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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陶潜未曾“见”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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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櫝還珠 發表於 2012-6-9 17:3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 景凯旋

  徐复先生在世时跟人谈学问,常言治学要“有所发明”。这话听起来易,要做到实难,试看今天多少学术论文都是那种机关的工作总结,便当了然。生于民国元年的徐先生,是黄侃的入门弟子,后又从章太炎问学,用他的话说,是给老师、太老师磕过头的,正宗的章黄学派传人。他晚年作《书详注》,费时二十年探赜索隐,又自费为太师母出诗集,始终恭敬如仪。友人来访,皆呼之曰“鲁灵光”。如今老友多已飘零,徐先生亦永归道山,那一代学者从容淡定的治学风范,今人是难以企及了。
  晚年的徐先生仍心无旁鹜,笔耕不辍。有一个时期,他突然喜欢读起陶诗来,写下一文,名曰《陶诗“望南山”正诂》(未刊稿)。写完后兴致甚高,凡有来客便谈,谈必陶渊明。他认为,脍炙人口的陶诗《饮酒》中文字有误。具体说来,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当作“望”字。之前,人们在各种版本里读到的都是“见南山”,再也没想到正确的文字会是“望南山”,徐先生以前也曾撰文谈过这问题,现在则是进一步指出了舛讹的根源,而这始作俑者正是宋代的大诗人苏东坡。东坡一生喜欢陶诗,曾作和陶诗109首,他的才气大,学识高,看到碍眼的文字自然不肯沉默,忍不住要评论一番。《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说:
  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同样的意思又见于《仇池笔记》:
  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盖灭没于烟波间,而宋敏求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
  大概觉得这一字之差实在大关宏旨,在笔记里写下来还不够,于是每每又在弟子处提起,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记载道:
  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馀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鸡肋集》卷三三《题陶渊明诗后》)
  东坡的文字感觉当然是第一流的,要论陶渊明的知音,似乎也非东坡莫属。此言一出,天下翕然相从,宋人陈善《NFE28J新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皆撮录入书,以为嘉言。东坡的方外之交惠洪也出来支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浑成风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冷斋夜话》卷四)稍后的蔡启也评说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见字为望字,若尔,便有褰裳濡足之态矣。乃知一字之误,害理有如是者。”(《蔡宽夫诗话》)按照宋人的观点,陶诗的妙处就在心不滞物,境与意会。外物向着诗入的内心走来,相逢一笑,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迄今为止,人们理解陶渊明此诗,大抵不出这个范围。
  徐先生则曰不然。他说,关键的问题是“南山”二字,已往的注本都把它视作虚指,未及注此,论者遂以不狂为狂,大失渊明本意:
  陶潜《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南山向无确解,如虚指某一高山,则似有诗意而实则凿空。余读《晋书・隐逸传》:“翟汤,字道深,寻阳人,不屑世事,耕而后食。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渊明为翟汤同乡后辈,志行相似,故诗中“南山”,实借指翟汤言,非属虚指。又萧统《文选》选陶诗,作“悠然望南山”,望谓注仰,有向往意。陶诗原文当如此。
  最初看到徐先生的发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与中国诗歌的接受美学太抵触了。从诗的意境上讲,“见”字是无意,“望”字是有意,后者的确太实,也太俗。如此探赜索隐,那么,说“南山”喻南山四皓,或者指南岳庐山,不也一样可通?可再一想,这些毕竟都是古典,而徐先生的考证却是陈寅恪所说的“今典”。诗歌若寻出今典,方为扣实。翟汤是东晋有名的隐士,史书上说他累征不起,也是个不肯受人恩惠的人,《搜神记》的作者干宝送他一条船,他变卖成绢物,又寄还给干宝。宋人王质的《栗里谱》甚至还推定,陶妻翟氏就是翟汤家人,亦不知何据。不过,陶渊明弃官而去,隐居南山,过的也是那种“耕而后食”的生活,偶尔联想到这位志行相类的同乡前辈,生出仰望之情,正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去查版本。收录此诗最早的萧统《文选》确是作“望”字,而陶集最初的本子也是这个梁昭明太子所编,虽已亡佚,想必文字都一样。唐初欧阳询等人编的《艺文类聚》(卷六五)摘录了这首诗,也作“望”。至于别集,唐代的写本今人当然是无从看到了。东翻西检,找到两首诗,一是白乐天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一曰:“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另一首是苏F的《闲园即事寄韦侍郎》,曰:“结庐东城下,直望江南山。”两首诗都是效陶之作,算是旁证,也可证明唐人见到的本子是“望”字。
  宋本呢,显然是不用查了,东坡看到的已经是不同文字。据称,北宋时流行的陶集有数十种之多,时人已经不胜其异。宋庠考订江左旧本,编为十卷,后世通行的陶集便大多出于这个订本。这样看来,以“望”作“见”,当是宋人臆改,加上苏东坡的名气又太大,大到牢牢占据了文字史上的话语权,他的此番言论一出,无人敢驳。这之后,历朝的诗集、选本和诗话就大都作“见”而不作“望”了。
  以前读王瑶的陶诗注,说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深以为然。翻检魏晋间人的诗文,食菊的记载触处可见,如《西京杂记》(卷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至于芳菊,纷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傅玄《菊花赋》:“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晋代的葛洪儒道兼修,在《抱朴子・内篇》中列举了许多食菊益寿的方法,还具体地记载了南阳某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长寿的事。晋时的南阳似乎是一个隐士聚居之地,《桃花源记》中的刘子骥不也是南阳人吗?《晋中兴书》称他常入山采药,深入忘返,想必这药就包括了菊花在内。回头再看陶诗,《九日闲居》里就明明白白地写道:“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既然是为了服食,就不是高旷悠远的心境,而是一种实在的养生之道。但当初竟没想到,若上句的心境是实,下句的心境是虚,这两句便很难契合无间。如今以“见”为“望”,采菊服食才算是终于有了着落。所不同的是,王瑶先生说南山是寿考的象征,徐先生则说是翟汤的借指。南山者,翟汤也。按照这意思推论,南山在诗人心中,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存在。诗人一边采菊,一边向往先贤,想到的是服食养生的生活,并非心不滞物的光景。徐先生是训诂学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肯多做阐释。但在我看来,这条考证却正符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致沈兼士书》)。考定一个“望”字,便让晋人的文化生活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浮现出来。
  也就是说,通过“望南山”,陶渊明表达的是一种对隐居生活的喜悦,而苏东坡阐发的却是一种无我的禅意。陶渊明信仰天师道,崇奉道家自然学说,他虽与当时隐居庐山的高僧慧远有交接,却未尝受佛教寂灭思想影响,甚至在人生观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以己身委运任化,这是陶渊明的态度。“达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弘明集》五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息患在于无我,这是慧远的态度。因此在这首诗里,陶渊明的“悠然”之情仍旧是道家的以道观物,而非禅悦的以物观物。以道观物,体悟的是自然,诗人融化于自然之中;以物观物,体悟的则是无我,诗人处在忘我的状态之中。现代学者于道家禅悦每每相混,其实自宋人已然。看来,今后再读《饮酒》,那个忘我的隐士形象得大打折扣了。
  
 樓主| 買櫝還珠 發表於 2012-6-9 17:30 | 顯示全部樓層
  也许意料到会引起争议,徐先生在文中指出今人仍是因袭宋人旧说后,以一句感叹作结:“求真务实者,当不河汉斯言也!”言下之意,他作为一个训诂学者,只是对文字事实本身感兴趣,至于宋人阐发的诗意因此遭到破坏,煞了风景,就只好有所不辞了。当年,陈寅恪校笺《秦妇吟》,对其中一句诗“野色徒销战士魂”存疑,认为“野色”当作“宿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
  这确乎不只是“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的问题,而且也是关涉到文学史上两种批评范式的问题。这两种范式都渊源有自,一种范式可说是本文(text)批评,着重摘句、评点和谭艺,把某句诗从具体情境中抽绎出来,加以主观的审美赏析和阐释,偏重的是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苏东坡的天才不下于陶渊明,其论诗主张“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又是宋代以禅喻诗的第一人,好以己意说陶。而要就诗论诗,寻章摘句自是最好的手段。之后,诸家诗话拈出这两句诗来评说,如宋蔡启的“禅家所谓语到而实无见处”(《蔡宽夫诗话》),张戒的“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岁寒堂诗话》),严羽的“质而自然”(《沧浪诗话》),明谭元春的“禅偈”(《古诗归》卷九),钟惺的“‘见’字无心得妙”(同上),清王士祯的“吾心无菊”(《古学千金谱》),吴淇的“偶尔凑趣”(《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近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人间词话》),都是着落在一个“见”字上,体味的是以物见物的禅意。
  另一种范式可说是语境(context)批评,知人论世,强调诗文的本旨和背景,偏重的是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向国人传播西方美学,称颂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对此,鲁迅在《题未定草》中加以驳之,就很反对这种摘句式批评。在鲁迅看来,论文得顾及全人全篇,以及当时的社会状态,方为确凿。所谓“静穆”的极境,一经历史的究诘便会发现,“此境不见于诗”,不过是论者的主观臆断耳。乾嘉考据学与西方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其实颇有相通之处,在文学批评上都属于语境研究。徐先生的学术取向和方法虽然与鲁迅迥异,但他对“望”字的考定,实际上否定了宋以来以禅境喻渊明此诗的定论,在鲁迅的历史主义批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陶渊明的真实心境,加深了我们对陶渊明《饮酒》诗的理解。
  用西方学者艾柯的话说,语境批评属于“诠释本文”,本文批评属于“使用本文”。前者“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后者则“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得到不同的解读”(《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国内学者胡晓明的一篇文章也认为,在现代中国,这两种不同的诗学范式的代表是陈寅恪和钱钟书。陈寅恪的兴趣在历史真实 ,认为中国人诗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诗,所以重史料考证、文字训诂,是用实证主义复苏了知人论世的传统;钱钟书的趣味在艺术美感,认为诗而尽信,不如无诗,所以对诗文中作者、本事、时地都不甚关注,着力抉发其中的情感心理类型,是用西方美学、心理学和哲学更新了评点、谭艺的传统。他们的治学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不同的学术问题领域,存在着“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华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在陶诗的理解上,当初的鲁迅与朱光潜之争,如今的徐先生与宋人之别,其实都可作如是观。
  徐先生这条考证最初发表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是考释文字,只提到翟汤的典故,未言及苏轼的作用,所以并没有引起学界注意。去世前一年,他又把文章改了一遍,采用与友人对谈形式,他自己仍是只及文字训诂,苏轼的观点则由友人道出。中国人对生死的态度,尤以陶渊明的自然主义最为通达,于是发覆陶诗的本旨,便成为徐先生从容自若度过最后时光的一大乐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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