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講義】到【大綱】

  作者: 周興陸

　　朱東潤先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20世紀一部重要的學術經典。關於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以下簡稱【大綱】）的出版，朱先生在1944年開明書店版前面的【自序》裡介紹說：
　　1931年，我在國立武漢大學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次年夏間，寫成【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初稿。1932年秋間，重加以訂補，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行刪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1937年的秋天開始排印。
　　第三稿只印了一半，抗戰爆發，武漢大學西遷，第三稿的下半部丟失了。最後承葉聖陶先生的資助，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併合』，由開明書店出版，就是這部【大綱】。長期以來，人們沒有見到【大綱】的初稿和第二稿，對朱先生如何『訂補』、『刪正』，也就不得而知了。
　　筆者在上海圖書館看到朱東潤先生題贈『東啟兄』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以下簡稱【講義】），為國立武漢大學排印本。這部【講義】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二稿。在【目錄】下有一段題記，說：
　　二十年度，授中國文學批評史，編次講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次年續編至清末止。略舉諸家，率以時次，或有派別相屬、論題獨殊者，亦間加排比，不盡亦時代限也。凡七十五篇。
　　這段題記所言，與上面的【自序】正相符合。從中可以看出，最初編撰的講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這就是【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的初稿，第二年又繼續編撰至清末為止，這就是第二稿。上圖藏的這部【講義】第二稿，雖然沒有出版時間，但是據【自序】所言，應該是1933年出版的。
　　據【大綱】的自序所言，【大綱】是『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併合』而成的。那麼現在我們有了這部第二稿的鉛印本，把兩者相對照，就可以發現，【大綱】哪些部分是第三稿，哪些部分是第二稿了。第三稿是對第二稿『再行刪正』而成的，那麼我們通過對照，就會弄清楚朱先生是如何對第二稿進行修改刪正了。從1932年到1936年，是中國受到外來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期，是思想文化界劇烈變動的時期，朱東潤先生的思想有什麼變化呢？通過對【講義】與【大綱】的比較，我們或許可以發現什麼。抱着這種想法，我花了一些工夫把【講義】和【大綱】進行對照比較，梳理出朱東潤先生在1932年至1936年間關於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一些思想演變。
　　【大綱】為76節，【講義】為75節，從第42節【高】開始一直到清末，【大綱】的內容與【講義】完全一致。顯然，【大綱】是由第三稿從【緒論】至宋元部分『併合』第二稿的明清部分而組成的。那麼現在我們把【大綱】第三稿從【緒論】至宋元部分與【講義】的相同部分加以對照比較，就可以看出1936年朱先生『再行刪正』的具體情況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講義】常引述西人理論，作中西比較；【大綱】予以刪除，並強調民族精神。
　　引介西洋理論並據此闡釋中國文學是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普遍盛行的學術風氣。陳中凡先生1927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就大量引用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並常據此立論評判中國文學理論。郭紹虞先生的文章【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就是依據美國學者莫爾頓的文學理論來解釋中國文體的演變。朱東潤先生寫於30年代初的【講義】，亦是如此，憑藉對西洋文學理論的熟稔，他有時引用國外理論，如在【講義】的【緒論》裡，就有兩大段英國文學批評家高斯（edmund gosse）所謂『批評一語出自希臘語裁判之字』，『亞里士多德殆為文學批評之始祖』云云，並稱其『論極持平』，同時還引證森世保列著文學批評史的例子。這些在【大綱》裡都被刪去，僅保留英人高斯的一小段話。【講義】中還有一些據西洋理論以立論和進行中西比較的斷論，【大綱】則或予修改，或徑直刪去。如：
　　【講義・緒論】第一段論『文學批評一語，古無定名』後有一句：『大率近人分類雖視古益精，而文學批評一語之成立，翻待至與西洋文學接觸而後。』這一句，【大綱】已刪去。
　　【講義・第四・漢代之文學批評】論司馬遷云：『【史記・屈原傳】論離騷，推賾索隱，無愧於後世印象派之論者。』【大綱】改為『推賾索隱，直抒作者之情意於紙上』。【講義・第四十・貫雲石、周德清、喬吉】有這樣一段話：『法國有大戲曲家大仲馬者，一曰其子以戲曲作法之秘訣叩之，大仲馬曰：「易耳。戲劇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簡短，而中間富於興趣耳。」其言與鳳頭豬肚豹尾之說，有可以互相證明者。』【大綱】把這段話刪去。
　　這幾處的修改，顯然不是隨意為之，而是有着朱先生自己的思考。我想這種修改大約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隨着研究的深入，朱先生反思『以西釋中』的學術模式，拋棄了過去那種引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理論的學術思路，而注重於發掘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二是在外患日趨嚴峻的形勢下，朱先生愛國情緒更加激越，這種愛國情緒在學術上則表現為不願意仰洋人之鼻息。實際上，朱先生的愛國情感和民族情緒在【大綱》裡是可以看出來的。【大綱・緒言】第二段，他發表了『凡一民族之文學，經過一發揚光大之時代』的議論，這段文字在【講義》裡是沒有的。【大綱・第二・古代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首段『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的大段議論，【講義】中也是沒有的。這不是愛國情懷的寄寓嗎？不是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親和感的流露嗎？【講義】中沒有論及陸游的文學批評，【大綱】則給予相當的篇幅作補充，或許也不無深意吧。
　　【大綱】從【緒論】至宋元部分與【講義】的相同部分，在內容上也有一些變化：【講義・第三十八・王、謝汲】是論王【四六話】和謝汲【四六談麈】的。【大綱】把整節刪去，同時補充了『【詩】三百五篇及【詩序】』和『自【詩本義】至【詩集傳】』兩節，那是因為朱先生在那段時間裡研究了【詩經】學，撰著過【讀詩四論】。【大綱】還補充了【第十九・初唐及盛唐時代之詩論】，這一節是【講義】所沒有的。在這一節里，朱先生提出唐代詩論家『大都可分兩派：一、為藝術而藝術，如殷[、高仲武、司空圖等。二、為人生而藝術，如元結、白居易、元稹等』。並繼續闡發說：
　　大抵主張為藝術而藝術者，其論或發於唐代聲華文物最盛之時，如殷[是；或發於戰事初定、人心向治之時，如高仲武是；或發於亂離既久、忘懷現實之時，如司空圖是。惟有在天下大亂之際，則感懷悵觸，哀弦獨奏而為人生而藝術之論起：元結於天寶之亂，故有【篋中集序】；元白在元和間，目睹藩鎮割據，國事日非，故有論詩二書。
　　這一論斷是【講義】所沒有的，是朱先生在1936年刪正時撰寫的。這一方面是用當時較為流行的文學理論來燭照和梳理唐代文論，另一方面從時代盛衰治亂來立論，也寄寓了朱先生對現實社會的關切。
　　和【講義】相比，【大綱】立論更平妥、嚴謹。【講義】中有一段比較劉勰和鍾嶸的文字，說：
　　嶸總論詩義有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靈，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借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其言極泛。【文心雕龍・明詩】篇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較為親切。
　　這段批評鍾嶸其言極泛，稱讚劉勰其言較為親切的話，是不夠妥當的。鍾嶸的詩學觀念要比劉勰進步。後來【大綱】中將這段話改為：
　　【文心雕龍・明詩】篇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略涉藩籬，未加深論。仲偉【詩品】總論詩義，始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靈，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借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此則學有專攻，立論自異。
　　

　　顯然【大綱】之論要合理得多。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批評『艷歌婉變』的淫辭，紀昀批點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為當時宮體競尚輕艷發也。觀玉台新詠，乃知彥和識高一代。』朱先生在【講義】中批駁紀昀說：『【文心雕龍】成於齊末，紀氏自言之，不應其中議論乃為三十年後之宮體而發。紀氏號稱敏給，不意乃有此過，固知疏忽之失，不易盡免也。』而【大綱】則刪去這一段批駁的話，而改為正面引用紀昀評點【通變】批語。這樣修改，態度更為溫厚，也更為符合教學講義的體例。
　　【大綱】對【講義】的修改，有的地方還可以看出朱東潤先生對問題研究的深化。【講義】論述司空圖的影響說：
　　表聖此論，以味外之味，韻外之致為極則，其論衍為嚴羽之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衍為王士G之神韻論，斯皆其遺胤也。
　　也就是說，司空圖、嚴羽、王士G是一脈相承的。其實，司空圖與嚴羽、王士G之間相異的一面更突出。到了1936年，朱先生對此問題有了新的看法，所以刪去了上面這段話。【大綱】中對司空圖與王士G的異同，有了新的認識，說：
　　今以表聖之書考之，知漁洋所云之詩境，僅為表聖所舉種種幻境之一部……漁洋論詩，獨主神韻，擷取【詩品】諸語，張其宗風，一若表聖之言，與漁洋若合符契者。考之表聖集中，則又不然，今錄其【詩賦贊】於次，亦可見其持論之不主一格矣。
　　【大綱】中更強調王士G與司空圖相異的一面，認為王士G的『神韻』說只算得上是【詩品】諸種幻境之一種，而司空圖本書的詩學觀念是『不主一格』的，非神韻所能限。這個見解是更為確切的。司空圖也欣賞『濤怒霆蹴，掀鰲倒鯨』的雄奇詩風，稱讚韓愈詩歌『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都非王土G『神韻』說所能牢籠的。
　　【講義】中一些文獻考辨的論斷，【大綱】也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懷疑【詩式】的作者並非皎然，【講義】據此進一步推測說：
　　今按原書『文章宗旨』條，稱康樂公作詩，得空王之助，其他稱『康樂公』者凡三。又書中稱人，或分舉名字，或沿襲俗稱，獨與康樂標緻獨異，疑其確出謝氏子孫所為。【總目】稱其摭拾輯補，語近平允。
　　但是，皎然，俗姓謝，名晝。【講義】的這段推測就顯得無謂了，並不能否定皎然的著作權。所以【大綱】中乾脆把這段文字全部刪掉。【講義】中其他地方的一些苛責古人的文字，【大綱】一般也都予以刪除。
　　在引用文獻上，【大綱】的變化不多，但是有一處還是值得提出來。沈約的『八病』說，對後代影響很大，但是沈約原書已無可考證，後代記錄沈約『八病』說的有日人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梅堯臣的【續金針詩格】。朱先生在撰寫【講義】時，尚沒有見到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所以只提了後兩種文獻，並說：『梅書出於依託，然所述較為詳盡，附錄於此，以資印證。』【講義】所引的『八病』說，全源於梅堯臣的【續金針詩格】。在朱先生修改【講義】的1936年之前，儲皖峰專取【文鏡秘府論】中論及的【文二十八種病】已經校印問世。所以朱先生有機會見到【文鏡秘府論】中備述沈約『八病』說，於是在【大綱】中，他論沈約『八病』時，依據的文獻是【文鏡秘府論】，而不是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梅堯臣的【續金針詩格】。選擇的文獻更為可靠。這雖為小事，但是正顯示出一個學者的嚴謹不苟的學術態度。朱先生還引申說：
　　蓋自梁陳迄唐，推演益密，其說益完，而唐時日僧來吾國求學者，遂得而存之，亦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通過與上圖藏本【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通行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之前半部分，朱東潤先生花費了怎樣的心思去刪改修潤，可以體會他在修改中流露出來的思想情懷和學術探索。可惜的是，朱東潤先生最後修改稿的下半部分在戰亂中遺失了。朱先生花費的心思，我們只能了解一半。他在【大綱】1944年版【自序》裡感嘆說：『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後，全部付印，因此又遷延了若干時日。事實終於顯然了，我的大部書稿和手寫的稿件都沒有收回的希望。』今天，我們比較【講義】與【大綱】之上半部分，發現朱先生修改之深意和精思，就更感慨第三稿下半部遺落之可惜了。這是日軍戰火帶給中國學術界的又一樁憾事。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