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南懷瑾

　梁惠王的先世
　現在我們手裏拿的這本【孟子】，第一篇是【梁惠王】即孟子見梁惠王。關於他們的對話，原文俱在，暫時擱在一邊；我們現在先要把梁惠王當時的魏國情勢，作個簡單的了解。
　梁惠王便是魏惠王，因為他當時遷都到大梁（河南開封），所以一般習慣，又稱他為梁惠王。
　戰國時期的魏國，是和韓、趙兩國一樣，他們的祖先原來都是晉國的重臣。到了春秋末期，在晉昭公之後，便衰弱到『六卿強，公室卑』的情勢。魏國的祖先，也是晉國後期的重臣——六卿之一的魏桓子，他和另外兩家晉國的重臣韓康子、趙襄子，共同陰謀滅了苟家的智伯以後，便三分其地而據以稱強了。這個階段，也正是孔子的晚年時期。
　跟着，也就是歷史上所稱的戰國時期開始。魏國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賢人之一、子夏的學生，接受孔子經學的薰陶。孔子過後，子夏講學河西，便是這個時期的事。魏文侯另外還有一位高明的老師田子方。又向當時有名的高士段干木謙虛請教，他和段干木是師友之間的交誼，有很好的感情。因此他把魏國打好基礎，變成戰國初期的一個文化強國。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歷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門豹，主管河內（今河北及陝西、山西部分地區），成為中國政治史上內政修明的典範之治。
　魏文侯死後，他的兒子魏武侯繼起，在文化的成就上，當然比不上他的父親，但在武功上，則更強大。他用了歷史上名將吳起，同時與韓、趙滅掉宗主國的晉國，而三分其地。
　魏武侯死後，他的兒子繼位，乾脆直接稱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見的梁惠王。
　梁惠王當然比不上他的祖父魏文侯，而且也比不上他的父親魏武侯。同時，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比起他父親、祖父的時代，又更複雜困難了，這也是事實。不過歷史上的名將孫武子的孫子———孫膜，打垮他同學龐涓的一場著名戰爭，那個龐涓，便是魏惠王親信的大將。在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過赫赫的戰功，打敗過韓國、趙國、宋國。而且還能威脅到魯、衛、宋、鄭等國來朝，和他建交。同時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暫的和平。
　商鞅和梁惠王
　可是魏惠王在歷史上，卻有一件很滑稽的遺憾，也可以說是很滑稽的損失，那便是把一個在他手裏的人才，輕輕地漏過溜掉，使他後來在霸業的企圖上吃了很大的虧。這個人便是使秦國變法圖強的商鞅。
　商鞅，衛國人，所以也叫衛鞅，又叫公孫鞅，因為他的本族姓公孫。在當時宗法封建的社會裏，他是不受人尊敬重視的一個青年，因為他的生母不是元配，在宗法社會裏沒有家族地位之故。
　商鞅從小就愛好法家刑名之學。因為在他本國不得志，戰國當時的國際之間，又正是人才交互外流的時代，他便到魏國，作了魏國的輔相公叔痤的門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具，還來不及向魏王推薦，他自己便生病快要死了。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問他說：『假如你的病好不了，對我們的國家前途，有些什麼話要吩咐？』公叔痤說：『我的門客，有一個衛國的流亡青年公孫鞅，雖然年紀還輕，卻是一個奇才，希望你重用他，絕對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見。』梁惠王聽了，門聲不響，也不表示意見。到臨走的時候，公叔痤便叫所有的人退出去，又單獨和梁惠王說：『如果你不肯用公孫鞅，便解決了他，不要叫他出境。』梁惠王聽了只好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梁惠王走了以後，公叔痤馬上叫商鞅進來，對他說：『剛才惠王要我推薦我死後的輔國人才，我推薦了你，他的意思不肯接受。我的立場，先有公，再有私。先對國家貢獻是事君之道，再來對你講私話，是盡到我人臣之道以後，才來講你我之間的友道。』
　這點要特別注意，在我們上古的歷史文化裏，尤其在春秋、戰國之間，常有這一類歷史故事的例子，充分表示一個人的人格作風，對公對私的道義界別。表面看起來好像很陰險，在說兩面話。事實上他是光明磊落地說明對君道、臣道、友道之間的各別立場，都須要有所交待，才是不負此心、不愧此心。如果說他是陰險，也有陰險的道德，等於後世寫的武打小說，明明要用暗器傷人，但在發出暗器的剎那，還要公開叫一聲『看打！』通知了以後，你能不能逃得過，就要看你自己的智慧和本事了。
　因此公叔痤便接着告訴了商鞅：『我的心，對公對私都要盡到最大的力。所以我後來對惠王說，如果不用你，便殺掉你。他似乎同意了我的意見。你趕快想辦法走吧！遲了，就要完蛋。』商鞅聽了，對公叔痤說：『你放心吧！他既然不肯聽你的話用我，哪裏又肯聽你的話殺我呢？』換句話說，商鞅了解梁惠王的心理，根本沒有把他商鞅這個人當一回事。所以他還是暫時留在魏國不走。
　梁惠王從公叔痤的家裏出來以後，便對左右親近的人說：『公叔痤真是病得昏了頭，他叫我把國家大事交付給那個衛國來的流亡小子公孫鞅，那是多麼荒謬的想法！真是可悲之至！』
　後來商鞅投奔到秦國，三次遊說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計劃，變法圖強，富國強兵，奠下了後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基礎。過了兩三年以後，商鞅又說動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國，用詐術欺騙了魏國的前線指揮官魏公子印，打了勝仗，使魏國割讓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遷都大梁。這時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當時沒有聽信公叔痤的話。公孫鞅也因此而受秦國尊封為商君。所以後來通稱他為商鞅，便是由這個歷史故事來的。
　再過十年以後，秦孝公死了，他的兒子繼位，也稱惠王，這便是蘇秦見過的秦惠王。商鞅失了依靠，在秦國的政壇上失敗得很慘，有造反叛變的嫌疑，因此又逃亡到魏國，但被魏國拒絕了，最後走投無路，被秦國追捕回去，受車裂之刑而死。
　雖然說歷史上的因果報應，毫釐不爽。但魏國割地遷都這一幕，到底都是導自梁惠王的失策，沒有君子之度的領導長才，糊裏糊塗地寫下了歷史上這一出滑稽劇本，徒留後人扼腕長嘆。
　孟子見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憤難受的階段。他與齊國一戰，損失了大將龐涓，同時太子申被擄。又與秦國一戰，損失了公子印，割讓了河西之地，遷都大梁。實在是他心裏最難過的時候，所以他想網羅禮聘外國的人才，例如在齊國聞名的客卿騶衍、淳于髡等人，也都受過他的邀請。尤其他對騶衍的蒞臨，曾經親自到郊外去歡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賓之禮。他是受到商鞅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個振作圖強的能臣，來恢復他父祖的光榮局面，甚至能進而窺圖霸業。
　不管他是什麼心理，也不管他是哪一類的領導人物，至少他當時的作法，的確是有迫不及待的求才若渴的意圖。
　我們先了解了這些簡略的歷史資料，再來研究孟子見梁惠王的一段，才能找出孟子學說思想的精彩所在，而不覺枯燥乏味。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回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與孟叟
　這一段的文字記載，無論是孟子本人或是門人們的記述，措辭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飾，直截了當描述當時孟子見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尤其我們了解了梁惠王后來對騶衍的接待，再來一看他對孟子滿不在乎的樣子，很顯然的，大有厚薄輕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既沒有像春秋時代諸侯對孔子的敬重，尊稱一聲夫子；也沒有像戰國當時諸侯們禮賢下士的作風，尊稱一聲先生。他卻乾乾脆脆地稱呼一聲『叟』。這個『叟』字，好聽一點來講，便是老先生的意思。不禮貌一點，便是老頭兒的意思。當然，梁惠王當時的一聲『叟』，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頭兒呢？無法考查。這要看他當場的禮貌態度，和稱呼的聲調來決定它的涵義了。可惜當時沒有電視錄影（一笑）。但無論如何，這一聲『叟』，並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沒有疑問的。
　而且本章的記述，描寫這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在文字的氣勢上，表達得很明白。如此直接記載這一個『叟』字的稱呼，對孟子的偉大倒沒有什麼損失，反而襯托出梁惠王始終不成器的風格，一副吊兒郎當、不莊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聽了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問題以後，就很莊重地對梁惠王說：『您何必只圖目前的利益？其實只有仁義才是永恆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樣，謀國的居心，只圖以急功近利為目的。那麼，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們，也只求顧全自己的家族利益。這樣影響所及，一般的國民，也就只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這種觀念發展下去。一定會使全國上下各階屬，都變成以利害為生活的重心，造成「當利不讓」的風氣。這樣的話，國家就太危險了。』
　『因為唯利是圖，「當利不讓」的結果，自私自利的觀念會越來越嚴重。在歷史上，有許多的事實可以證明，互相爭權奪利的結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亂逆行。那些本來具有萬乘之尊的大國，發生弒君叛變而自據稱王的，都是當時那些高位重臣，所謂千乘之家做出來的絕事。同樣地，那些千乘之家，被巨下叛變所謀害的，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家的重臣所於的事。』
　『至於侵略吞併的思想，更是由於「權利慾」的驅使，所以目前萬乘之尊的大國，便想吞併千乘之邦。那些千乘之國，便想吞併百乘之眾的小國，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說不夠多的。原因在哪裏呢？都是為了急功圖利、爭奪權利的結果。如果不了解先行仁義，而只求近利為前提，自然而然要變成非侵略他人、奪取別人的所有，就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
　『其實，真能實行仁義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真有仁心的人，絕對不會有遺棄其近親的可能。真有義氣的人，絕不會有背叛君上的可能。所以我認為您——惠王只有推行仁義之道，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舍大取小而只顧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們根據【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繹它文字的內涵，略略加以說明，大致就是這樣的對答。當然，如果說是譯文，那便大有問題。因為這樣的說法，與古文原文的簡練原意，也許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不過，大意是不會太過差錯到哪裏去的。而且這樣一來，把孟子對梁惠王的答話，看得很明白。孟子並沒有太過迂腐古板，只一味地叫他行仁義，而不管梁惠王當時所處的情勢，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這樣孟子才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聖哲。只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遠見、有抱負，與梁惠蘭急功近利的政見不能相合而已。
　我們先要解決了這個問題，再來從兩方面看這一段對話，討論他的內涵。第一，是司馬遷的記載。第二，是歷史的證驗。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司馬遷寫【孟子列傳】，是把孟子與荀卿的列傳合寫成篇的。關於孟子傳記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見梁惠王這一段思想作重心來述說的。如說：
　　孟軻，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剛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
　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
　用孫子（臏）、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
　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據史記列傳的記載，關於孟子的生平，只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有關孟子千秋事業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書，用不着司馬遷再來述說。他在本傳裏，只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點，是主張傳統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願講當時侵略吞併的不義之戰，也不願只講霸術。所以和梁惠王當然也談不攏，這是王道與霸業、聖賢與英雄分野的必然結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與梁惠王這一段主要的對話，比較詳細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關梁惠王的一段記述裏，他說：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騶衍、淳于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丑之。
　叟，不遠千裏，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慾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由於司馬遷寫【史記】，處理資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細地讀完全部【史記】，細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許多歷史哲學的重點被他的手法瞞過，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讀書所誤，而不知道司馬遷的微言重點所在了。
　他寫孟子傳記，只是述說孟子之所謂孟子的正面，等於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但是對孟子的側影或背後的記錄，司馬遷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辭。可是他把它插進魏世家當中去隱藏起來，要讀者自己慢慢去尋找、去體會。
　他說梁惠王自從兵敗國破，遷都到大梁以後，心情也真夠惡劣萬分。但是他還想力圖振興，還肯『卑禮』——很有禮貌地，『厚幣』——用很高的費用，邀請招待各國的名賢當顧問。例如騶衍、淳于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請到大梁來了。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訴他們自己的心境非常惡劣，處境也很尷尬（如記載所說：
　『我（寡人）真不行！這多年來打了三次敗仗，我的兒子（太子申）被齊國俘虜了，我的得力上將也戰死了。弄得國家非常空虛，實在羞對祖宗和國人，我對目前的局勢覺得太慚愧了。』
　他又對孟子說：『老先生，你不辭干裏的辛勞來到敝國，實在是我們的榮幸。不知你將如何為我國謀利？』
　孟子說：『惠王，你不可以這樣過於注重利益。你做領導人的這麼重視利益，那些高級臣僚的卿大夫們，也就只顧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國民，就都爭取自己的利益。這樣子上下爭利，你的國家就太危險了。做一個領導人，只要提倡仁義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講究什麼利呢？』
　如果依照司馬遷這一段的記載，我們讀了以後，不免拍案叫好，好極了！可愛可敬的孟夫子，講的道理是真對。但是梁惠王這個時候，好像是百病叢生，垂死掙扎的危急。你這包顛撲不破、千古真理的仁義藥劑，他實在無法吃下去，而且也緩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麼能聽得進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馬遷寫到這裏，誰是誰非，他卻不下定論——實在也很難下定論。因為千古的是非，本來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結論。所以他不寫了，但是，他在【孟子列；傳】裏，卻寫了一句『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多情。』就這樣的輕輕帶過去了。這是多麼有趣、多麼耐人尋味的手法！
　 義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在我們再來研討【孟子】本節的重點。首先要了解，孟夫於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遊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麼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騶衍，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闔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他對那些只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於那樣作。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抱着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他希望在那個只講霸術、爭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着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聖人之用心也。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只是人們都只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才到魏（梁）國的。【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麼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於最好成就霸業。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讀任何書，先要絕對的客觀，然後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譬如對於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於魏國有什麼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乃至於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覆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濟財政之利。至於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裏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於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只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只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了。其實並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了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了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於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並不是那麼迂腐的了。他並沒有否定利的價值。他只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麼【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第一，韓非子說：『輿人慾人富貴，棺人慾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別人死，並不是心壞，並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家發財，也並不是心好，並不是好義。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於為『利』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產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麼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適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麼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經】中卜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吉。凶、悔、吝』四種現象。實際上就只有吉凶兩端。吉是好的；凶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困難。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凶。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凶兩端。吉、凶怎麼來的？【易經·系傳】上說：『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凶、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凶，不是凶就是吉。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別，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由這裏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征伐的動亂之中。如果有一個國家，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那麼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於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家。
　玩弄仁義的權智
　漢代桓譚【新論】說：『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指出上古時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這是最高的無為而為的境界。到了後來五帝的時代，以德來治天下，這已經差了一層——有為而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等而下之三王用仁義，五霸用權智，可以說是每下愈況。
　又【長短經】的【反經】第十三說：
　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失。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
　這是道家思想的論點。這裏指出，仁義的確是一種好德行；但是這德行用久了，便走了樣，變成人們用來爭權利的一種工具。由此就可以了解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莊子說的那些話。
　老子曾說，道德頹落，才有禮義之說，他也經常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當時老子對於仁義禮樂的道德觀念批評得很厲害。莊子也曾說：『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的征伐口號，大體上也都是標榜仁義，而實際上並不是真行仁義，只是利用仁義的美名，以達到爭權奪利之目的。所以莊子說仁義只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臨時寓所，一幢別墅，並不是自己久遠安身的家，只可以偶爾住一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意思就是說，仁義這種道德觀念，只可以在道德極其衰微的時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長久地死用。如果長久用下去，就會被壞人利用仁義之名，作為政治上爭權奪利之實了。
　　　　　　 孟子思想被夾纏不清
　綜合上面這些分析，來看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關於義利之辨的話，試作一個結論。
　第一，孟子一開始就對梁惠王說，你何必去貪求這種眼前短暫的近利、小利呢？你應該提倡仁義的道德觀念，推行仁義的道德政治，才是你長遠的大利。因為孟子的中心思想，是想實行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道德之治，所以他對梁惠王就這樣直接地提出來，不保留，不婉曲，不虛飾，這態度本身就是一種不問利害的道德行為。
　同樣是孟子的這個意思——勸梁惠王行仁義政治的意思，假如換了當時另外一些遊說之士，例如蘇秦、張僅這一班所謂縱橫家的謀略之士來說，那麼他們就絕對不會像孟子那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去拂逆梁惠王的意思。這一班人，一定會拐另一個彎，婉轉地對梁惠王說：『我有一個使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長遠之計，你梁惠王想不想聽？』這樣先賣一個關子，吊梁惠王的胃口。等梁惠王很想知道究竟怎麼回事的時候，他才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天下是如何混亂，道德淪喪，人人都在渴望仁義。你不妨如何利用仁義，如何以仁義為口實，頒佈一些政令，那麼天下的人民都到你魏國來了。你有這許多人民，領土也會增加，國家富強，自然就完成你的霸業了……等等，迎合梁惠王的心理，誘導他聽從他們的說辭，慢慢實行仁義的政治。當然，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自己有進身之階。
　第二，無論東方或西方，任何一種文化、一種學術思想，都是以求利為原則。如果不是為了求利，不能獲利的，這種文化、這種思想，就不會有價值。
　從哲學的觀點看，一切生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離苦得樂』。飢餓是苦，吃飽了則得樂。疾病是苦『，醫好了則樂。天氣太熱則苦，到樹蔭下乘涼，或到有冷氣的房子裏，全身清涼則樂。一切生物的一切行為動態，目的都在『離苦得樂』，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易經】上的『利用安身』，也就是現代觀念想辦法在我們活着時，活得更好。像設法利用太陽能，淨化空氣，防止水源的污染，目的都是使我們好好地活着，這些都是【易經】中所說的『利用安身』。所以任何文化，任何學說思想，如不能求利，沒有利用價值，則終必被淘汰。
　即如宗教家們的修道，也是為利。修道的人，看起來似乎與人無爭。實際上出世修道的宗教家，是世界上是講究牛求自利的人，他拋棄世間一切去修道，修道為了使自己升天或成佛，這也是為了自已。雖然說自利而後利他，那也只是擴充層次上的差別，其唯利而圖是一樣的。為了升天成仙之利而修道，這也是為了利。
　自從孟子講仁義，強調了義利之辨以後，影響到後世的重視義利之辨，而漸漸地，後世的義利之辨，又與自私無私之別，混為一談，以為『義』與『無私』同義，『利』與『自私』不殊。因此漢唐以來，儒家的義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與無私之別，兩者分不開來。所以談義利之辨時，往往在邏輯上就會夾纏不清，而使我們現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於產生『儒家思想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錯覺。
　因為後世受此影響，每談義利之辨，就成了談有私與無私之辨。遂進一步牽涉到中國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牽涉到人類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為的中心——公與私之辨的問題。
　以我們春秋戰國的歷史文化來說，關於公與私之辨，有兩派極端相反的思想。一為墨子，一為楊子。其實他們都由道家的思想脫胎演變而來。
　墨子講『義』，但是墨子講的，和孟子講的，雖然同為一個『義』，卻有不同的觀念，含義上是有所差異的。墨子講的義，是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從頭頂到腳底，都可以放棄自己而去為別人謀利，是徹頭徹尾的犧牲自我，以利別人。
　而楊子——楊朱的思想，則與墨子絕對相反，他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但並不是我一毛不拔，而你卻該全部給我。他是主張天下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一毛不拔，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才為自己的利益着想，假如能做到這樣，又是另外一種社會形態了。
　如果把墨子和楊子兩人的思想，作一番仔細的研究，那會怎樣呢？依墨子的思想，要想天下人，人人都自我犧牲，只圖利他人，這是做不到的。那麼依楊子的思想，普天之下，每一個人都只為自己利益着想，絕對不為別人的利益犧牲一根毫毛，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顯，那當然是不行。人類可真是奇妙的動物，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這個程度，卻也沒有人做得到，更不可能全人類都這樣做。反之，要人人都大公無私，也難做到。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能大公無私，則天下共利，結果自然很好。或者依楊朱的思想去做，人人都只為自己，絕對不妨害別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現代所說的，爭取自己個人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倘使做到，那麼也可天下太平。但這兩派的主張，事實上都做不到。
　既然墨子和楊子兩種極端相反的主張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這是中庸的。中庸不是調和論，是兼容並蓄而仲裁為適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不是秦漢以後變了樣的儒家思想），當然是崇奉了仁義之義，向梁惠王提出建議。同時，在提出建議時，也不採用當時縱橫家們為博取富貴權勢所慣用的遊說態度。孟子雖懂得遊說的辭令技巧，但卻不用，還是很嚴正地主張行仁由義，極力宣揚仁義的美德，向梁惠王直說只有仁義最好。
　我們不妨引用清人的兩句詩：『莫言利涉因風便，始信中流立足難。』正好作為孟子對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風格，其難能可貴的定評。
　或者說，所謂義利之辨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大義之義。義理之義，義者，宜也之義，並非狹義廣義等的義利之義。其實，都是一樣，不管是什麼偉大的義理，都是力行於義，才能有利於成其為君子，所以這也是利便是義，義便是利的真實道理。
　由於義利之辨的文化思想發展下來，到了宋明以後，構成中國文化的商業道德，便有『貿易不欺三尺子，公平義取四方財』的說法。即使專事求利求財的商業行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義利之辨。可以說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業道德上的教育成果。

　 玩物喪志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糜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四：『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圃，囗鹿攸伏。囗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牛刃)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日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這段話，當然不是在同一天裏，緊接着前面的一段話說下來的，應該是另一次見面時的談話。因為這一段談話，在梁惠王說話的語氣上，不像前一段那樣生硬疏遠，比較上情緒稍見好轉。根據司馬遷所寫的【孟子列傳】以及有關梁惠王的歷史資料看，梁惠王在初次接見孟子的時候，不可能有書中所記載的那麼熱忱。史料上對孔孟的記載，孔子最失意倒霉的時候，是在陳絕糧那個階段。而孟子受困於齊梁之間，也正是他一生中，最不得意的時候。梁惠王如果一死，他只有收拾行李回家的份了。
　這段文章，如果以現代的眼光，從字面上去讀，似乎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上面記載說：這次孟子和梁惠王見面的時候，梁惠王正在王室的大園林中散心遊覽。（用現代的語言或觀念來說，東方說是御花園，西方稱作皇家花園，或皇家私人的什麼堡之類，是王室獨據以賞心悅目的地方，門禁森嚴，老百姓只能站得遠遠的，看到矗立的圍牆，進前不得，就是巨僚百官，也未必能隨便進去的。）
　梁惠王站在一個大池沼上，抬頭看看在樹梢上棲息飛翔的鴻鳥、野雁，低頭看看園中安詳吃草的小鹿。從宮裏出來，接觸到大自然的景象，心裏覺得舒暢而快樂。於是再看看孟子，然後對孟子說：『喂！你們這些講究仁義道德的賢人先生們，是不是也喜歡這種園林風光？是不是也喜歡這些珍奇的飛禽走獸？』
　這種語氣，這種問話，當然是話裏有話，包含了許多近於令人難堪的意思。假如是現代你我遇到這種場面，可能掉頭就走。可是在當時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上，不能如此。更何況孟子，自有他的抱負和立場，不能像我們今日這樣做。所以他還是答覆了梁惠王。但從孟子的答話中，可以看出孟子的修養。
　儘管梁惠王的問話中，包含了輕視的昧道，而孟子的對答，還是持着鄭重的態度，還是很嚴肅的，他用單刀直入，似教訓非教訓的口吻告訴梁惠王說：
　『一個賢者，是要等到天下太平，大家都享受到安樂的生活之後，才會去享受這種園林的樂趣。可是一個不賢的人，即使有了這樣的園林，也不會有真正的快樂，而且更不能永遠享受。
　像【詩經】大雅篇靈台章說的：「當文王開始準備建築靈台，僅僅開始計劃，如何設計，如何部署的時候，老百姓知道了這件事，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前往，群策群力，共同來從事這項工程，於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提前完工。本來在最初的時候，文王還不打算急着完成這件事，可是，由於百姓們自動自發地來幫忙，所以很快地辦好了。」
　靈台提前完工以後，在靈園裏面遊覽，看到那些安靜悠遊的母鹿，身子胖胖的，毛色光亮奪目，在林梢飛翔的白鳥，豐潤皎潔、自由迴旋。文王站在林沼的岸邊玩賞時，又看到了滿池的魚兒，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活活潑潑地在水中跳上跳下。』
　孟子繼續說：『這詩篇的記載，就說明了文王勞動老百姓來建築這囿園，而老百姓卻喜歡他那麼做，把他的台叫做「靈台」，把他的池叫做「靈沼」，並且很高興他有麋鹿魚鱉可以玩賞。古時候的賢君，就因為能和老百姓同樂，所以自己才覺得快樂。』
　孟子借這則文王建靈台的歷史故事，向梁惠王提出了一個為君的重點——應該與民同樂。
　接着，他又引用【書經】的記載，講述了一則完全與文王建靈台情形相反的故事。
　『當夏朝的暴君夏桀在位的時候，曾大言不慚地說：「我之於天下，就好比太陽一樣，除非太陽滅亡，我才會滅亡。」自誇他的政權和太陽一樣是永恆的。可是他施行的暴政，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們恨透了他。所以【書經·商書·湯誓】篇記載：一般的百姓們，因為深深怨恨夏桀而說道：「你這位如同烈日似的暴君啊！你什麼時候才會沒落呢？你趕快沒落吧！我寧願和你這暴君一同滅亡，也不願再忍受你暴政的殘害了。」一個作君主的，使人民怨恨到寧願和他同歸於盡的地步，即使擁有美好的台池、鳥獸，又怎麼可能安享下去呢？』
　孟子這樣把握住機會，列舉兩個歷史上的經驗。述說周文王是如何深得民心，所以建立了延續七百多年的悠久政權。又相反地指出三代時期的夏桀，遭遇老百姓的怨恨，以致迅速敗亡。
　在我們現代讀到這段書時，或者會感覺到，孟子所列舉的這兩個史實，其所闡明的為政原則，可以說是大家都明白的普通常識，並沒有什麼高深的道理。這就是我們讀古書應該注意的地方了。
　我們要知道，在孟子的那個時代，沒有什麼社會福利制度，統治者不會去建築一個公園，和老百姓共有、共享。一起遊樂。只有帝王的宮室。才會有如此偉大的建築，老百姓根本不准去遊玩的。所以孟子當時提出這兩個史實來，就等於建議梁惠王實施我們現代的共有、共享的政治思想。在時代背景上而言，孟子在那個時代能提出這種政治思想，實在是了不起的。此其一。
　同時，我們透過這一段記載，可以了解我們固有的中華民族文化，在上古時候，就早已經有了這種共有、共治、共享的公天下政治思想。自從夏朝開始，演變成家天下的政治制度，所謂帝王世襲的政治制度開始以後，帝王們的享受，才和老百姓有了分別。而孟子在他的那個時代，能勸導一個有野心要據地稱雄的人主，恢復共有共享的公天下政治制度，他的主張和這種精神，還是相當可貴的。此其二。
　再從後世的歷史看，自秦漢以下，曾經有四個時代的類似事件，都與孟子這一節的政治思想有關。第一是秦始皇建築阿房宮；第二是隋煬帝造迷樓；第三是宋徽宗造艮岳；第四是清慈禧太后造頤和園。這四次著名的偉大宮廷建築的結果，都印證了孟子在這段書裏所說：『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理論的正確性。此其三。

　阿房宮與秦始皇
　對於秦始皇的阿房宮，唐代的大詩人——和杜甫並稱為二杜的小杜——杜牧，曾經構寫了一篇【阿房宮賦】，作了很生動的介紹。他一開頭就說，秦始皇併吞了六國，統一天下之後，便把四川的山頭，砍伐得像禿子的腦袋一樣，而把這些砍下來不可勝數的木材，運到咸陽去建築阿房宮了、試想看看，台灣也是盛產木材的地方，經過日本人五十年的砍伐，也沒有被砍得山頭光禿禿。而四川的面積，比台灣大上若干倍，他為了建築自娛的阿房宮，一下子把那裏的樹木砍光，該有多少木材？同時這些木材的砍伐、運輸，製成樑柱門窗等等，又需要多少人力呢？
　何況這僅僅是建築材料的一部分而已，還有石頭等等其他方面的建材，以及施工建築的人力物力，更是難以統計了。花費這數以萬計的人力和物力，建起來的阿房宮，又是個什麼樣子呢？
　佔地是方圓三百多裏，高到看起來快接近天日了。從北面的騙山一直南下，轉向西邊和咸陽連接起來了。把渭川和樊川兩條河川的水，也引導流進了阿房宮，造成了宮裏的人工河流湖沼。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華麗精巧，各種不同型式的宮室，像蜂室那樣多。在水上架的長橋像臥龍一樣。凌空搭的復道，從宮殿下面通到南山的山腳下，五色繽紛，有如掛在天上的彩虹。在這許多宮室中，每一間房子，一天之中，都可以變換成四季的不同氣溫。
　秦始皇又把沒收來的六國的財寶、美女，全都集中到這阿房宮來，把人家的鼎當作煮菜飯的鍋子用，把玉當作石頭用。妃子上萬，早晨這些宮女打開鏡子梳妝，那些鏡子有如夜空中的繁星那麼多。飄拂在窗前的長髮，有如烏黑的浮雲。渭河的水每天早晨上漲，浮現了一層滑膩粉紅的顏色，原來就是阿房宮裏所流出來的宮女們洗除臉上隔日胭脂的水。半山腰裊裊上升的雲霧，卻正是阿房宮焚燒椒蘭等等貴重香料的煙霧。秦始皇這位暴君，就在這個走進去難分東西南北的阿房裏朝歌夜宴地享樂。
　這樣秦始皇就快樂了嗎？大不然。司馬遷在【史記】裏寫道：秦始皇因為想求得長生不老的藥，聽信了一個方士盧生的話，必須隱秘起來，才可以求到不死的藥。他就住進那隱秘的復道裏，往來於二百七十間密室裏作樂。除了他要殺人時，獄吏見得到他以外，丞相大臣，和七十名博學之士，都只有照他傳來的命令辦事，根本見不到他，更談不上提什麼意見了。後來這位盧生和一位自韓國來的侯生商量，認為秦始皇如此專斷橫暴，嗜殺而好貪權勢，不可以替他求仙找不死藥，於是雙雙逃走了。秦始皇知道這個消息，大發脾氣，活埋了四百多人泄憤。
　像這樣躲在復道裏一天到晚發怒殺人，又有什麼真正快樂可言呢？正如孟子說：『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三輔黃圖】
　或者說小杜生於唐代，比秦始皇晚生了七八百年，況且阿房宮被項羽進咸陽時，放一把火燒掉了，他在賦中的描寫不一定實在。小杜的【阿房宮賦】，是否有史料為依據？或是僅憑他的才華和想像寫成的？無法考據。但是緊接着秦代之後的漢人記錄，應當不會太離譜了。
　【三輔黃圖】這本漢代的著作裏，記載着說：阿房宮又叫做阿城。原來是秦惠王在這裏建造宮室，還沒有完工就死了。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就選擇了這個地方，擴大範圍，建築阿房宮，佔地方圓達三百多裏，造了許多離宮別館，跨過了山谷，把一望無際的高山大嶺都遮蓋起來了，專門供秦始皇車輛通行的道路，從宮室到驪山，就有八十多裏長；並且在南山的頂上，建築了一道巍峨雄偉的闕門，高高矗立在上，似乎和天上飄過的雲彩相接；還開了河道，遠遠地把樊多！哩的水，接引到阿房宮裏來，灌進壯闊的池沼中去。僅僅是阿房宮的一處前殿，從東到西有五十步寬，約三十丈（漢朝度量衡制度，很難考實），南北之間則有五十丈深。上面可以坐上萬的人，下面建有五丈旗，用最貴重的建材興建，橫樑是用木蘭架設，門則用磁石砌成。僅僅一處前殿，就這麼瑰麗，正殿和其他宮室的情形，就可想而知。另外還有四通八達的雙層高架復道，和那些樓閣連接起來，而且通往咸陽。
　證之這一段漢人的記載，和小杜的描寫相比，除了杜賦的文體更美，易於使人記憶外，同阿房宮實際狀況是極相近的。
　還有更可靠的史料，那是在【史記】中，司馬遷敘述了鴻門宴上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的一段故事後，立即就說：項羽知道漢高祖自鴻門逃回壩上，引兵他去，便『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這寥寥的『火三月不滅』五個字，可以說完全證實了那些筆記、詩賦的可靠性。在今年（一九七七年）不久前，美國加州的一場森林大火，毀了那麼廣闊的山林。當然，林木蔓延起來比較快，但也只延燒了個把月。而阿房宮的大火，卻燒了三個月之久。這一比較，就可見阿房宮規模的恢宏了。
　然而秦始皇又享受了多久呢？可以說，阿房宮動工之日，正是秦朝政權開始崩潰的時候。杜牧在他的【阿房宮賦】結論說：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益驕固。成車叫（陳涉一呼揭竿而起），函谷舉（漢高祖進兵），楚人（項羽）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他的這一結論，正是孟子對梁惠王所說『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這句話的發揮。尤其是『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兩句話等於指責了隋煬帝的錯誤，也為後來的宋徽宗、慈禧太后這些人作了預言。

　迷樓與隋煬帝
　可不是嗎？且看隋煬帝這位著名的荒淫皇帝的行徑，他早上調戲後母被發覺，恐怕他老子殺他，派人秘密殺了做皇帝的父親。當天晚上對後母逞了獸慾，第二天就發喪即皇帝位，又把他的哥哥殺死。
　第二年的季春三月，就驅迫二百萬名壯丁，在洛陽建築宮室。遠從長江一帶和廣東等地，收集奇材異石。又向全國各地搜羅珍奇高貴的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運到洛陽，佈置在宮廷的園林中，供他賞玩。同時特別開一條水路，把汴河的水引到離宮中，並造龍舟，供他在水上遊樂。他所建的宮廷園林，佔了方圓二百裏的廣闊土地。在園林中又造了一處人工海，周圍有十幾裏路。海上又想像方丈、蓬萊、瀛海等三處仙島，建起人工島來，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台、觀、樓、閣、宮殿等等，連綿地分佈在山上。海的四周又建築了十六處庭院，每院都住有許多美女，每院的主持人，都給予四品夫人的高貴頭銜。海裏的荷花、宮殿前的花木，如果到秋冬季節自然凋謝了，就命人用紙或絹緞，製造假花，安放在樹枝上和水中，只要褪了顏色，就隨時換新的。十六院的食物，更是互相爭求精美，來討好他的胃口。至於他驅使八萬人拉着他的龍舟，經運河到揚州遊玩，船隻相接二百多裏的奢侈行為，是人人都知道的。
　他又曾驅使一百多萬壯丁，作歷史上的第六度修築長城。歷史上記載，他搞這些用來自娛的工程，所驅迫的四百萬人力，其中一半以上累死在工地。
　不但是人民受到迫害，就是連鳥獸，也不得安身。他為了要做一件新的大氅，在即位後的第三年，通今天下各州各縣，進貢白鶴的羽毛。於是全國上下，都紛紛捕白鶴取羽毛。當時在四川的烏程縣裏，有一棵十丈多高的大樹，上面有一個很大的鶴巢。可是樹太高了，沒有辦法上去捕鶴，也無法張那麼高大的網羅。但是，如果不將這鶴的羽毛取來進貢，就犯了欺君之罪，是要殺頭的，弄得不好，甚至會誅九族的，於是老百姓只好砍伐樹根，準備把樹弄倒了，以便捕鶴。大概是樹上的大鶴，恐怕這樣會傷害到小鶴的生命，所以在樹上拔下自己身上可以制大氅的羽毛，投到地上來。而謅媚的地方官，不念鶴自己拔毛的痛苦，反而說是一種祥瑞的徵兆。報告到宮裏，討隋煬帝的歡心，以期博得一個加官進祿。
　他建築了這些地方，經常在有月光的夜晚，帶上幾千名美貌的嬪妃宮女，都騎了馬，在大園林中夜遊，而且還特別作了歌曲，在馬上演奏歌唱。可是，這樣還不滿足，他後來又認為宮殿雖然壯麗寬敞，可惜沒有曲房小苑，幽軒宮室。如果再有這一類型的佈置，就更快樂了。於是他身邊的侍臣高昌，介紹了一位高明的建築設計師項升。依照他的願望，設計了一張藍圖，呈獻到宮裏。隋煬帝看了以後，非常滿意。立即下令向天下搜索材料，又徵調了幾萬名壯年男子，建造了一年多才完工。所花費的錢財之多，難以統計，連國庫也因此空虛了。這座新的建築，除了華麗以外，更十分精巧別致，是自古以來所未有的。人們走進去了，往往會整天都找不到出路。隋煬帝重重地賞了項升為五品官及千匹庫帛外，更得意揚揚地對近臣說：『即使是真的神仙到了這裏，也一定會迷了路的，這真好比一座迷樓。』於是後世的人也都管它叫迷樓了。
　迷樓建好以後，隋煬帝在裏面的荒淫生活，更是不忍卒睹，不忍卒聞，也不忍去說了。到後來健康大損，虛弱得終日昏睡，無法清醒。到了夏季，一天要喝幾百杯水，面前放一大塊冰，還是口渴得煩躁不安。最後，隋煬帝再度南遊到揚州，被起義革命的百姓抓住，他想飲毒酒自殺被拒絕，最後被宇文化及叫人用繩子把他勒死了。
　而他在洛陽的迷樓呢？當唐太宗起義，提兵打到京城，看到這座迷樓，便說：『這是用千萬老百姓的血汗脂膏建築起來的哪！』於是就下命令把迷樓燒了，也是燒了好幾個月才燒光。這又是孟子所說『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的另一形態的印證與發揮吧！只可惜那時候的人，沒有充分發揮與民同樂的思想，致使素稱英明的唐太宗，也和項羽及清末的八國聯軍一樣，都做了『焚琴煮鶴』、大煞風景的事。
　這位荒淫到極點的君主，窮奢極侈，看來是享盡了那種皇家宮室的園林之樂。事實上，不但當時是喝涼水，對冰盆，甚至還落得一個被勒死的結果。所以後代詩人李商隱的隋宮詩便有：『乘興南遊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的感嘆。春秋時代的齊景公，也建築供給自己玩樂的一個台，並且還想造一座大鐘，當時的賢相晏子便反對面勸諫說：『斂民作鍾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

　艮岳與宋徽宗
　至於宋代那位被金人俘虜了十幾年，終於死在異邦五國城——塞北漠地的徽宗皇帝。如果我們說北宋的敗亡，就是敗亡在他『獨享宮室園林之樂』的生活上，並不為過。雖然當時是由一些宦官、奸佞，如童貫、蔡京之流乃至於裝妖弄鬼的道士，專政弄權。但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得他的寵信，掌握到政權，細按史實，都和他的獨夫之樂有密切關係，這又是較之秦始皇、隋煬帝，更進一步危害到政治。
　擅長揣摩他人心理和巧言令色等諂媚功夫的宦官童貫，一得到徽宗歡心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江蘇、杭州一帶，去搜索江南的書畫古董，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奇珍異物。在杭州一住，往往就是幾個月，一天到晚和蔡京在一起鬼混，因此每得到一件奇珍古玩，派人送到京裏時，在信上總是為蔡京說上些好話，再加上一個常到皇后那裏畫符念咒的道士徐知常，透過大學博士范致虛在京裏為奧援，於是徽宗的心裏對蔡京留下了好印象，也就從此播下了北宋敗亡的種子。
　後來童貫在江南搜索珍玩的事，愈來愈大，竟然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應奉局』，擴大搜括，凡是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等手工藝品，無一不包，樣樣都要。每天都有幾千人，在那裏為皇帝盡義務作苦工，而所用的這些價值昂貴的材料，也是由老百姓負擔，皇家是不給錢的，真是使老百姓喘不過氣來。
　當時蘇州有朱沖、朱勔父子，本來是犯法受過刑的人，在蔡京的下面做事，很得歡心。於是蔡京就推薦到童貫的下面聽差，而做起官來了。一次徽宗看到童貫送到京裏的花石，非常高興。蔡京從宮廷的內線中，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囑咐朱沖，秘密地搜集浙江的珍異送到京裏。最初送去的三株黃楊，徽宗頗為欣賞，嘉勉了一番。這條路子一打開，以後送到京裏的花石和珍玩，就越來越多，年年增加，運輸的船隻，在汴京與淮河之間往來不絕，而被人號稱為『花石綱』。因此更得到徽宗的喜愛，而命令朱沖的兒子朱勔，在童貫下面，主持應奉局和花石綱。
　朱勔這小人得勢之後，橫行霸道，真是不可一世，一方面向內府需索，一伸手就是上百萬，少也幾十萬，他說是為了替皇帝辦事要用的。皇家管錢的人，誰也不敢說個不字，誰也不敢得罪他，內府的錢就好像是他口袋中的錢了。在民間他更是嚴搜刻括，巨細無遺，就是窮鄉僻境、深山大壑中隱藏的東西，也逃不過他的搜括，老百姓家裏的一石一木，只要稍微有一點賞玩的價值，就派兵卒闖進去，貼上皇家的黃色封條，責令原物主負責保管，如果有所損失，就是對皇帝不敬，一定殺頭。如果是較大的東西，搬運不便，就連物主的房屋也給拆掉。假如有人家有一件東西稍微畸形一點，又被指為不祥而獲罪。在室外郊野的東西，不論是山巔谷底、深淵巨壑，都千方百計，不惜人命找來。運輸這些東西的船員們，也是狐假虎威仗勢欺人，有時甚至凌辱到州官縣官的頭上。
　這種情形之下，老百姓賣兒鬻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道路為之側目，而已經種下了後來方臘的一場大亂，嚴重地動搖了國本。
　最嚴重的是『艮岳』的建築，徽宗因為沒有兒子，心裏總是不愜意。有一個也是以畫符念咒常常出入禁宮的道士劉混康，對徽宗大談其風水之道。說什麼京城的西北方，具備了調和天地、順應陰陽的地理。如果在那裏堆起一座山來，將地勢加高，一定會多子多孫的。徽宗聽信他的話，動員老百姓，把那裏的地勢加高了幾丈。後宮恰巧有幾個嬪妃生了兒子，於是徽宗更加相信。到政和七年，便命兵部侍郎孟揆，在京城上清宮的東邊，依照餘杭鳳凰山的形勢，籌築一座萬歲山。直到宣和四年，一共花了六年的時間，才把這座山築成，命名為『艮岳』。
　艮岳的規模，在徽宗自己作的【艮岳記】裏，有大致的記載。儘管只是梗概，我們讀了以後，也要驚奇得張口結舌。現代一些國際馳名的什麼公園、什麼樂園的，比較起艮岳來，也遜色得多。如果阿房宮、迷樓、艮岳這些歷代的宮室園林，今天還在的話，中國的觀光勝景，恐怕是世界首屈一指。
　徽宗自己描寫他的得意傑作有一節說：『……按圖度地，庀徒潺潺，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溪、仇池之深淵，與四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瓊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月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香山懷谷。』從開頭這一小段文字，就可見這座山的恢宏氣魄，把全國的名勝古蹟，奇石異木，都集中到這裏來了。
　宋人張吳的筆記裏，還指出了這些東西從各地搬來的運輸情形，都是越江渡海，甚至把城廓都鑿開來，以便這些巨大的木石，不受損傷地得以通過。
　在南宋時候，四川一位僧人祖秀，寫了一篇【華陽宮記】，所寫的『艮岳』景物，許多是在徽宗自己的記中未曾說到的，可能是艮岳築成以後，還在陸續增加修建。祖秀和尚的那篇記中最後的描寫『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可謂道盡了一切。
　而徽宗自己作的記中，結語說：『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岩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一副志得意滿的樣子，比起梁惠王那一句『賢者亦樂此乎』來，更神氣得多了。
　可是我們再把他被擄以後，押解到女真去的時候，在中途驛館題的一首詩：『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裏，目斷天南無雁飛』和他的【艮岳記】放在一起，對照咀嚼一下，真要感慨萬千了。這又是孟子所說『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的照會。
　所以清人吳楚村對他有兩段極嚴厲但也極適切的批評。一則說：『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慾逆天之事，其與隋煬帝、陳後主一律也。然煬帝之頸，斫於宇文化及之手；陳後主之身，隕於台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歿於金虜沙漠之地。天豈有意肆毒於三君哉！無乃自取之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灑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三君兼有者乎？』
　另一段說他築艮岳是『極土木之盛，彈億萬之財，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是時強狄在外，漸為國患，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思犯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斂民貨，明日勞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他用孟子的話作了結論，也等於演繹了孟子這兩句話。

　頤和園與清末
　但是，正如杜牧說的『後人哀之而不能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清人對宋代徽宗皇帝作了如此嚴刻的批評，可是清朝的末代，並沒有把它當作一面鏡子，放在當前，經常對照對照，看看自己可曾變成那副模樣？所以後來有了慈禧太后的興建頤和園，大動土木，搜括天下，弄到民不卿生。當時列強環伺，乘隙而入，強行索取，紛紛要求割地、賠款。後來八國聯軍一役，西人的堅甲利兵，進逼北京，清廷毫無阻擋能力，結果慈禧這位老太婆只好帶着小皇帝，狼狽而逃。
　最後終於把清朝祖宗打下來二百多年的江山斷送了。幸虧國民革命乃屬義師，鼎革之時，還優待了清朝末代皇帝的家室，並且保留了那座用老百姓血汗建成的頤和園，應該為後世萬代很好的殷鑑吧！
　鳳閣龍樓與李後主
　檢討了這幾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的皇帝，貪享園林之樂的結果。我們更想到一位極有詩才的末代皇帝——李後主被俘後的詩：
　江南江北舊家鄉，四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台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又另一闕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寫來字字是淚，句句是血。而當時那些吳苑宮闈廣陵台殿，以及鳳閣龍樓等等的昔日繁華，卻不能與民同樂，可見沒有『共有、共享』的社會福利，是不會長久的，獨樂是不可能的。
　在西方國家，當時統治階層的奢靡狀況，也是如此，甚至還要更厲害。西方國家共有共享的社會福利制度、民主自由的思想，那還是十四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事，距今不過幾百年而已。
　從這些歷史事實，以及李後主的詩詞中，我們可以知道，孟子所說的『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的兩句話，不但是一個國家的政權如此，即使一個家庭的興衰，每一個人的成敗，也都是如此。儘管是做了龐大的事業，擁有千萬美金，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建立起一個道德標準，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基礎，也是沒有用的。因為這些有形的財富，只是暫時屬於你的，而不是真正為你所有的。當你到了眼睛一閉，兩腿一伸的時候，一塊錢也不是你的了，這也就是孟子說的『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再說，物質環境好，是不是就一定能夠快樂？這是一個觀念問題，並不是絕對的。固然，物質環境的好壞，可以影響到人的心情與思想。但有高度精神修養的人，同樣地能夠以自己的心，去轉變環境的。如孔子說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優，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他自己有自己的天地，並不因為物質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如果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立身處世的道德標準和這一些精神的修養，縱然有再多的財富，再好的物質環境，而他的心理上，並不會快樂的。前面我們所舉歷史上那幾個君主的史實，固然是很好的例證，我們如果再從現代西方國家的精神病學家或心理病學家手上的病例去研究，也可以獲得證實——『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正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氵夸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庫序之教，申之以孝。涕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手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正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歲罪，斯天下之民至焉。』

　　　　　　 【清明上河圖】的背面
　當然，由於孟子的偉大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養，一直講王道政治的精神，也感動了梁惠王，已經漸漸聽得進孟子的話了。所以兩人在這一段談話語氣中，已經表現出來，不像前兩次，一邊說：『老頭子，你從那麼遠跑到我大梁來有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辦法？』一邊卻答：『何必一開口就談利，談談仁義吧！』那麼格格不入了。這次的談話情形，就比以前融洽一些，好像比較更談得來了。
　所以梁惠王說：『平心而論，我對我的國家已經盡心盡力地去做了。譬如說，在我的國境以內，黃河內套，如果遭遇了水旱天災、糧食歉收的凶年，我就把河內的人民，遷移到河東來；同時在河東徵收了糧食，送到河內去，使河內的人，不至於受到飢餓的痛苦。假如是河東遭遇到什麼災害的時候，我也是以同樣的方法，去照顧幫助河東的人民，這都是我盡心仁愛人民的事實。你是講仁義的，要我施仁政的，我這樣不是正符合了你的主張嗎？現在看看我的鄰邦，他們沒有這樣做，可是他們的人民並沒有減少，我曾經照你的理論那樣做了，我的人民也沒有增加起來。這是什麼道理呢？』
　梁惠王為什麼會提出這些問題來？假如以現代的人口觀念來看，世界人口爆滿，各國糧食都發生問題，普遍在推行家庭計劃，哪裏怕人家的人口不少，而自己的人口不多呢？固然他那樣應付凶年歉收的態度，也是理所當然，政府應有的責任。但在方法技術上來說，弄得老百姓搬來遷去，那麼辛苦，也未必是最好的措施呢！
　可是我們必須先了解戰國的時代文化背景。戰國的諸侯各國，雖然不同於西方的封建制度，但人民、領土、政權，都是諸侯們的私有財產，自然領土越廣，人民越多，實力、權勢越大，在國際間的地位就愈高，就能稱雄稱霸。由於那時還沒有國籍制度，也沒有移民限制，更沒有護照的辦法，老百姓可以比較自由遷徙，哪一個國家富強，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就可以搬到哪一個國家，作他的國民。而在戰國當時，天下——全中國的人民，只不過幾千萬人而已，真正是地廣人稀，和近代的情形大不相同。這一分析之下，就知道當時梁惠王對孟子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麼孟子怎樣答覆呢？他說：『你梁惠王喜歡打仗，我就以戰爭來譬喻給你聽。在作戰的時候，戰鼓一響起來，部隊向前衝鋒，雙方接近戰鬥以後，一直怕死的兵將脫了戰袍，丟了兵器往後逃走，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來，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來，而跑了五十步的人，卻譏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膽小。你梁惠王覺得譏笑得對嗎？』孟子這樣反問，等於設了一個圈套，先把梁惠王套住，這是他談話技巧的高明，如果寫文章，則是一種有層次，設伏筆的手法。由此足見孟子這個人不是後世一些腐儒所說的那麼迂闊。
　果然，梁惠王說：『當然不可以譏笑別人，他們不過沒有逃一百步，但同樣的是逃亡退卻啊！』
　於是孟子說：『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那也就不必希望你的老百姓會比鄰近國家的更多了。』
　孟子說梁惠王好戰，老實說在那個時代，誰不好戰？如不打仗，就難以生存，就不叫做戰國時代了。梁惠王為了恢復他父親魏武侯、祖父魏文侯時代的那種輝煌的局面，只好求之戰爭。但也確有好戰之過，像他派龐涓去打齊國的那一仗，是大可以不打的，結果龐涓戰死，吃了一個大敗仗，實在是人謀不臧、自食惡果之報。
　不過孟子的話，還是說得相當委婉的。他這個比喻的意思是說，你梁惠王遇到凶荒的年歲，移民、輸糧，固然是好事，但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而已。你的鄰國是壞，但是你實行這種頭痛醫頭的辦法，也只是比鄰國好了一點。你不從根本上去着手，除去病源，為國家千秋萬世着想，作百年大計，長久之圖，怎麼可能比鄰國的人民多起來呢？
　從我們的歷史上看，孟子這個話，的確有他的道理。自從戰國以後，自秦以下，漢、唐、宋、元、明、清歷代除了少數的開國皇帝，或中興之主，有值得標榜的建樹外，大多數的人主，都犯了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毛病，很少有為國家百年大計作打算的。
　孟子在消極地指出了梁惠王的錯誤觀念後，又繼續作積極性的建議，告訴梁惠王實行王道政治，開始時應該注意的基本政策，所謂『不違農時』等等。這一段可以朗朗上口，誦讀起來音節鏗鏘的美好文章，他的內容則是以當時的農業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政治，從農業的發展，達到農村經濟的繁榮，形成國家的富有；由國家的臻於富庶，進一步達到社會的安定，然後在安定中，實現中國文化所標榜的政治精神——養生、喪死。
　『養生』包括了人口的增加，生活的不斷改善，以及生存的保障，生命的延續。現代西方國家，重視兒童福利，以及老人福利的精神，就是孟子『養生』、『喪死』的理想範圍。也就是我們今日標榜的【禮運】的大同世界理想。所謂『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境界，也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精神。
　但從孟子這一個具體的建議裏，我們可以知道他當時也是所見有限。因為他的出遊各國，也只到過中原農業地區，走的地方並不多，比如他所談的只是農業、漁業、林業三方面的建設，如果他到過新疆、蒙古或者中國西南部分的山區省分，那麼『數罷不入持池，魚鱉不可勝食也』就要成問題了。這些地區哪來的氵夸池，又從何處去捕魚呢？又像廣西邊境和貴州有些地方，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兩銀。』又如何去發展平原農業經濟？
　不過那個時代，還是大禹治水以後，形成以農立國的中原，連發展鹽鐵之利的理論都還沒有確立，在戰國時代還沒有大行。所以孟子這個具體意見，是將就當時實際的情況，針對當時的經濟結構而建議。是有其時間性和空間性的。奈何後世直到清末以前的讀書為政的知識分子，死死抓住孟子的這些觀念，形成了重視農業而輕視工商業的偏激錯誤觀念，導致產業落後，經濟衰退的惡果。

　 不違農時
　但是，在這裏要特別注意到『不違農時』的這個『時』字所涵蓋的意義，不要光從字面上看。只是依文解義，就無法了解真正的道理。梁惠王身為一國君主，而且也不是過於昏庸的統治者，難道會不懂得農時？誰也不會在寒冬大雪的時候去播種布穀，在六七月的炎炎夏日方才去種西瓜，或者在不宜於種蔬菜的時候去下菜種。而孟子卻在向梁惠王建議三點農事上的注意事項時，第一點就講到『不違農時』，豈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嗎？假如我們注意到歷史和地理問題，對於時間——時代背景，空間——地理環境兩種因素，共同去體會這句話，就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了。
　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為了達到他們不斷互相征伐、爭雄稱霸的目的，都實施富國強兵的近利政策，便濫用民力，不管老百姓們是不是正在插秧的清明、穀雨期間，或者是立秋、處暑的收割季節，都在那裏動用民力，亂搞一陣。同時漁獵也不選地方，不擇時候。本來在禽獸產卵生子的時候，是不打獵的，捕到小魚是該放回水裏的。所以漁獵也一樣要在適當的時候，不可以任性地亂捕亂獵。在現代也是如此，像用電捕魚，或用毒藥投到水裏『鬧魚』，都由法令明文禁止。現在的術語叫做『保護天然資源』。林業也是如此，不可隨便砍伐，否則的話，直接的影響，是土地流失，河床淤塞，失去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導致洪水泛濫的災害。間接方面，甚至影響到雨量減少等氣象方面的異常。過去曾經看到許多地方有所謂『童山灌灌』的土山，一個個山頭，像嬰兒尚未長發的頭一樣，光禿禿的。因為過去沒有什麼林務局去管理或經營林業，都是任由老百姓自由砍伐，不知道保養森林。
　孟子是鄒人，鄒在魯國，即現在的山東。而他所遊歷的地方——齊、魏等國，即現在的河南、山西一帶平原地區，都是農林業和小型漁獵的社會。他又看到當時天下的各國諸侯，包括魏國的梁惠王在內，都在為了擴充自己的權力、土地，設法富國強兵，大量剝奪了老百姓的生產時間和勞力。所以他提出這三件事，對當時的戰國，是非常重要，深具價值的。我們非但不可依文解義來讀這句話，並且不可輕易放過。所以他提出這些事是實施工道的開始，一點也不錯。我們了解了這一層道理，就可知以後孟子一而再地說到『無失其時』、『勿奪其時』，對這『時』字特別重視和強調的道理所在了。
　孟子建議梁惠王在國內實施王道政治，社會安定以後，還要提倡家庭副業，譬如五畝之宅，就叫他們種桑養蠶、飼養家禽家畜。然後五十歲以上的人可以穿絲織品的衣物；七十歲以上的人可以天天吃肉了。到達了這種富庶的小康境界，進一步教化老百姓們，發揚孝涕的道德，使年長的人不必勞苦，生活能及帛食肉，國境之內，沒有人挨餓受凍。孟子說，假使一個國家經濟上的富庶，政治、社會中的安定，到達了這樣的情形，卻還不能為國際間的政治領導者，不為天下的盟主，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