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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 波 肖新華
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的類型素有『傳奇體』與『筆記體』之分,前者繼承唐代傳奇遺風,以藻繪修飾見長;後者踵武魏晉志人、志怪小說,崇尚質樸簡淡的美學風格。迨至清代初至清中葉,這兩類具有不同審美特點的文言小說均得到長足的發展,產生出了【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這兩部頗具代表性的作品。
【閱微草堂筆記】出自清代鴻儒紀昀之手,由【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誌】、【姑妄聽之】、【灤陽續錄】五部分組成。其創作時間始於乾隆己酉(1765),終於嘉慶戊午(1775),前後延續十年之久。雖然每一部分出,『梨棗屢鐫』,『翻刻者眾』,但直至清嘉慶五年(1800)才由紀昀的門生、北平盛時彥合刻,從盛時彥的合刻本面世迄今已二百餘年。
【閱微草堂筆記】最早的評論見於清人的序跋題識,如盛時彥作於乾隆癸丑(1793)十一月及嘉慶庚申(1800)八月的序跋、鄭開禧道光十五年乙末(1835)的序以及道光丁未(1847)年嘉平小蓬萊山館主人的題識等。盛時彥為紀昀門人,並為紀昀所倚重,『時彥夙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跋於書尾,先生頗以為知言』(【閱微草堂筆記】序)。他在作於乾隆癸丑十一月的跋文中首先交代了紀昀創作的緣起、追溯其版本刊刻源流,並從學問、文章學的角度對【閱微草堂筆記】加以高度評價,認為它『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而其『敘述剪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迥出天機,則文章見焉』,並引述了紀昀論述小說的一段話,其中頗可見及紀昀反對以【聊齋志異】為代表的傳奇小說『一書而兼二體』、『隨意裝點』、『摹繪如生』的小說觀,是研究紀昀文藝思想的重要文獻材料。嘉慶庚申八月的序又從【閱微草堂筆記】的教化功能的角度肯定了小說的價值,所謂『【灤陽消夏錄】等五書,m詭奇譎,無所不載;慚箜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是則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鄭開禧的序則引用了紀昀自云:『不顛倒是非如【碧雲h】,不懷挾恩怨如【周秦行紀】,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秘辛】,冀不見擯於君子。』指出【閱微草堂筆記】『詞意忠厚,體例嚴謹,而大旨悉歸勸懲』。從這些論述可見,早期學人的【閱微草堂筆記】評論主要着眼於它的『勸懲』教化功能,其中也兼及它的藝術特點以及紀昀本人的創作思想。另外,一些序跋題識中還交代了它的刊刻情況,這對於我們研究【閱微草堂筆記】的版本源流將是十分重要的。
晚清時期,英、法、德、意、日、俄等外國列強憑藉洋槍洋炮打開了古老帝國的大門,國內隨即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之中。而滿清統治者在此其間所暴露出來的軟弱無能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弊端和矛盾,則又更促使國人思想的覺醒,『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抨擊之意矣』(【中國小說史略】)。一部分受到了西方新思潮、新觀念影響的有識之士懷抱強烈的憂患意識,首先起來呼籲民眾,倡導改良以圖拯救。出自改良社會、革新文化的需要,他們極力渲染、強調小說與社會清明和政治革新的作用,認為小說『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几几乎出經史之上,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之所持』(【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甚至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一批具有反對封建思想意識的小說如【紅樓夢】、【儒林外史】均受到推崇,對它們的評論也蔚然興起。【閱微草堂筆記】因為具有濃厚的正統思想觀念,並未如【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受到改良主義者的特別關注。但一些守舊的學人對它卻極力推崇。有些學人甚至將它的價值提高至同時代所有文言小說之上。但他們所論述的觀點、角度又有所不同。如俞鴻漸在【印雪軒隨筆】中即說:『【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閱微草堂筆記】五種。』其原因則在於:『蓋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潰,未脫唐人窠臼;若五種,專為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垂戒切,初不屑於描頭畫角,而敷陳妙義,舌可生花,指示群迷,頭能點石,非留仙所能及也。』『至若【諧鐸】、【夜譚隨錄】等書,皆欲步武留仙者,飯後茶餘,尚可資以解悶,降而至於袁隨園之【子不語】,則付之一炬可矣。』俞鴻漸對【閱微草堂筆記】的推崇及評論實質上都是封建文人的觀念,既缺乏新意,識見並不高;有的比較側重於其藝術成就的分析,如邱煒【客雲廬小說話】卷一【菽園贅談】(1897年)將清代文言小說分為『紀實研理者』、『談狐說鬼者』、『言情道俗者』三類,【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諧鐸】屬於『談狐說鬼』類,而以『【閱微草堂筆記五種】為第一』。之所以如此,在於它『敘事說理,何等明淨,每有至繁至雜處,括以十數行字句,其中層累曲折,令人耳得成聲,目遘成色,取給雅俗,警起聵聾,彼【新齊諧】能之否?』邱煒對清代文言小說的分類未必確切,值得商榷。但它對【閱微草堂筆記】藝術成就尤其是敘事特點的分析倒是頗有見地的。除此以外,還有部分學人對【閱微草堂筆記】所存在的不足加以訾議、批評。這主要表現於紀昀對宋儒的態度問題上。如【射鷹樓詩話】二十云:『河間紀文達公著「灤陽消夏錄」、「槐西雜誌」、「如是我聞」、「姑妄聽之」四種,總名曰「閱微草堂集」,其托狐鬼以勸世則可,而托狐鬼以譏刺宋儒則不可,宋儒雖不無可議,不妨直言其弊,托狐鬼以譏刺之,近於狎侮前人,豈君子所出此乎?』但也有為之辯護者。如邱煒即云:『【齊諧】攻宋儒,每每肆意作謔,殊不足服理學家之心。【五種】攻宋儒,架空設難,實足以平道學家之氣』。還有的學人指出【閱微草堂筆記】考證失據,如【吹網錄】中的論述等(魯迅【小說舊聞鈔】)。這些論述已超越了小說研究的範圍,此處不贅。
從辛亥革命以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受西學影響,學術研究得到社會的普遍重視。作為一代學術文化巨人的紀昀受到了學界的普遍關注,研究他的生平事跡、學術思想甚至他的生活習俗、軼聞趣事的文章紛紛見諸於報刊。研究他的學術思想的如汪康年【紀文達四庫全書提要稿本】(【文藝雜誌】第11期)、錢穆【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第24卷)、王鍾翰【辨紀文達手書四庫簡明目錄】(【大公報】『史地周刊』第133期)等。研究他的生平事跡的如吳世澄【紀文達諧藪】(【國學叢刊】第8期)、紀果庵【談紀文達公】(【古今】第22期)、商鴻逵【紀昀與道學】(【藝文雜誌】第2卷第3期)等,在研究紀昀學術文化成就的同時,他的生平事跡的研究也相應受到學人們的關注,王蘭蔭還撰寫了【紀曉嵐先生年譜】,刊載於【師大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9月北京圖書館藏),這標誌着對紀昀生平家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儘管它尚存在着許多闕漏與偏失。相對而言,評論研究【閱微草堂筆記】的文章比較稀少。專論僅有顛公【閱微草堂筆記失之偏】(【文藝雜誌】第7期)、張太炎【題〖閱微草堂筆記〗】(【群雅】第1卷第5期)等寥寥幾篇,論述紀昀其人的文章中也偶爾涉及到【閱微草堂筆記】,但一般文字不多,所論亦大多不出傳統的觀念。不過,特別值得提到的是紀果庵在【談紀文達公】一文中,首次將【閱微草堂筆記】的價值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相提並論,他說:『普通人知道紀文達公編四庫全書,可是很少有人買一部四庫提要作消遣,但【閱微草堂筆記】卻與【聊齋志異】為每個人枕伴必備之書,在這一點上,我的觀察,以為文達公的偉大並不小於四庫總纂。』並稱美其敘事『清淨簡練,不失為記事之軌範』。這無疑是對傳統觀點的挑戰。這一時期,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兩部小說史專著中亦有專題論及,其見解頗為精闢,識見遠遠超出同時代學人之上。具體表現於:一、比較了【閱微草堂筆記】與晉宋志怪小說以及【聊齋志異】異同,從而歸納出它的藝術風格及特徵。認為它『追蹤晉宋』、『尚質黜華』,『與【聊齋】之取法傳奇者途逕自殊』;同時,與晉宋志怪小說比較,『蓋不安於小說,更欲有益人心』,故而又『過偏於論議』,與『晉宋志怪精神,自然違隔』。指出了它雖力圖追蹤晉宋簡淡質樸的風格,但因為過於注重小說教化作用,反而僅得其貌而遺其神的特點。其二,深刻地論述了它的思想意義,指出紀昀『處事貴寬,論人慾恕,故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書中有觸即發,與見於【四庫總目提要】中者正等。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此先後諸作家所未有者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其時或此前學人論及【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性,大多從它的勸懲意義方面加以生發,充其量也僅僅只是注意到它對宋儒道學的抨擊,而魯迅卻發掘出了它對社會『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的設難揭迂,對它的思想意義的認識更深了一步;其三,對【閱微草堂筆記】的藝術成就,魯迅論道:『惟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因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這些論述客觀公允、深刻獨到,為學界所接受,有些說法後來甚至一直為其他學人所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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