，個體對疾病的易感性不同，所以有的人在緊張狀態時易引起精神情志方面的反應，有的則易引起生理機能方面的反應；有的人對緊張狀態的反應可發展為冠心病，而另外的人可能發展為糖尿病或其他身心疾病。值得注意的是，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生活的提高，也出現了人口增長、資源減少、環境污染、人事日繁、失業待崗等困擾，致緊張因素也日趨多樣化，精神緊張、情緒壓抑、安全感與穩定感的低下或缺失，在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變化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顯著。在中醫學整體觀念的指導下，以中醫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社會因素對生命、健康和疾病的影響，越來越具有現實意義。
　　　 （3）社會環境與疾病防治的關係：由於社會環境的改變主要通過影響人體的精神情志而對人體的生命活動和病理變化產生影響，因而預防和治療疾病時，必須充分考慮社會因素對人體身心機能的影響，儘量避免不利的社會因素對人的精神刺激，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獲得有力的社會支持，並通過精神調攝提高對社會環境的適應能力，以維持身心健康，預防疾病的發生，並促進疾病向好的方面轉化。
　　　 4．整體觀與現代醫學模式
　　　 醫學模式是醫學對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理論認識，是醫學科學領域中一切實踐活動的指導思想。
　　　 生物醫學模式，是在生物科學的基礎上，把人看作純生物體，運用分析實驗的方法，認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離正常的可測量的生物學變量來說明，從而形成的關於生命、健康、疾病的總的觀點。
　　　 現代醫學的主要成就，都是在生物科學的基礎上，運用『醫學還原論』 的科學方法而發展起來的。如依靠生物學手段，建立起特異性病因學；分子生物學的建立與發展，使醫學對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認識深入到分子水平。故『生物醫學』表達了現代醫學發展的軌跡和賴以取得成就的科學方法論，概括了現代醫學的總特徵。
　　　 隨着科學的發展，生物醫學越來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由於生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把複雜的生命現象僅僅歸結為物理、化學過程是不夠的，社會的、心理的因素在生命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生物醫學的明顯缺陷是它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在它的框架中，沒有給病患的社會、心理和行為方面留下餘地。故在七十年代，醫學界提出了醫學模式的轉換，將單純的『生物醫學』 模式轉換為『生物- 心理- 社會』 醫學模式，以指導醫學的發展。
　　　 中醫學不僅認為人體本身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且認為人與自然、社會也是一個統一體。它以人為中心，以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為背景，用同源性和聯繫性思維對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醫學問題作了廣泛的討論，闡述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精神與形體以及形體內部的整體性聯繫，認為人體自身的結構與機能的統一、『形與神俱』 以及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相適應是其健康的保證，而這種人體自身的穩態及其與自然、社會環境協調的被破壞則標誌着疾病的發生。因此，中醫學在討論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醫學問題時，不僅着眼於人體自身，而且重視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對人體的各種影響。在防治疾病的過程中，要求醫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問・著至教論】），既要順應自然法則，因時因地制宜，又要注意調整病人因社會因素導致的精神情志和生理功能的異常，提高其適應社會的能力。
　　　 以整體觀念與現代醫學模式相比較，可見中醫學早就從宏觀上勾畫出了現代醫學模式的全部構架，並且給這一現代醫學模式增添了新的內容――天人一體觀。
　　　 （二）辨證論治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認識疾病和處理疾病的基本原則。中醫學在認識和處理疾病的過程中，既強調辨證論治，又講究辨證與辨病相結合。
　　　 1．病、證、症的基本概念
　　　 病，即疾病，是致病邪氣作用於人體，人體正氣與之抗爭而引起的機體陰陽失調、臟腑組織損傷或生理功能障礙的一個完整的生命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始終存在着損傷、障礙與修復、調節的矛盾鬥爭，亦即邪正鬥爭。疾病一般都有一定的發病原因及病理演變規律，有較固定的臨床症狀和體徵，有診斷要點和與相似疾病的鑑別點。因此，疾病的這一概念反映了某一種疾病全過程的總體屬性、特徵和規律。如麻疹、水痘、感冒、肺癰、腸癰、痢疾、消渴等，皆屬疾病的概念。
　　　 證，即證候，是疾病過程中某一階段或某一類型的病理概括，一般由一組相對固定的、有內在聯繫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階段或某一類型病變本質的症狀和體徵構成。證候是病機的外在反映；病機是證候的內在本質。由於病機的內涵中包括了病變的部位、原因、性質和邪正盛衰變化，故證候能夠揭示病變的機理和發展趨勢，中醫學將其作為確定治法、處方造藥的依據。如風寒感冒、肝陽上亢、心血虧虛、心脈痹阻等，都屬證候的概念。
　　　 證候反映疾病的階段性本質，反映了證候的時相性特徵。如肺癰（肺膿瘍）在不同的病變階段有不同的臨床表現，出現不同的證候，當採用相應的方法治療。證候反映疾病不同類型的本質，表明了證候的空間性特徵。如感冒病分為風寒、風熱、風燥、暑濕等幾種類型，它們都可出現在疾病的同一階段，一般不表示病變發展的時相性。臨床辨證過程中，應充分考慮證候的時相性和空間性特徵。

</P> 　　 症，即症狀和體徵的總稱，是疾病過程中表現出的個別、孤立的現象，可以是病人異常的主觀感覺或行為現，如惡寒發熱、噁心嘔吐、煩躁易怒等（稱症狀），也可以是醫生檢查病人時發現的異常徵象，如舌苦、脈象等（稱體徵）。症是判斷疾病、辨識證候的主要依據，但因其僅是疾病的個別現象，未必能完全反映疾病和證候的本質。同一個症狀，可由不同的致病因素引起，其病理機制不盡相同，因此可見於不同的疾病和證候。孤立的症狀或體徵不能反映疾病或證候的本質，因而不能作為治療的依據。
　　　 病、證、症三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病與證，雖然都是對疾病本質的認識，但病的重點是全過程，而證的重點在現階段。症狀和體徵是病和證的基本要素，疾病和證候都由症狀和體徵構成。有內在聯繫的症狀和體徵組合在一起即構成證候，反映疾病某一階段或某一類型的病變本質；各階段或類型的證候貫串併疊合起來，便是疾病的全過程。一種疾病由不同的證候組成，而同一證候又可見於不同的疾病過程中。
　　　 2．辨證論治的基本概念
　　　 辨證論治，是運用中醫學理論辨析有關疾病的資料以確立證候，論證其治則治法方藥並付諸實施的思維和實踐過程。
　　　 辨證，是在認識疾病的過程中確立證候的思維和實踐過程，即將四診（望、聞、問、切）所收集的有關疾病的所有資料，包括症狀和體徵，運用中醫學理論進行分析、綜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及發展趨向，然後概括、判斷為某種性質的證候的過程。由於證候是疾病過程中某一階段或某一類型的病理概括，只能反映疾病某一階段和某一類型的病變本質，故中醫學在辨識證候時，要求同時辨明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及其發展變化趨向，即辨明疾病從發生到轉歸的總體病機。
　　　 辨病因：即利用病因理論分析疾病的症狀和體徵，推導出疾病發生的原因和機理，得出以病因命名的證候，為針對病因治療提供依據。如病人出現惡寒發熱、頭痛身痛、無汗脈緊等表現，可判斷為風寒邪氣為患，證屬風寒感冒。病因一旦辨出，證候隨之確立，治療也就針對病因處方遣藥。對外感性疾病，辨析病因是辨證過程的首要的環節。但多數內傷性疾病，運用病因辨證的方法並不能找到直接的病因，只能根據疾病的臨床表現推斷其某階段和某類型的病機特點以確定證候。如消渴病在其一定發展階段可表現為腎陰虧虛的病機特點，臨床就斷定其為消渴病的腎陰虧虛證。
　　　 辨病位：即確定病證所在的部位。不同的致病因素侵襲人體不同的部位，引起不同的病證。一般說來，外在病邪多侵襲人體之表，引起表證，然後由表入裏；情志內傷、飲食不節、勞逸失度則易直接損傷臟腑精氣，病變在裏。辨明病變部位，既可推知致病邪氣的屬性，又可了解病情輕重及疾病傳變趨向，因而對確立證候是非常重要的。如水腫病，若腰部以上水腫，或全身水腫而以頭面、眼瞼明顯者，乃外感風邪所致，病屬表，稱為風水，治當發汗；若腰部以下水腫，以兩腿為重而頭面不腫者，多為脾腎功能失調所致，病屬裏，稱為石水，治當利尿。病變部位不同，致病原因不同，因而證候有別，治療也就不一樣。
　　　 辨病性：即確定疾病的虛實寒熱之性。疾病是邪氣作用於人體，人體正氣奮起抗邪而引起邪正相搏的結果。邪正之氣的盛衰決定着病證的虛實，故【素問・通評虛實論】說：『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然致病邪氣有陰陽之分，人體正氣也有陰陽之別。不同屬性的病邪侵犯人體，人體相應的正氣則與之抗爭，導致不同類型的陰陽失調而出現寒熱性病證，即所謂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陽虛則寒，陰虛則熱。
　　　 辨病勢：即辨明疾病的發展變化趨勢及轉歸。疾病一般都有其一定的傳變規律。【傷寒論】把外感熱病分為六個病期，以六經表示其不同的病期和發展趨勢，其傳變規律可概括為：太陽一陽明一少陽一太陰一少陰一厥陰。溫病學家們則用衛氣營血和上中下三焦表示溫熱病和濕熱病的傳變規律。對內傷雜病的傳變，【內經】是用五行的生克乘侮規律來表述的，現在趨向於以臟腑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精氣血津液之間的相互影響來表達。掌握了疾病的傳變規律，可以洞察疾病發展變化及轉歸的全局。這不僅對確立證候在疾病過程中所處的階段和類型大有裨益，而且對該證的來龍去脈，即上下聯繫也隨之明確，因而提高了辨證的準確性。另外，在辨析疾病之傳變中，應從整體觀念出發，全方位考察，將自然和社會環境對人體的影響因素考慮在內。
　　　 辨明了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質及傳變規律，則可認清疾病過程中某階段或某類型的病機特點，從而對疾病、證候作出明確的診斷，為治療提供依據。
　　　 論治，是在通過辨證思維得出證候診斷的基礎上，確立相應的治療原則和方法，選擇適當的治療手段和措施來處理疾病的思維和實踐過程。論治過程一般分以下幾個步驟：
　　　 因證立法：即依據已經辨明的疾病某階段或某類型的證候，確立相應的治療方法。證候是辨證的結果，也是論治的依據。只有確立了疾病某階段或某類型的證候，才能針對該證候的性質確定具體的治療方法。如辨明病屬風寒感冒證，當用辛溫解表法；病屬風熱感冒證，當用辛涼解表法。
　　　 隨法選方：即據證立法之後，隨治法選擇相應的治療手段或措施，並予以處方。治療手段，包括藥物療法和非藥物療法。藥物療法又有內服法和外用法之分；非藥物療法內容很多，包括針灸、推拿等法。處方，是在選定治療手段的基礎上，依據治法的要求，確定具體的治療方案。如選用藥物療法，應開出符合治法要求的方劑及其藥物組成，並註明每味藥的用量、製作方法、服用時間及一次用量等。若選用針灸療法，應開出符合治法要求的穴位配方以及針灸手法、刺激量、刺激時間等。在治療同一證候時，可選用一種治療手段，也可幾種療法聯合應用。
　　　 據方施治：即按照處方，對治療方法予以實施。治療的實施一般應由醫務人員執行，某些情況下可由醫生指導病人自己執行。

</P> 　　 辨證與論治是診治疾病過程中相互銜接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辨證是認識疾病，確立證候；論治是依據辨證的結果，確立治法和處方遣藥。辨證是論治的前提和依據，論治是辨證的延續，也是對辨證正確與否的檢驗。辨證正確，才能立法無訛，療效自然顯著。因此，辨證與論治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體現，是理、法、方、藥理論體系在臨床上的具體應用，因而是指導中醫臨床診治的基本原則。
　　　 3．同病異治與異病同治
　　　 證候是疾病過程中某一階段或某一類型的病理概括，具有時相性和空間性特徵，因而一種病可能有多種證，一種證也可能存在於多種疾病中。在診治疾病中，要掌握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的原則。
　　　 同病異治，指同一種病，由於發病的時間、地域不同，或所處的疾病的階段或類型不同，或病人的體質有異，故反映出的證候不同，因而治療也就有異。如麻疹病在不同的疾病階段有不同的證，故治療麻疹病有初起解表透疹，中期清肺熱，後期滋養肺陰胃陰等不同的治法。感冒病可因其病因病機和病人體質的不同而出現風寒、風熱、風濕、風燥、氣虛等不同的證候，因而有辛溫解表、辛涼解表、辛潤解表、益氣解表等相應的治法。
　　　 異病同治，指幾種不同的疾病，在其發展變化過程中出現了大致相同的病機，大致相同的證，故可用大致相同的治法和方藥來治療。如胃下垂、腎下垂、子宮肌垂、脫肛等不同的病變，在其發展變化過程中，可能出現大致相同的『中氣下陷』 的病理機制，表現為大致相同的證候，故皆可用補益中氣的方法來治療。
　　　 因此，中醫學診治疾病的着眼點是對證候的辨析和因證候而治。證同則治同，證異則治異，是辨證論治的精神實質。
　　　 4．辨證與辨病相結合
　　　 辨證與辨病，都是認識疾病的思維過程。辨證是對證候的辨析，以確定證候為目的，從而根據證候來確立治法，據法處方以治療疾病；辨病是對疾病的辨析，以確定疾病的診斷為目的，從而為治療提供依據。辨證與辨病都是以病人的臨床表現為依據，區別在於一為確立證候，一為確診疾病。
　　　 中醫學雖以『辨證論治』 為診療特點，但臨床上從來就存在着『辨病施治』 的方法。特別是在中醫學理論體系構建之初，證候的概念尚未從疾病中分化出來，就是以『病』作為辨析目標的，治療也就依據病來施行。如【內經】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為治療靶點的；【神農本草經】、【諸病源候論】等著作也多以具體疾病作為治療目標，如以『常山截瘧』、『黃連治痢』 等。即便在近代，中醫學在注重『辨證論治』的同時，也仍在運用辨病治療思維。如對肺癆、肺癰、腸癰、濕疹、瘧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蟲、絛蟲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於辨病的思維。因此，中醫學的辨病思維與辨證思維是同時存在的，交織在一起而綜合運用的。
　　　 辨病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診斷疾病的過程，也就是通過四診來採集有關病變的資料，並作相應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檢查，然後分析綜合所有有關疾病的材料，作出疾病診斷的思維和實踐過程。疾病的診斷確定後，就要根據『病』來採用不同的方法進行治療。某些病可用有特異性治療作用的中藥單方或複方治療，如瘧疾則可用常山治之，痢疾一般可用黃連、三顆針、馬齒莧等治之，腸癰一般可用大黃牡丹湯治之等。但以一方一藥治療一種疾病，並非中醫學治病方法的主流。
　　　 在辨證思維過程中，以證候作為辨析目標反映了中醫學診治疾病的特色。但若只考慮證候的差異，即只考慮疾病的階段性和類型性，不考慮疾病的全過程和全貌，要想認識疾病的某一階段或某一類型的病變本質，必定是困難的，辨證的準確率也必定不會高。反之，若只將疾病診斷清楚，而沒有運用辨證思維辨出反映疾病階段性和類型性本質的證候，也難以實施有效的治療。
　　　 因此，要發揚中醫學的辨證論治的診治特色，提高中醫的臨床診治水平，提高辨證的準確率，必須堅持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診治思路。運用辨病思維來確診疾病，對某一病的病因、病變規律和轉歸預後有一個總體的認識；再運用辨證思維，根據該病當時的臨床表現和檢查結果來辨析該病目前處於病變的哪一階段或是哪一類型，從而確立當時該病的『證候』，然後根據『證候』來確定治則治法和處方遣藥。此即通常所說的『以辨病為先，以辨證為主』 的臨床診治原則。對某些難以確診的病症，可發揮辨證思維的優勢，依據病人的臨床表現，辨出證候，隨證施治。
　　　 四、中醫基礎理論課程的主要內容
　　　 中醫基礎理論，是關於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思維方法的學科，也是闡釋和介紹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思維方法的課程。該課程屬中醫學的專業基礎課，為繼續學習中醫診斷學、中藥學、方劑學、中醫臨床各科及中醫經典著作奠定理論基礎。中醫基礎理論課程所涉及的內容，是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核心部分。學習和掌握該課程的內容，對認識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全貌是極為重要的。
　　　 中醫基礎理論課程的內容，主要包括中醫學的哲學基礎、中醫學對人體生理的認識、中醫學對疾病及其防治的認識三部分。
　　　 （一）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主要闡釋古代哲學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及其在中醫學中的應用，以及中醫學思維方法的特點。
　　　 精氣學說，是古代先哲探求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精氣學說認為，精氣（氣）是宇宙萬物的共同本原，精氣自身的運動變化，推動和調控着宇宙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中醫學以精氣學說的觀點和方法為指導，建立了整體觀念，構建了以精為人體生命的本原，氣為推動和調控生命活動的動力的精氣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