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南懷瑾

亂世流亡圖的文學

　再看下面一段，孟子指出當時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也即如後世所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狀況。這是一段反面文章。我們從這一小節中，又看到了孟子說話的高明技巧。他是以當代各國社會中的病態，反面地刺激梁惠王，以激發他行王道的政治。
　孟子在這裏，用『狗彘食人食』，及『途有餓革』不到十個字，描寫春秋戰國時的亂象病態，雖然深刻而悲痛，但是，沒有經歷過亂世的人，也許無法在這寥寥幾個字中，體會到戰國時代各國的悲慘情形。
　在一九三七年，即抗戰開始的那一年，許多人進入四川，就親眼看到一個個餓死的人，躺在道路的旁邊，屍體的頭上差不多都裹了一塊白布，更增添了悲涼的氣氛。（當時四川百姓有如阿拉伯、印度的風俗，喜歡在頭上包塊白布，如古代所稱的『纏回』一樣。）那都是當年四川軍閥們，為了爭權奪利，連年內戰，為四川造下的惡果。他們打仗爭權，所需的經費，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榨取而來，真是弄到民窮財盡。他們榨取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徵收，將老百姓的財物，單方面的強征硬取而去；一種方法是加租稅，把租率提高到無法再高了，就有所謂預收。據說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後，四川的軍閥們收稅，竟然預收到一九六一年的稅了。這是當時一個天大的笑話，在軍閥們製造的這個天大的政治笑話後面，隱藏了多少老百姓的眼淚和血汗！以四川這樣的天府之國，那麼富庶的地方，弄到路有餓莩，原因就是軍閥的窮兵黷武，以致民窮財盡。
　在歷史上，這一類的事情也是屢見不鮮的，尤其是在戰亂的時候為甚。像五代時南唐後主李煜的父親李景（原名李景通，後改名李璟，又改名李景），史稱南唐史主，他在國用不夠的時候，就拼命增加賦稅，除了提高稅率以外，還增加稅目，各種苛捐雜稅都來了，名目繁多，簡直難以計數。甚至老百姓家裏的雞、鴨、鵝等家禽，同時生下兩隻蛋，也要徵稅。到了春夏之間，老百姓庭前門外種的楊柳，當柳絮隨風滿天飛舞的時候，竟然還要收柳絮稅。老百姓在重重賦稅壓力之下，再也無法負荷，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自然就形成了『予及汝偕亡』這種深深的怨恨。
　像這樣為擴張自己的權力，亂用民力的君主，往往在生活上貪圖享受，耽於聲色，每在宮中養些優伶戲子，唱戲作樂。這些伶人當然與民間較為接近，比較了解民間的疾苦，有時就在歌舞上，以幽默、滑稽的方式，將老百姓的心聲，在皇帝面前反映出來。所以當李中主徵稅徵到雙鵝蛋及柳絮上面去的時候，就有一個伶人演戲時高唱着：『惟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鵝雙生。』這兩句深刻的諷刺，成了名句而流傳千古，幸而李景故裝糊塗，當時沒有追究嚴辦。
　從孟子說的『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這兩句話，就知道當時魏國所謂的公府，梁惠王和他的高級幹部、大臣豪門們的生活是相當糜爛奢侈，而老百姓卻相當窮困。
　如果移用孟子這兩句話來形容今天的美國，也有點相像。美國人養狗，有狗醫生不說，還有特製的狗衣狗帽，以及狗的美容院，為狗理髮修毛。平日有專門餵狗的罐頭食品，其中牛肉、雞肉都是上等貨，不次於落後地區人們的食物，近來還有狗飯店，專門為那些『天之驕犬』準備它們喜歡吃的東西。在美國雖然很少聽到餓死人的事，可是失業的問題卻很嚴重。
　孟子對梁惠王指出了魏國當時的不良政風，更加強了語氣說，這樣狗食人食的情形，你不做一番檢討；路上餓死了人，你也沒有開倉發糧去救濟。透過這兩句話，我們就知道，魏國的政治的確不好。所以孟子就針對梁惠王自誇移民輸糧的話，加強了語氣說，在這樣狗食人食，途有餓莩的情形下，你還自誇河東凶年移民河內，把河內糧食送到河東就是德政。對於死了的人，你還說是天災，是凶年造成的，並不是政治不好。這種說法，和用刀殺了人，而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刀殺的，又有什麼兩樣？
　最後，孟子說，你不必把這些造成人民痛苦的責任，推到天災荒年上去。如能自己檢討，承認在政治上還沒有真正為民謀福利，然後向王道的政治上去努力，那麼就可以使天下歸心，大家都會擁護你，欽仰你，到你魏國來的人民自然就多了。
　讀了這段記載，又使人想到五代的一些故事。在唐末以後，乃至於歷代變亂的時候，中原的知識分子和高階層人士，多向南方逃到廣東、福建一帶避亂。唐人詩所說的『避地衣冠盡向南』，就是這一階段的事。唐末有一個藩鎮王審知，在福建擁兵割據，他的後代曾自稱閩王。王審知倒很有大量，收羅了這些自北邊逃來的文人名士，都在福建落籍，名詩人韓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當時目睹唐末的現況，所作的詩中曾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見花』的句子，這是何等淒涼的景象（在古代，清明節前二日為寒食節，禁火三天，全國都不舉煙火，沒有炊煙）。走遍了上千的村落，像是在寒食節的日子，看不見人煙，而郊野的山花，依然開放，卻沒有人去欣賞，又是多麼落寞。光是這詩人筆下的風光，就夠使人酸鼻的了。
　在明代張式之撫閩的時候，亦有『除夕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的詩句，描寫戰亂的景象。
　至於五代詩人杜苟鶴的詩，就是把戰亂中的百姓苦難，刻畫得更詳盡而深刻了。在這裏介紹他十首時世吟中的兩首，就可見其一斑：
　夫因兵亂守蓬茆，麻芒裙衫鬢髮焦。桑拓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搖。其二云：
　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拓，為點鄉兵絕子孫。還似昇平催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落日西山哭倚門。
　用文藝的眼光看，這兩首七律，不但是詩中有畫，而且畫中有淚又有血，可不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時，所說『狗彘食人食，途有餓莩』的放大麼？這正如清末日據時期台灣詩人王松的詩說：『不合時宜知多少，生逢亂世做人難。』
　談到五代的詩，又令人想起五代時馮道的典故來。馮道這個人，後代批評他無恥。指責他自稱儒者，竟然『有奶便是娘』，前後做了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十個皇帝的官。
　但是深入地仔細研究馮道的詩文以及他為官時的作為，當可知道，在他心目中，五代時的那些君主，都是不值得去盡忠的。他之所以歷代為官，目的並不在於貪圖富貴，而是怕五代那些外族皇帝亂來，毀了中華文化。為了保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才不得已廁身於那亂世中的宦途，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題和後世的誤解而為官。
　這並不是故意捧他，而是有事跡可尋的。像後唐的明宗皇帝李嗣源，就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各方來的奏章他都不會看，要叫別人讀給他聽。這位老粗皇帝即位後的第二年，全國豐收，自然很高興，也不再粗裏粗氣，一副不像皇帝的樣子了，懂得斯斯文文，從從容容和馮道談起國內豐收、四方無事的樂事。
　這時馮道並沒有一味圓滑、錦上添花地順着明宗說話，他卻對明宗說：『我以前在先帝莊宗幕府做事的時候，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經過井陘縣。那裏的地形非常險惡，路況又不好，崎嶇不平的，我深恐摔下馬來跌死了，所以兩手緊緊地抓住緩繩轡口，兩腿用力夾住馬身，小心翼翼地走，才僥倖沒有出事。等走過了這段險路，到達平坦大道上的時候，心理上放鬆了，手腳也放鬆了。可不料在這平坦大道上，卻狼狽地摔下馬來，跌了一大跤。所以我想到，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從事天下國家大業的時候，大概更要時時留意。』
　他就這樣澆了明宗一頭冷水。這盆冷水當然不敢直潑，以免惹禍，於是拐了許多彎子，也可見他用心良苦。
　這位不識字的皇帝，倒蠻有器量的，聽了馮道的反調，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認為馮道的話很有道理，甚至有一點向馮道討好的意味，接着問馮道說：『今年雖然豐收了，老百姓的糧食夠吃了嗎？』這種態度和剛剛志得意滿的味道不同了，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
　可是馮道還是沒有阿諛奉承的話，他還是講實際的情形和正確的道理。所以他說：『農家在歉收的凶年，很可能會餓死。如果是豐收，則所謂穀賤傷農，穀米多了，賣不出高價，還是吃虧受損。所以無論是豐收或歉收，農民的生活都是很苦。我記得進士聶夷中曾經有這樣一首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這首詩雖然句子很白話，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可是委婉地寫盡了種田人家的實在情形，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農民是最辛勞也是最困苦的，這是身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
　明宗聽了他這些話，大為高興，立刻命令旁邊的人，把聶夷中的這首詩記錄下來，並且要常常朗誦給他聽。
　我們引述這些歷史故事以後，對於孟子這幾句精煉的話，才能夠有深刻的認識，而了解他在中國文化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就不會覺得孟子的話枯燥無味，平淡無奇了。
　同時，把歷史和經書綜合起來研究以後，我們更可以發現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的一大缺失，就是農田水利問題。直到現代，還沒有獲得徹底圓滿的解決。如馮道所說『豐凶兩病，惟農家為然。』的農村情形，自漢、唐、宋、元、明、清歷代中，除了各有一段極短時期例外，農村都是如此困苦，未獲解決。
　只有現在三十年來，積極改良土地，建設水庫水壩，再加配肥等等措施及農技，才免除了凶年歉收的現象。豐收中又實施了以高市價的標準價格，收購餘糧，避免了穀賤傷農的弊病。的確是中國歷史上的善舉；但農村經濟受到現代工商業發展的衝擊，新的問題又復不斷產生，因此有關當局仍須繼續努力。二郎神和都江堰
　而過去幾千年來，農田水利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尤其黃河的河患，往往造成千百裏地田園廬墓為廢墟。耕種的田地，住的房屋，乃至於祖宗的墳墓都保不住，這又和孟子所說的中國政治哲學的『養生喪死無憾』的原則違背了。造成這種弊害的，水利不興的原因尤重。
　我國自大禹治水以後，三代以下近兩三千年以來，時有水患，而以黃河長江兩大河流為烈。黃河的水利，根本就沒有治好過；長江的水利工程，有所成就的，也只有上游川西的一段地方，就是遠在秦始皇時代治好的都江堰。那是在四川青城山下，灌縣縣治旁邊的一個峽口，名為灌口，也就是杜甫詩中『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所謂的『玉壘』和『離堆』等名勝地區所在。此地築有一座水壩，在壩上有一座二郎廟，廟中所供的神像，並不是【封神榜】小說中的二郎神楊戳，而是秦昭王時，蜀中太守主持建築都江堰的李冰父子。

　說到李冰父子，現在讓我們看看清人錢茂所撰【歷代都江堰功小傳】中對他們的簡述：
　 秦 李冰
　李冰，戰國時人。知天文地理，隱居氓峨，與鬼谷友。時張若守蜀，與張儀築城不就，兼苦水患，乃薦冰代若。
　冰營郡治，致神龜，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壅江作堋，穿鄲檢兩江，別支流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收其利。又引溉田疇，以萬億計。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鐫石定水則，傀無失度。作大堰以扼蓄泄咽喉，稱都安堰。即今都江堰。蜀以此無飢謹，號天府焉。
　冰復導洛通山洛水，與鄲別江會新津大渡，穿廣都鹽井諸陂池，鑿南安溷崖，以殺沫水，世咸饗其利，都江堰乃其較著者也。
　其作堰，破竹為籠，以石累其中，或鎮以石牛石人，設象鼻魚鈎護岸。有石刻【深淘灘，低作堰】六大字，尤心傳之妙者，歷代尊其法，食其德，立飼致祭，元至順元年，封聖德英惠王。
　至國朝，封敷澤興濟通祐王，載在祀典。
　李二郎 王囗
　二郎為李冰仲子，喜弛獵，史軼其事，名字無考，世傳種種異跡，薦紳先生難言之。可征者，誰作五石犀，以壓水怪，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日犀牛裏，與其友七人靳蛟。又假飾美女，就婚囗囗，以入祠勸酒。或謂即冰為牛斗刺殺江神事傅會之，詳見【水經注】。
　然考亭朱子云：二郎與文昌，分踞蜀境，是二郎克迪前光，以得全蜀人心者，固有在也。元至順元年，封英烈昭惠靈顯仁枯王。
　國朝封承績廣惠顯王。
　王囗事軼，蜀典姓源韻譜，謂與李冰同時人。方氏通雅作王囗，謂與冰同穿二江，其他無聞焉，或亦冰之良佐也。
　原來灌口這個地方，河床有一個彎道，每年到了春末夏初的時候，這條江上游源頭的雪山上，整個冬天的大量積雪開始融化，雪水自廣闊的雪山山脈數以百計的峯頭，滾滾而下，匯集到灌口這個隘口時，更是波濤洶湧，聲若雷鳴。氣勢之雄，力量之大，和今天石門水庫放水時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不作適當的措施，那麼災害之大，當不止四川一省，可能遍及下游各地，與黃河的水患，互相比惡了。
　早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就想出了『深淘灘，低作堰』之六字真言，以拋流籠的辦法，建築這座都江堰，使這裏的洪水不致泛濫。
　所謂流籠，是用青竹，剖開以後，浸過桐油或石灰，增加它的纖維拉力，以及防水漬的腐蝕力。再將這種處理過的青竹，編織成長數丈，直徑一米多，有六角形空洞（俗稱胡椒眼）的竹籠，然後把大大小小圓形——近似鵝卵的石塊（俗稱鵝卵石），填到這竹籠內，就做成了流籠。
　把這種流籠，壩作江岸，作有規則的排列，而堆積成水壩。當洪水衝來的時候，遇到這種流籠，洶湧的水勢，就被阻擋，但又從籠與籠之間以及籠中鵝卵石之間的空隙通過，於是就收到了減緩水勢的適度效果。堰堤水壩便安全不致被沖毀，也無堤腳被淘空的危險。只是每年要檢查一下，發現了腐朽的流籠，就要更換新的。
　這座都江堰，就這樣從秦代到現在，使用了幾千年，堰堤不壞，功能不減。抗戰時期，曾有德、英、法、美等許多西方國家的現代水利學者、堤壩專家們，到都江堰共同參觀研究，認為常換流籠太麻煩，於是提出計劃，以他們的現代力學方法，改建水泥壩。不料還是不行。一下子就垮了，唯有恢復原狀，用幾千年前李冰父子的老辦法。這種流籠，我國現代的水利工程人員，目前還在沿用。但是這種流籠，如果用在黃河，就失去效用。因為黃河的流水混濁，帶有大量的泥沙，流過流籠時，泥沙沉澱停滯在石縫間，很快就被淤塞起來，就失去減緩水勢的功用，而終被流水衝垮。
　這歷史上唯一成功的河渠水利工程，也反映出我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在經濟建設方面，工商發展方面暫且不說，我們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對於農田水利的問題，則始終沒有解決。
　引申到這裏，我們透過孟子這簡煉的幾句話，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悲劇性的一面，存在着許許多多的問題，而一直未做到孟子所說的『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的程度。同時我們也了解，這『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就是孫中山先生所提出來的民生問題。而現在世界各國，各種政治思想哲學，都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主。民生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乃至共產主義也好，不管他們提的什麼主張，何項辦法，總不外乎解決民生問題。究竟要做到什麼程度，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目標。當然，現在的民生主義，也就是上繼孔孟所提出來的中國文化大同世界的理想。但看今日的實際情形，大同理想的實現，還有待我們各方面更多的努力。
　殺人和吃人的譬喻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草。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車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這段文章的記載上，顯示出來，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響，每談一次話，態度就好轉一次。這次的談話，比以前幾次更好得多了。他一開口就說：『我願意虛心地專誠向你請教，聽取你孟先生的意見。』所以他也沒有提出什麼問題來發問，只是希望孟子給他一些意見，今後治國該怎麼辦。這種態度，看來的確是虛心而誠懇的，存心要向孟子請教。
　孟子見他那樣誠懇，所以答覆梁惠王的話，也是誠懇地講實在話，一點沒有虛偽客套。他以問為答地說：『一個人用棍子去打死人和用刀子去殺死人，有什麼分別麼？』孟子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所以梁惠王可以不加考慮地立即答覆孟子：『當然沒有什麼分別啊！』雖然用的兇器不同，但殺人的居心，和殺死人的結果都是一樣，這有什麼不同呢？
　在這裏，我們又看到孟子談話的高明了。真是剝繭抽絲，逐步層層深入。等到梁惠王肯定了他的這個問題以後，冷不防，話鋒一轉，逼進一步問道：『好了，你既然說用棍或用刀，都是一樣殺人。那麼我再請教你，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殺人，是不是就有所分別了呢？』
　孟老夫子這一逼，可把一個梁惠王逼得轉不過彎來了，也許當時被問得愣了一下，梁惠王心裏總不肯承認在施行不良的暴虐之政的。但是因為自己身為施政的一國之王，只好眨眨眼，搖搖頭說：『當然也沒有什麼兩樣啊！』
　好了，兩個問題一轉折，把梁惠王扣住以後，正文來了。孟子於是說：『那麼，現在的君主們，廚房裏存放着許多肥美的肉類，馬廄裏養育壯碩的馬匹。可是老百姓卻吃不飽，一個個面黃肌瘦的；在城外郊野，還有人餓死在路旁。這種情形對照一下，可不等於是縱容驅使禽獸去吃人嗎？』
　今天在富庶社會中過安定日子的人，或者體會不到這種景象的悲慘，而認為冰櫃裏多存一些肉，養上幾匹馬，又算得了什麼？殊不知，在古代沒有冰箱，也沒有冰櫃，而內府中的人多得很，儲存的肉類不能不多，但是存久了會變質發臭，就只好扔掉。這就是所謂的『朱門酒肉臭』。至於養馬，現在大家都坐汽車了，不知道養馬的耗費。以前養一匹壯馬，比十個人的生活費還多。要給它好的豆料、雞蛋，還要喝酒，有時候是上好的名酒。那種跑馬場的賽馬，還要餵整枝的人參。戰馬當然也要吃得很好，『馬無夜草不肥』，夜晚要派人去遛馬，還要給馬洗澡，真是一筆大耗費。現在有些人不買汽車，因為汽車每個月的油料和保養費太高了，但比起養馬來，泡車的耗費又小得多。何況當時的諸侯，並不是光養一匹馬，而是養許多馬。大夫幹部們也養許多馬。還有成千上萬的戰馬呢！了解了這些情形，計算一下所需的費用，那麼就知道孟子所說的『率獸食人』一點也不假了。
　孟子這幾句話，反映了春秋戰國當時政治和社會狀況的大概，同時巧妙地指責了梁惠王與他下面的這些大臣和幹部。另段『率獸食人』，也等於說你梁惠王的這些大臣們，和猛獸差不多，你如今就好比帶了一批野獸，在那裏吞食老百姓的骨肉啊！所以他又勸梁惠王說：我們看到禽獸互相殘殺，弱肉強食的時候，都會非常厭惡，憎恨他們，巴不得殺掉他們。而我們民族文化，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你是一國的君主，也等於是全國老百姓的父母，應該像對自己兒女一樣，去愛護照顧老百姓。可是，你現在實施的政治，還免不了好像帶了一群猛獸去吃人似的暴虐，那麼老百姓又怎麼不感到厭惡，你又怎麼算得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孟子始終是遵奉孔子的學說的，最後他還是引用孔子的話來作結論。
　在這裏，先要提出一個題外話來研究一下。原文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話時，是用『仲尼曰』三個字，為什麼不用『孔丘曰』或『丘曰』呢？我們知道，孔丘是孔子的姓名，仲尼是孔子的字。依古禮對長輩，是可以稱字或號的，甚至於對同輩的人，也只稱字號而不稱名的，絕對不能連名帶姓一起叫。孔子是春秋時人，孟子是戰國時人。時間上，孟子已經是晚輩了。而孟子是子思門人的學生，子思又是孔子的孫子，所以孟子比孔子當然是再晚又晚輩了，所以他應該尊稱孔子的字號。即如在【禮記】中子思稱孔子，也稱仲尼，這是中國的古禮。但是到了後來，漸漸變成對長輩不能稱字號了。尤其是對自己的父親或祖父，直接稱號，反倒要讓人覺得大逆不道了。
　孟子在這次談話中，把孔子的話舉出來，他說：『孔子曾經說，第一個製作陶泥人用來陪葬的人，不會有後代吧！』因為他雖然沒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葬陶泥人和活的人一樣，在心理上，還是存了以活人陪葬的想像——正如許多標榜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館裏，大吃素雞素鴨。誠然，所吃到的仍舊是豆腐、豆皮、豆乾、麵粉之類，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雞吃鴨的念頭，就和吃葷沒有兩樣。既然這種用代替品假設，而存有一點活人陪葬的心理念頭都是不可以、不應該的，又怎麼可以活生生地使老百姓們餓死呢？
　實際上孟子是指責梁惠王上樑不正下樑歪。領頭在那裏率獸食人的，就是他梁惠王。只是不便直接指責，才引用孔子這個『始作涌者』來隱喻，指責梁惠王領導無方，自己王府裏那麼奢侈，領導大臣們也競相浪費，而老百姓們則無飯可吃，竟然餓死。

　梁惠王念苦經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裏；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裏，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憚、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被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他們這一次的談話，司馬遷在【史記】中【魏世家】梁惠王的一段，曾經稍稍提到過一點，語意一樣，文字不同。在這裏，梁惠王提起晉國。大家應該記得，原韓、魏、趙三國的祖先，歷代都是臣事晉國的，後來他們分了晉國的土地，而自己獨立稱王。現在他又自稱是承接了晉國的傳統，晉國就等於是他們的祖國。因此梁惠王對孟子從他的祖國談起。
　他說：『我的宗主國在晉文公的時候，曾經稱霸諸侯，歷史上的強盛情形，你老夫子是知道的。但是到了我這一代，說來真慚愧，倒霉得很，在西方割地七百裏，求和於強秦，在南方又常受楚國欺凌侮辱，一直受他威脅。像這樣的國恥，我實在忍受不了。我願意為這些為國犧牲的先烈們雪恥。請問你，我應該怎麼做才好？』梁惠王提到他祖先的光榮歷史。其實從春秋大義來說，魏是叛晉的，談不上光榮。不過當時在中原一帶，三晉的確是相當強盛的。這些且不去管它，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知道，這次梁惠王對孟子所提出來的，正是他那個時候的中心問題。魏國當時為政的重心所在，就是為了雪恥圖強。梁惠王先後對鄒衍、淳于髡這些謀士的恭敬禮請，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當時的各國，走富國強兵的路線，大多也都是為了雪恥圖強。這是戰國時代，國際間一種共同的情況——相當於個人的冤冤相報。在循環報復的思想下，綿延了幾百年的國際戰亂，這是值得注意的。

　 仁政之道
　對於梁惠王的宏圖，孟子告訴他，只要有百裏的小小領土，如果做得好的話，也一樣可以成為國際上的領導國家，可以達到以王道統治天下的目的。他繼續告訴梁惠王治國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統治別人的霸道思想。所以，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實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樣施仁政？孟子對梁惠王列舉了幾點施仁政的作法。當然，這只是仁政的作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舉仁政的要點，第一是省刑罰。刑與罰是法治上的兩種精神，有所不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重點。孟子這裏告訴梁惠王，對於刑罰的施為，應該以省略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並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國的治術之一，不過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簡明，不可繁重嚴苛。王道是要以仁義為本的。
　後世儒者有的只講仁義，主張不要刑罰，有的法家主張治國不能用仁義，都是失之於偏。所以唐代的學者趙蕤，在他所著的【長短經·政體】篇中，對於嚴刑罰，曾引孔子的話，作了這樣的評議：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袁子曰：夫仁義禮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何剛？夫禮教之法，先之以仁義，示之以禮讓，使之遷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韓見其如此，因日治國不待仁義為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則人怨，怨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人慢，慢則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道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故仲長子曰：或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於沛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為用者，怨毒結於天下也。桓范曰：桀紂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眾多，卒用傾危者，此不用仁義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義者法之斷也。是知仁義者乃刑之本。故孫子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之謂二。』
　趙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話，對於王道政治中，刑罰與仁義道德的關係，相輔相成的功能，體用本末的作用，實在可以視為孟子這裏『省刑罰』三個字的闡揚。也是王道精神並不排斥刑罰，以仁義為本，以刑罰為用，而輔仁義教化之不足的最好說明。由此我們也可以了解孟子動輒稱仁義。但是對梁惠王說仁政，只說『省』刑罰，而不說『去』刑罰的原因。所謂『治國不須刑罰』，那只是秦漢以後腐儒們的遷闊之見。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個措施，是『薄稅斂』，減輕國家的經常稅賦，減輕公府的公費、規費和臨時的稽徵。像秦始皇造阿房宮、宋徽宗之造艮岳，徵用民財，就是斂，徵用民力，就奪時。老百姓這一些額外的負擔和經常的稅賦，都要減輕，否則的話，征斂太多太重，則等於殺雞取卵。弄到民窮財盡，路有餓莩，則無從征斂。能夠薄稅斂，則藏富於民，國家自然富足，國庫自然充裕。現代的名詞，所謂『培養稅源』，也就是薄稅斂的道理。
　仁政的第三個重要措施，孟子提出『深耕易耨』四個字。這是農業技術上的兩件事。『深耕』就是將泥土耕得更深一些。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養分，成長得更好。『易耨』，耨就是江南一帶所謂的耘田，又叫作芟草。秧苗插下去以後，過一段時間——大多在穀雨之後，要把秧苗四周長的雜草除去，以免消耗浪費了土地中的養分，使秧苗長得更好。在台灣，我們常在季春時節，看到農民跪在水田裏，兩手在地上劃圈圈一樣，把秧苗四周的雜草壓到土裏，不但卻除了雜草之害，這些雜草又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這就是耨。而所謂『易耨』，應該包涵了輪作的意思。同一塊土地每年種同樣的莊稼，會長得不好；如果輪換一下，今年種稻，明年種菜，那麼兩種植物都會長得比較好，這是古人早有的常識。農業方面是有許多技術的，這裏因為古代文學的精簡，只用四個字來代表農技。所謂『不奪農時』，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時空、勤於耕種，改良農業技術來增加生產。
　綜合以上三點，王道政治的重點，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財政，第三是經建。孟子說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罰，財政上做到了薄稅斂，農業建設上做到了增加生產，便可使社會安定、豐衣足食，然後進一步再提高教育水準。
　在少年人、青年人空閒的時候——正如【論語】中孔子說的『使民以時』——在最適當的時間，也就是前面所說『不奪時』，不在農忙時耽誤耕作的空閒時間，教化少壯青年，具有孝、悌、忠、信的修養與行為。在個人的品德上，對父母尊長，能夠善盡孝道；對兄弟姊妹，同輩朋友，能發揮友愛的精神；對人對事，能殫智竭慮，做得最適當，能夠言而有信，不虛偽詐欺。人人如能如此知恥，自立自強，在家的時候，這樣孝友父兄，到了社會上，能以這種品德待人處世，那麼就形成了孝、涕、忠、信的大家庭。各個家庭如此，便成了孝、涕、忠、信的社會。擴而充之，就是孝、悌、忠、信的國家。
　到了這個時候，不必拿兵器去作戰殺人，在文化戰、政治戰上，就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如果必要打仗時，你縱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去撻伐秦國、楚國這些具備堅甲利兵的國家，他們也會勇敢地湧上前去。
　孟子告訴了梁惠王施仁政的作法之後，又返過來，從另一面分析當時鄰國敵國的國情，告訴梁惠王說：『現在他們這些國家，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亂用民力。不問農忙不農忙，說打仗就隨時徵調老百姓去打仗，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產，無法過農業社會的安定生活，弄得人人家園破產，上不能奉養他們的父母，致使他們的父母也凍死餓死。強迫出征，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離散。像這樣，等於把自己的百姓扔到水裏淹死，推進深坑泥淖活活埋了。』
　這種征役之苦，後世在唐代杜甫的【兵車行】和【石壕吏】等詩中，有詳細的刻畫，這是大家都能熟誦的。在明末，一名進士楊士聰的凶年四吟中，也有深刻的寫照，其中兩首寫道：
　名將重威信，過師從枕席；平日少撫練，臨戎增嘆噴；賊焰既已熾，調發雜主客；強者太猙獰，弱者不任革；緣村掠民蓄，孰操自完策；貧民無立錐，更復遭奇厄；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
　殺運珍生人，輕細如蠓蠛；兵荒已半死，豈堪罹病孽；春來漸多疫，什九劇綿囗；蠢凶既草萎，良謹或蘭折；道路續新鬼，親屬累死別；貧民無棺斂，委棄空痛結，橫屍陳道衢，端為鳥鳶設。
　這兩首詩的文藝境界如何，且不去討論，但說得是相當沉痛的，例如：『談笑借汝頭，聊以充斬馘。』是說借用老百姓的腦袋，造成自己的功績，等於滿清時代所說的，大人的頂子，是血染紅了的（隱喻清朝大官們的紅纓帽）。其餘如『橫屍陳道衢，端為鳥鳶設。』這就是窮兵黷武的結果，一副悲慘世界的畫面。如今百餘年來，我中華民族即經常在此浩劫的籠罩下，國家多難，人民不幸，實令人不勝慨嘆！
　還有前面引用過的一位五代朱梁時詩人杜苟鶴，也有兩首詩感慨這種『陷溺其民』的暴政所造成的社會狀況。他在贈朋友張秋浦的詩中寫道：
　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把『奪其民時』的情形，寫得入木三分。
　又在一首題為【旅泊遇郡中亂】的詩中寫着：
　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折為修寨木，荒墳掘作囗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孟子早已說過，你這些拼命擴張武力的鄰國，把社會弄成這個樣子，陷溺其民。如果你實施了仁政，法治上了軌道，財政經濟充裕，國民教育水準提高了，人人自立自強，然後再去征伐鄰國，自然就天下無敵了。所謂『仁者無敵』，不要對仁義治國的最高原則懷疑，不要猶豫，走向仁義的大道吧！
　『仁政』——這個孟子的主張，在現代也還得細細地看的，如果能夠施行『仁政』，使人人明白國恥，心情也沒達到國強民富，則自然是『仁者無敵』，最後必能致勝的。
　孟子和梁惠王，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到這裏告一段落。從他們兩人數次的談話中，可以知道，孟子是始終奉行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學說思想，推行仁義，講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的日子過得好。對於當時那些策士，所謂縱橫家、謀略家等遊說之士，如蘇秦者流，為求取功名富貴，討好君主們擴充權力的心理而不顧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張，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知而不為，不願那樣去做。

　人品與器識的評鑑
　可是孟子運氣相當不好。正當他和梁惠王慢慢談得來，已經可以勸梁惠王不必懷疑他的『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的道理，不要猶豫去施仁政的時候，不幸得很，梁惠王死了，新王——梁襄王即位，這時孟子即將離開魏國，因為新王上台，一切情形也就不同了。下面就是孟子和這位新王見面後的情形：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美。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熟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
　這一段文章，寫得真好，不要說在古文中，很少有這樣生動、幽默的作品，就是在現代用白話文來寫，也很難寫得如此活龍活現，而又恰到好處。在字裏行間，體會一下，蠻好玩的。
　魏國的新王——襄王即位了，第一次召見孟子，孟子去了，可是兩人見面談話的情形和內容，沒有作客觀的直接記述，只說孟子見了襄王以後，出來了。然後由當事人之一的孟子對別人說：這位新王，一眼看上去，給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像個皇帝。『望之不似人君』這句話，成了名言，成了大家的口頭話。幾千年來，直到今天，大家常會借用這句話去批評別人，每個人都可以體會一下，當借用這一句話去批評別人時，自己的心理、情緒上，是什麼狀況，那一種心理狀態也是頗為複雜、微妙而難以形容的。
　孟子又補充一句說：等到接近他時，再仔細地看看，他一點謙虛之德都沒有，一點恐懼戒慎的心情也沒有。我們知道一個越是有德的人，當他的地位越高，臨事時就越是恐懼，越加小心謹慎。尤其當時的魏國，在戰略地理上，處於四戰之地，強鄰環伺，而又已經打了幾次大敗仗，正是國勢不振的時候，他應該知道，這個國君是不好當的。別說是這樣一個國際現勢，就是天下太平，身居如此高位，也該誠惶誠恐才對，可是梁襄王一副公子哥兒的作風，滿不在乎的樣子。所以孟子說他『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不但一國君主應該戒慎恐懼，就是一個平民，平日處世也應該如此，否則的話，稍稍有一點收穫，就志得意滿。賺了一千元，高興得一夜睡不着，這就叫做『器小易盈』，有如一個小酒杯，加一點水就滿溢出來了，像這樣的人，是沒有什麼大作為的。
　這兩句話，是孟子敘述他觀察梁襄王以後所得的印象，好像是替梁襄王看相。當然，這個看相不是看眼睛如何？鼻子如何？運氣又怎樣？這是一般江湖術士的看相術。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於『識人』的學問，有好幾部書。漢末有劉劭的【人物誌】。最近的有清代曾國藩的【冰鑒】。【人物誌】，可視之為看相的書，也就是識人之學。所謂『形名』之書，也可看作是現代研究人事管理，不可不讀的書。裏面是討論人的器宇、器度、神態等問題。其實說到看相，中國很早遠在戰國時代就有。在漢代有一個著名的相人者名叫許負，名聲普聞朝野，看相看得很準。當然，也有一些是獻媚的小人，對人說些好聽的話，一味地阿諛奉承，這是另外一回事。但從一個人外在的言默舉止，而看他的內在品德修養，也是一件很難的事。以現代的名辭來說，就是品質問題。現代的工業產品，要加強品質管制，就是每一種產品，有它一定程度的規格，這種規格，就是起碼的品質。產品有一定品質，出廠前要用科學方法，精密儀器鑑定，超過標準規定的是優良品質，不及的就是不良品質，必須淘汰。人也有各人的品質。人之所以成功，自有他器度，有優良的品質。而看人的器度好壞，也如同鑑定東西品質好壞，從外形上即可看出一樣，從人的言默舉止之間，即可看出此人之氣質如何。如所謂『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等對帝王人物的評語，就是對器度的描寫。如形容漢高祖的隆準、龍顏等等，表面像龍的那個樣子，鼻子高高的，下面大大的像一顆獨蒜頭，嘴巴闊到耳根邊，睜大了兩個眼睛，好看不好看呢？不去管他。也有人說明太祖朱元璋的相很像豬，指現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那張朱元璋畫像是假的，而在廬山天池寺的一張才是真的。我看過廬山天池寺那一張被指為真的明太祖畫像，真的就像一個豬頭，所謂五嶽朝天，嘴唇特厚。在我看來，廬山那張是假的，故宮那張是真的才對，否則一個皇帝長成那個豬頭樣子，實在難看！事實上也不可能。這是講歷史故事的閒話。
　另外在歷史上有兩件關於人的器度的故事。也足以證明人的器度，的確是他的內涵修養氣質的表現。晉朝著名的奸雄，也是歷史上一位半成功的人物——桓溫，他代蜀打到了川東，在白帝城看到了幾堆砌起的石頭，據說是諸葛亮當年作戰時，依奇門遁甲，克敵制勝而擺下的八陣圖。這時桓溫自認為了不起，覺得諸葛亮也不過如此。因而表現出一副很自豪的態度，便向身邊一名在年輕時候、曾經跟隨過諸葛亮的老兵說：『你是跟過諸葛丞相的，今日你看看我和諸葛公比較起來怎樣？』這位老兵最初連聲說：『差不多！差不多！威風差不多，可是……』頓了一下，他又嘆了一口氣說：『我跟過諸葛丞相許多年，可是諸葛丞相死後，這幾十年來，又看了這許多人，可就沒有一個比得上諸葛丞相。』桓溫聽了這位老兵的結論，臉都發白了。
　桓溫平日就很自我欣賞他的雄姿、風度、氣質，認為和晉宣帝、劉琨他們的氣質不相上下。他征伐了秦國回來的時候，收買了一個年紀大的女僕人，查問之下，這個女僕人，以前就是劉琨的女僕，自然是熟識劉琨的。這個老女僕一見到桓溫的時候，就禁不住流下眼淚飲泣起來，同時對桓溫說，『您很像劉司馬』。桓溫聽了她這句話，正中下懷，高興得不得了，可是還不自滿足，再把帽子戴戴好，衣服拉拉平，弄得更端端正正，又問這個女僕，『你再仔細看我，到底像劉司馬——像到什麼程度？』這個女人一面仔細看他，一面說：『您的面貌很像，就是麵皮薄了一點，不像他那麼福泰；眼睛也很像，可惜小了一點，再大一點就好；嗯，鬍鬚的樣子很像很像，可惜您是紅鬍子，不像他的烏亮；整個身材也差不多，奈何您不及他高；聲音也像，但是您的聲音有點娘娘腔。』這個老僕婦，奉命評頭品腳，談了老半天，說得什麼都像，可是什麼都差一點，都不像。把一個桓溫氣得摘下帽子，脫了袍子，乾脆跑去蒙頭大睡，好幾天都不快活。此外，例如許劭看曹操，便說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問裴潛說：『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裴潛說：『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二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這些有關歷史人物的評鑑，都是絕頂聰明的人旁觀者清的智慧之語，當然不是全仗看鼻子、眼睛等五官相法而論人物的。
　 也是一相法
　大人物的情形如此，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氣質。有這樣一則笑話：清朝末年，國庫空虛，於是鬻官賣爵，設立捐班，定下價格，捐多少錢，便可做多大的官，以資斂取。當時有一個發了橫財的船夫，捐了一大筆錢，得了一個七品頂戴，也在禮部學了禮，大概用苦功學了一段時間，在場面上也能擺出一副官架子來了。可是有一次，和一些同一階層的官員們在一起吃飯，這位捐班出身的大人，在拿起筷子來夾菜之間，仍不改他在船上吃飯時的習慣，右手拿的筷子往左掌心一戳，把兩根筷子，弄得齊平。他的這個小動作，被同席的人看見了，一一猜就知道他是捐班出身，而且以前可能以是作船夫的。這還是小事。飯後大家坐下來喝茶聊天，其中有一位進士出身的清廉縣知事，穿的一雙靴子破了，但他仍毫無愧色地伸在前面擺開了八字腳。這位捐班的船夫看見了，於是說，某大人！你的靴子破了。這位縣知事聽了不但沒有難為情，反而舉起腳來說：『我這靴子的面子雖然破了，可是底子好得很。』這是一句雙關語，意思是說：我這縣官的底子，是憑學問考來的，不像你老哥這個官兒是用鈔票買來的，所以羞紅了臉垂下頭去的，反而是這位笑別人破靴子的船夫。這就是氣質的不同了。
　可是看人的氣度，有時也是不簡單的。像這位船夫大人在手心裏齊筷子，是很明顯的所謂職業的習慣性動作，但也有時一些似是而非的外表，那可就要別具慧眼來辨別了。像【呂氏春秋】說的：
　相玉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於將。賢主患辨者似通人，亡國之君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識人如辨物，那一種似是而非的贗品，最會把人難倒，玉和石，是很容易分辨得出來的。但是遇到一塊很像玉的石頭，那麼珠寶店的專家，也感到頭痛了。至於評斷寶劍也是一樣，普通的生鐵所鑄，鋒刃不利的，一望而知。但是樣子很像什麼干將、莫邪的古代名劍，也會令古董商人頭痛。物因如此，對人的認識就更難。因為人是活着的，是動的，會自我巧飾，所以一個很賢能的君主，也怕遇到那種耍嘴皮子能說善道的辯士，弄得不好就誤認他是有真才實學的通人，予以重用而終於誤國。歷史上更有許多亡國之君，看來非常聰明；一些亡國之臣，看來非常忠心的。例如大家最崇拜的諸葛亮，也把馬謖看走了眼，而自嘆不如劉備的知人。
　鑑識人，見其器度困難，即使是從言默舉止有了認識，也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個性。在苟說的【申鑒】中，有一段討論到氣度的反面個性說：
　『人之性，有山峙淵停者，患在不通。』一個穩如山嶽，太持重的人，做起事來，往往不能通達權宜。『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處世太嚴謹剛烈，除惡務盡的人，往往會因小的漏失而毀了人才。『廣大闊盪者，患在無檢。』過分寬大的人，遇事又往往不知檢點，流於怠情簡慢，馬馬虎虎。『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對人客客氣氣，內心又特別小心謹慎的人，在緊急狀況下，重要關鍵處，則沒有當機立斷的魄力。『端愨清潔者，患在狹隘。』做人方方正正，絲毫不苟取的人，又有拘拘縮縮，施展不開的缺點。『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那種有口才的人，則常犯話多的毛病，言多必失，多言是要不得的。『安舒沉重者，患在後世。』安於現實的人，一定不會亂來，但他往往是跟不上時代的落伍者。『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尊重傳統，守禮守常的，又往往會食古而不化，死守着古老的教條，於是就難有進步。『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現代語所謂有衝勁，有幹勁的人，在相反的一面，又容易造成危險的禍害。
　所以認識了一個人的氣度，同時還要看他這一種氣度在反面有什麼缺陷，那麼『事上』也好，『用下』也好，才能達到知人善任的目的。
　孟子一見到梁襄王，就說他『望之不似人君』。這是孟子的善於識人。歷史上的確有許多不像皇帝的職業皇帝，尤其是生下來就是太子的人，常有不像樣的。野史的資料，記載朱元璋統一全國以後，有一次拿起元朝後代皇帝的畫像來看，他說：『左看右看，只像是個牛醫，哪裏像個君臨天下的帝王相。』牛醫就是獸醫的意思。清代最後一個皇帝宣統，有許多人是見過的，他的照片，大家差不多都看過，雖然清秀，但卻帶着點『我見猶憐』的味道，的確也是『望之不似人君』的一種典型。
　從『望之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這兩句話，就知道孟子的心目中，已經認為這位魏國新王是扶植不起來的，這時也已經註定了孟子將要離開魏國的命運。

　 天下定於一
　孟子告訴別人——也可能是告訴他的學生，這位魏國新王，還有更妙的事。梁襄王見到孟子，既沒有寒暄，也沒有禮貌，招呼也不打一個，連『叟』都不史一下了。忽然間毫不客氣地、冒冒失失、沒頭沒腦地捅出一個不着邊際的問題來：『怎麼定天下？』於是孟子只好答覆他：『定於一。』
　這一個『一』是什麼？一個人？一件事？一個原則？一個戰略？或一個國家？到底是『一』個什麼？好比佛家參禪的話頭，看不出一個確定的意義，你愛怎麼想就怎麼去想吧。！
　可是這位『不見所畏』的公子哥兒想的是一個人，而且這個人就是我襄王自己。所以馬上接口問孟子：『哪一個人可以定天下？』這時孟子就他的話告訴他：『只有那個不喜歡殺人的人，才能夠定天下。』這時候襄王才明白，孟子所說定天下的人，並不是他梁襄王，而是不喜歡殺人的人。
　不殺人的人就能定天下。如果在現代這個時代，我們依文釋義，這句話似乎就不通，沒有道理。你我不要說不喜歡殺人，即使殺一隻雞也害怕，難道就可以定天下？果真如此，則人人可以定天下了。當然，我們不能作這樣的解釋。孟子這句話，是指當時那個時代的君主而言。在戰國時代的人主——民眾的家長，是可以隨自己的喜惡，任意殺人，有絕對的殺人權利，沒有權能分別的法令，沒有絕對合理的規章，人主不必守法，可以生人，也可以殺人。所以孟子這句話，是對當時有殺人特權的人主們而言。
　梁襄王說：假如一個人主不殺人，那有誰和他在一起肯來幫忙他呢？大概戰國時代，各國君主，都以殺人為務，以殺人來立威，使人畏懼，因為怕被殺而跟着走。自幼在這種人主可以隨意殺人的觀念下長大的梁襄王，聽孟子說不殺人可以定天下，感到意外，所以才問出『孰能與之』這句話來。
　孟子聽到這個無知的問題，還是開導他，告訴他：『假如今天有一個愛護百姓，不隨意殺人的人主，則天下的人都會和他在一起。』孟子還怕他聽不懂這個道理，於是又改用比喻的方式開導他說：『您對于田地裏禾苗生長的情形，是一定知道的。每年到了七、八月的時候，如果久不下雨，田地乾旱，稻子沒有水分滋養，眼看就要枯萎了。正當這個時候，炎陽高照的萬裏晴空中，突然湧來瀰漫着水汽的雲層，接着充沛的雨水如注地降下來，很快地，那田地裏本來已經垂頭彎腰，快要枯萎的稻子，就又有了生氣，欣欣向榮地伸直了禾杆，生氣勃勃地復活成長起來。像這股充沛的滋潤力，是自然的法則，又有誰阻擋得了呢？』
　可慨嘆的，孟子這個枯苗的比喻，恰好就是亂世敗政——如戰國時代人生境況的寫照。
　在古代歷史上，碰到亂世的時代，人命真如枯苗草營，有野心的諸侯們，大都是走『殘民以逞』——滿足私慾的路線。讀了【孟子】這一節書，由亂離人命如草管枯苗，使人聯想到明代沈明臣的詩句——『殺人如草不聞聲』這沉痛的描述。
　接着孟子又說：『今天那些統領人的人主們，各國的國君們，沒有一個不是好大喜功，殺人如麻而無動於衷。倘使其中有一位大仁大義的國君，能夠施行仁政，體恤百姓，不隨意殺伐征戰的話，那麼天下的老百姓，一個個都會伸長了脖子仰望着，期待着這位君主的領導。如果真的有一天，出現了這樣的君主，發生了這樣的情形，那麼百姓們就會像往下沖的巨流般地歸向他。這股自然的趨勢，哪裏是人力所能阻擋得了的呢？那麼這個不好殺人的君主，當然就可以統一天下了。』
　這一節，等於孟子的日記，是他自身的歷史筆記。當他快要離開魏國之前，非常倒霉不得意，梁惠王雖然談不攏，結果還是談得差不多，至少是可以談，現在這位新王根本『望之不似人君』，談也不必談了，只有捲起鋪蓋走路了。
　在這一節記載裏，雖然梁襄王的問話不好，而且問得沒有禮貌，沒有意義。可孟子答覆他的話，都是至理名言，是真正的道理。凡是想要作為一國之主的，就要具備這樣的胸懷和器度。相反地，也解釋了孟子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理由。梁襄王沒有這種抱負，那麼就不能令人見了產生肅然起敬的心理，他的器度、胸襟，都沒有那種令人願意臣服為他輔助的氣勢。

　孟子與蘇秦的對照
　孟子自從那次見了梁襄王，出來對人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以後，就離開了魏國。這應該是梁惠王剛剛去世，襄王即位那一年的事情。梁襄王二年，蘇秦大約就在孟子之後，又到了魏國，並且以合縱之說，說動了梁襄王，參加了蘇秦所主張的六國合縱以抗秦的計劃。當然，精確的考據很難說。
　這次蘇秦訪問魏國，和梁襄王談話的經過，【史記】和【戰國策】都有記述，內容差不多，但是【戰國策】的記載比較詳細而精彩。現在引用到這裏，我們可以對照起來，作一些研究。
　蘇子為趙合縱說魏
　　　　　　 ——【戰國策】原文
　蘇子（即蘇秦）為趙合縱，說魏王（惠王嗣。時襄王二年）曰：大王之囗（古地字），南有鴻溝（即狼盪渠，在河南榮陽東，南至陳入穎，宋以前汁河是其道，今謂之賈魯河；自榮陽經河陰開封等縣，南至商水縣，合於汝水）、陳、汝（汝水出今河南嵩縣南山，東北過伊陽、臨汝，又東南經郊縣、寶豐、襄城、郾城，又東南為渦河，舊時自郾城南至西平、上蔡、元季水溢為害，於渦河截其流，約水東注，而西平上蔡之水，仍名為汝水。稗地不至陳，蓋夸之。）南有許、鄢（即鄢陵）、昆陽、邵陵（即召陵）、舞陽（今縣，為汝陽道，故城在縣南）、新妻阝（故城在今安徽阜陽縣東南）。東有淮（魏地不至淮，蓋夸言之。）潁（源出河南登豐縣。東南流，經開封、許昌等縣，合大沙河，又東南入安徽阜陽，合小沙河，至壽縣入淮）、沂、黃、(上者下火)棗（故城在今山東菏澤縣西）、海鹽、無囗（【史記】——無海鹽字，囗作胥，索隱——地闕），西有長城之界（自鄭濱洛以北，至固陽。秦魏之界也。今陝西華縣西鹿阝西南有故長城，即六國時遺址），北有河外（【史記】索隱——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地。案今河南郊縣有曲沃故城，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平周，邑名，在今山西介休縣。）、卷（魏邑，在今河南原武縣。）、衍（故衍城，在今河南鄭縣北。）、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囗方千裏，囗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
　然橫人（主張連橫的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言為秦築宮，備其巡狩而舍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謂冠帶制度，皆受秦之法。），飼春秋（謂春秋貢秦，以助秦祭祀。），臣竊為大王愧之。
　臣問越王勾踐（允常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幹道（即於隧，吳王夫差自刎處，今江蘇吳縣西北萬安山，一句秦餘杭山，一名陽山，又名四飛山，山之別阜日隧山，即其地也。吳王代齊後，與晉會於黃池，於是越王襲吳。時敬王三十八年。至元王三年，越滅吳。）。武王卒三千人，革車（兵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即今牧野，在今河南淇縣南。）。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
　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史記】作武士，武卒也。【漢書·刑法志】——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裏，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二十餘萬，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眾）二十萬，奮擊（軍士之能奪擊者）十萬，廝徒（炊烹供奉雜役）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邪僻之臣）之說，而俗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獻也）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
　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囗，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扶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
　【周書】曰：綿綿不絕，緩慢（【史記】作蔓蔓，謂蔓延也）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縱）親，專心併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語）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任大王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闡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秦以合縱發起國——趙國的名義來到魏國遊說，實際上是為他自己爭取功名富貴。他可不管梁襄王像不像人君，一開頭，就從魏國的地理形勢說起，細說魏國的戰略地勢，還帶上幾分誇張，把魏四周的疆界，說得很熱鬧，並說到魏國人民有如何的多，大吹其牛，給魏襄王戴高帽子。這也就是孟子與蘇秦所以不同之處。所謂謀士、說客、縱橫之士，都是給別人戴高帽子的，竟然說魏國不下於楚，其實當時南方的楚國，在領土的幅員，地理的環境等各方面，都比魏國強大得多。
　接下來，把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下面的大臣，都罵了。他說他們『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這幾句話很嚴重，等於說梁惠王這些幹部都不盡忠。蘇秦的這一着非常厲害，他這一罵，把梁襄王下面那些想發表意見的人，一下子就堵住嘴了。
　可是對於梁襄王，他還是一頂又一頂的高帽子繼續送上去。『天下之強國也』、『天下之賢主也』，大拍馬屁。反正天下事，干錯萬錯，馬屁不錯。和現代的推銷員一樣，千方百計也要把顧客說服。而說服之道，戴高帽最安全，也最有效。馬屁拍完，在對方聽得渾渾淘淘的時候，另一手來了，他立即一個耳光上去，說梁襄王有這麼大一個強國，竟然想奴顏卑膝地向人低頭，這豈不是太可恥了！
　 蘇秦的權謀
　這時，蘇秦又舉過去歷史上吳越之戰的故事，同時分析魏國的國力，作為申述他合縱主張的基礎。我們不要以為蘇秦第一次遊說失敗，回到家裏，讀了幾年【陰符經】，就把學問讀出來了。如今大家從小學讀到大學，讀了十六年的書，走入社會，找一份七、八千元的工作還不容易。蘇秦這裏所舉魏國的國力，絕對不是他關在房子裏，窗簾都不拉起來，頭懸樑，錐刺股搞出來的。他在這段時間裏，搜集情報，把國際間各國的實力，都弄得清清楚楚，瞭若指掌了。所以我們大家讀書不要讀成書呆子。蘇秦第一次出來遊說的時候，的確還是書呆子，但是第二次出來遊說時，就大不相同，各國國防上的機密情報他已清楚得很了。
　同時我們了解當時魏國是這樣的情形，而孟子見梁惠王時卻要他們行仁義之道的仁政，這就好比對一個衰病的老年人，要他不必吃補藥、打補針，他一定不肯依着去做，是一樣的。
　蘇秦在梁襄王面前，如數家珍地陳述了魏國當時的局面和戰備詳細數字，接着又罵他下面的那些大臣、幹部們，說梁襄王身邊這些親信的人，都是辟佞之臣，只是會討好、拍馬屁，不會謀國的奸臣，而不是忠臣。蘇秦以一個外國人，跑到魏國，居然敢在魏國君王的面前大罵他的親信大臣，我們就要從這裏了解到他當時的背景。
　蘇秦第一次遊說的時候，雖然已花了家裏很多錢，有車、有馬、有裘，打扮得很像個樣子，頗壯行色，但到底是單槍匹馬，腦袋是提在手上的，弄得不好，隨時會丟掉的。可是這次的蘇秦，勝過以前不知多少倍了。他是先說服了趙王接受他的合縱計劃，然後是代表趙國去說服梁襄王的。這時的蘇秦，不但身邊帶了一大批助手和衛士，而且還有趙國作後盾，所以他說話的態度就不同了。義正辭嚴地指魏國的大臣們，以人主之地，與外國結交，貪求近功，不顧後果。其實這些話都是罵梁襄王的，只是他身為一個外交官、一個謀略家，自然不便，也不會去面對面地罵一個他要說服籠絡的君主。於是就把這些話、這些責任完全轉嫁到這個國家的幹部身上，使對方有一個轉身的餘地。
　蘇秦的這一着，是罵得相當厲害的，他所指的『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這些話的評語，也正和前幾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樣。其實呢？蘇秦他自己不也正是『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嗎？由此看來，天下的是非，大多數只能暫時保留一時一地，很難永遠成為『公是公非』。
　然後，他再引經據典地，說出【周書】的理論。在當時可以說沒有出版事業，書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貴。蘇秦引經據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學問，讀過一般人不易讀到的書，一方面表示他的計劃是有根據的，最後說出他六國縱親的計劃，禮貌地請梁襄王作決定。
　那麼，孟子形容為『望之不似人君』的這位梁襄王，聽了蘇秦這番話以後怎樣呢？自己責備自己不肖，從來沒有聽過這樣高明的意見，立即簽約，全力支持到底。
　不過，後來蘇秦死了，張儀也來見梁襄王，提倡連橫之說，又是另外一套理論，反過來駁倒蘇秦的說法。這兩篇文章，如果辦報紙、雜誌，正是社論體結構上的好藍本。
　我們讀書，是為了引古以證今，也可由今而鑑古。單看這一篇【戰國策】中的文章，記載蘇秦說魏國梁襄王的故事，當時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樣，不得而知。但後代的記載，大部分是不會太離譜的。看了這篇文章，就知道當時是很熱鬧的了。
　由這篇文章，可以了解魏國在梁惠王、梁襄王那個時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國的那一段時期，魏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和戰略環境，它的歷史背景，以及當時的國內情形。了解這些以後，我們可以用現代的立場，去體會一下樑惠王、梁襄王在戰國那個時代中，如果採用孟子所提出來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當然，孟子對梁惠王所建議的，只是政治哲學上的最高原則，並不像蘇秦、孫子等兵法家、謀略家那樣，提出立即可以付諸實施的，如『合縱』、『連橫』一類的具體辦法。不過話得說回來，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國君，接受了孟子這項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像魯國接受了孔子的意見，並給予權位一樣，那麼孟子有了權位以後，自然會提出具體的辦法。因此，我們不要隨隨便便就把『書呆子』這頂帽子往孟子頭上戴。
孟子的機鋒轉語
　儘管孟子說（魏）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但是照這段【孟子】記述的文字來講，其中含有中國傳統文化上政治哲學兩個大道理，必須特別留意，不可只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評語，就輕輕地蓋過去，認為孟子對梁襄王的問題，並沒有用心去答覆。其實他說梁襄王『不似人君』是一回事，他以誠懇的教化對人，又是一回事。
　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天下惡乎定』，這個定天下的問題。他問的是如何『定』天下，並不是說如何『安』天下。就中文的含義來講，這一個『定』字與『安』字，用在這裏，就大有分別了。如照曾子所著【大學】一書的觀念來講，『定而後能安』，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別。
　我們只要了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說，他自己國家的處境，和他個人心理上的煩悶，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當時在戰國互相吞併局勢上的困難和不安。再看一看【戰國策】上所記載蘇秦說梁襄王的一段，對於魏國當時情勢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問孟子的『天下惡乎定』的問話，並沒有錯。錯只錯在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的誠心和態度而已。
　我們大家都很欣賞【三國演義】上所描寫劉備三顧茅廬問計於諸葛亮的一幕，此景此情，也正是梁襄王當時的寫照。只是劉玄德冒着寒風大雪，三顧諸葛先生的茅廬之中，他所表現的誠懇和謙卑，首先便具備了一副『君人之度』、『有容德乃大』的卓越風範，不得不使那高臥隆中的諸葛孔明，為了感遇知己，而為他破格出仕了。
　梁襄王所問的如何能定天下，這正是周秦以後千餘年來，生當亂世，每一個具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動機，也就是所謂霸業思想的原動力。天下一定，便可化家為國，『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巨。』家天下的威權，便從此建立。劉邦做了皇帝以後問他的父親，我掙的財產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義，他的父親李淵對他說，希望你這一舉，便能『化家為國』。這些觀念，也都是由一個『定天下』的觀念而來。
　孟子深深知道這種心理的錯誤，所以他不從如何『定天下』的霸業思想上去答覆梁襄王的問題。他要從王道的思想上去誘導梁襄王行仁政開始。所以從表面看來，便大有牛頭不對馬嘴，所問非所答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當時人主們的喜好了。由於古文寫作，重在濃縮簡化，對此要點語焉不詳。因此我們在此加以申論，才能把孟子弘揚傳統王道學術思想的精神，更明顯地表達出來。
　第二個問題，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定於一』的重心。孟子只是說天下定於一，並沒有說只靠一人來定，或者說定在哪一個『一』上。這句話看來真是相當含糊，因此也難怪梁襄王為之茫然，於是顛倒了它的邏輯，跟着便問：『孰能一之？』哪一個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只好將錯就錯，他知道這位『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很難懂得這個高深的政治哲學，於是把它向當時時代病，極其需要的一劑消炎藥上去引導，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實，天下真正好殺人的並不多。不敢殺人，與不好殺人的人很多。難道那些不好殺人的便都能統一天下嗎？這個道理，上面已經約略講過，不必重複討論。
　如果要認真講來，古文寫作的文法和邏輯，實在是很認真的。只是古今文法運用不同，就顯出它的邏輯也有點矛盾。尤其古代由於印刷不發達，所以古文儘量要求文句簡練，一個字往往代表了一個觀念，含意又深又多，於是後世就難得讀懂了。
　例如宋代歐陽修奉命修【唐史】的時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學士們，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條狗。歐陽修想試一試他們寫史稿作文章的手法，於是請大家以眼前的事，寫出一個提要——大標題。有一個說：『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有一個說：『馬逸於街衢，臥犬遭之而斃。』歐陽修說，照這樣作文寫一部歷史，恐怕要寫一萬本也寫不完。他們就問歐陽修，那麼你準備怎麼寫？歐陽修說：『逸馬殺犬於道』六個字就清楚了。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再看第一個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第二人的，好像宋代的句法。其實，時代愈向後來，思想愈繁複，文字的運用也就愈多了。
　 定於一
　如孟子這一段中，一句『定於一』的答詞，非常有趣，而且內涵深遠，是對中國政治哲學的至高原則而言，既不是指一個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說某一種方法，當然也不是光指仁或義。因為仁和義，也只是政治行為之一，是實施一種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為而已。所以『不嗜殺人』，也是針對當時好作亂好殺伐的政治風氣，一種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為。在戰國當時，或任何一個混亂的時代中，這是值得天下歸心的作為。如果以現代民主思想的眼光來看，那是不必說的當然道理。除非好殺成性的暴力主義者，或是今天國際政治上鬧笑話的非洲阿明，那就不足道了。
　可是這句『定於一』的答話，一聽進梁襄王的耳朵裏，他腦子裏的觀念反應，卻一變而成為『天下可定於一個人的手裏』了！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再問出哪個能夠一統天下的問題來，你看這是多麼有趣的誤解，使孟子再也無法發揮『定於一』的高度哲學理論，只好隨着他所能了解的方向，一變話題，轉而為『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答案了。
　我的口才不好，對於這句話在邏輯上的分析，或許不夠清楚，同時又不肯引用翻譯式西方邏輯那些名詞和術語來表達，只好憑諸位高明，自己去體會其間會心之處。但在此可以引用唐代禪宗大師們的一個故事，作為參考。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寒光十四州。』就是唐末一位有名的詩僧貫休，他為越王錢鏐所作的名句。錢鏐看了很高興，但是要他把十四州改一改，變成四十州。他不肯，便說，州也不能添，詩也不能改。因此他和錢鏐處不來，便千裏迢迢跑到四川去依靠蜀主王建，寫出『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平山的的來』的千古名句。有一次貫休自己作了一首很得意的詩，其中有『禪客相逢唯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的兩句名言。他拿去看當時有名的禪宗大師石霜禪師，認為是自己明心見性的悟道之作。石霜看了詩，便放在一邊，轉過來問他：『如何是此心啊？』這一下，問得貫休和尚啞口無言，無法對答。石霜禪師便說：『你不知道，就問我。』貫休不覺脫口問道：『如何是此心呢？』石霜禪師一笑而答說：『能有幾人知。』你看，懂了這個邏輯運用的關係，便同樣可以了解孟子這一節天下『定於一』，和梁襄王問答的要點了。

　　儒道同源的一統天下
　說了這些閒話，我們再回頭來討論這個中國政治學上『定於一』的問題。講起來，實在牽涉太多，也太難。不但孟子指出『定於一』，我們且把後世自稱為正統儒家們所不甚同意的道家老祖宗——老子的話搬出來看看，他同樣也有中國政治哲學有關『一』的思想。老子曾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天下平。』老子這個得一以天下平的『－』，和孟子劈頭而來的『定於一』，是不是一個模子，如出一轍呢？實在值得慎思，明辨。
　綜合起來，這個『一』的問題，如果和專講內聖外王之學的【大學】【中庸】的內聖之學相提並論，那麼【大學】的『明德』和『慎獨』，以及【中庸】的『中和』和『誠明』串通一氣，發而揮之，豈非又是一部專論嗎？雖然，孟子這裏的『一』，也可以說是一個中心思想——實行仁政的王道。
　但再引申為外王之學來講，那麼，孟子所講天下『定於一』的道理，便可認為是中國歷史哲學的不二法門，必須要『天下統一』或『天下一統』，才有長久的安定。我們只要仔細研究秦、漢以後歷史，凡是不得統一的時代，它的禍亂也始終不得平靜。這已成為中國歷史上千秋不易的定則。因此自孟子以後，影響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的帝王政治，都是循着孟子這個論斷的觀念去立足的。甚至反動的人，也都是拿它來做口號。
　不管是正的或反的，假借為號召的或真心為國家天下的，對於這個『定於一』的理論，當然都無可非議。事實上，凡是真理，自然便是不二法門，當然無可非議。可是兩千年帝王專制政治，到處都是假借孔孟之學的大盜而兼神偷，真如莊子所謂連仁義之道也被他們偷盜而用了。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孟子只說了一句天下『定於一』三個字，他並沒有說定於一人啊！而歷代的帝王們，卻生吞活剝地把『定於一』三個字，硬生生地拉到定於一人，而且一定是定於我了。你看這有多滑稽！
　現在問題不要扯得太遠，免得與講孟子的本意大相逕庭，暫時到此打住。拉拉雜雜說了一大堆，只是提醒大家研究上的注意，孟子這段對話中機鋒轉語的關鍵，不要隨便忽略。
　在我們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化裏，有一個中心思想——『邪不勝正』——這是一項真理，已成為家喻戶曉、人人能道的至理名言了。但是自古以來，在任何時代，行正道都是非常艱難的。孟子始終想要行正道，所以他的理想很難實現。不過，如果說蘇秦這派人所行的是邪道，而究竟邪到什麼程度呢？這也很難下定論。他們的主張，只是針對當時的利害而來的。擺在眼前的現實利益，不管智、愚、賢、不肖，大家都容易看見，人人能取得，如果立刻見效，大家都樂意去做。而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是大利，是遠利，是百年大計，甚至更遠在百年後。今天耕耘的人，自己不一定享受得到它的成果。
　人不論為國、為家、為自己，都是希望自己看到，享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這也是人情之常。對照一下孟子與蘇秦兩人，對魏國君王所提的意見，以及所獲的迥然不相同的結果，很明顯地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總是急功好利的。對此，也只好付之一嘆了！
　關於孟子說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話，並非說他沒有人樣，只是不像可以當大君的神態。很可能他是南唐李後主、蜀主孟昶一流人物，風流瀟酒，可以成名士，不能做人君。據晉武帝司馬炎時代挖出梁襄王墳墓的出土資料，在他葬的墓穴中，還藏有相當可觀的古典經書，由此可見他也是個讀書種子。例如三國時代的江夏劉表，還是位【易經】專家呢！講到這裏，想起我幼年的一位老師作的詩：『隋煬不幸為天子，安石可憐做相公。若使二人窮到老，一為名士一文雄。』梁襄王可能也是這個類型的人，不適宜於做人君。

　 仁愛的推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手哉？』曰：『可。』
　本來在【孟子】這本書裏，所以把他見梁惠王、梁襄王父子最後的談話，放在最前面，是因為這些談話，是孟子政治哲學的中心思想，所以放在最前面，以顯示其重要性。孟子見齊宣王是在見梁惠王之前的，不過這種孟子年代時間上的爭議，歷來就很分歧不一，各有各的考據理由，也實在很難確定。我們在這裏特別再提醒大家一下。在本章後段再講齊宣王，等於現代小說寫作法中的所謂倒敘法。
　齊宣王見了孟子以後，開始就問：在春秋時代齊桓公和晉文公，都曾經先後稱霸於天下，他們是怎樣能夠做到天下的盟主？這其中的道理，你可以說給我聽聽嗎？
　孟子的答覆，可並沒有說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理由何在，因為他是孔子的孫子子思一系的學生，一生都遵奉孔子的學說，所以他站在自己的學術立場上說話。他說孔子的弟子們，從來沒有說過關於齊桓公、晉文公他們稱霸的事情，因此後世沒有傳下來，我也沒有聽過我的前輩們告訴我這些事，假如你齊宣王一定想要知道如何領導天下的話，又何必一定要了解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道理呢？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稱霸而已，真正想治好國家，名稱普聞於天下，何不談談稱王於天下的王道。
　這裏我們知道，孟子是一直強調施行王道的。不過我們讀了『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這幾句話，就囫圇吞棗吃下去，不咀嚼一下，好好作一番理解和體會，那一定會食而不化，成為笑話了。如果真的如此。孔子。三千弟子不談，就以七十二賢人來說，連桓文之事都不。知道，豈不太孤陋寡聞，太不淵博了？何況孔子正當春秋時人，一部【春秋】是孔子自己著作的，書裏盡多的是談桓文之事的地方，孔子這些學生，豈有連老師所著的書都不讀的道理？這可成為大笑話！
　老實說，這時的孟子是有意逃避，不願意和齊宣王談霸道，只是想對齊宣王說他的王道政治，這也可以看到孟子之所以為孟子，儒家標榜的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就是那麼方正，不轉一點彎，假如縱橫家者流，一定先順着齊宣王說一番桓文的道理，接着說一番王道的道理，比較一下兩者的利益，最後勸他行王道，而孟子則一聖就聖到底，直言無隱地說了。
　齊宣王不像屠戶
　於是，齊宣王問孟子，那麼我行德政，講究德行，就可以王天下了嗎？這裏齊宣王只稱德。在古代——秦漢以前，『德』與『道』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所以在那時以前的古書上，這兩個字大多是分開來，到了後世，才把道德兩字合在一起用，而成為『道德』一統的概念了。這裏齊宣王以修德、行德政為問，而孟子仍沒有作正面的答覆，只是告訴齊宣王，你如果能夠保護老百姓，愛護老百姓，就可稱王，沒有人可以抵抗你的。齊宣王進一步又問，像我這個樣子來說，你孟先生看看，可以做到保護老百姓的仁政嗎？孟子說當然可以。
　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齒乞)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右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歟？曰：何可度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國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加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齊宣王聽見孟子說他可以做到保民而王天下，反問孟子說，你怎麼知道我可以？齊宣王也許聽了這句話，相當高興，希望多聽幾句好聽的，或者沒有自信，以為孟子是順口說說的，所以追問一句。但孟子不能不說出一番理由來，而且舉事實為證。
　他說，我曾經聽見你一位臣子——胡(齒乞)，和我談起，說你齊宣王有一次坐在廟堂上面，有一個人牽了一頭牛經過下面，被你看見了，問他把牛牽到哪裏去。他告訴你是牽去殺了取血塗鍾（古代鑄鐘要用畜牲的血去塗祭。）。你聽了他的報告後，命令把那頭牛放了，你說看到那頭牛發抖的樣子，像一個沒有犯罪而被送去殺頭的人，十分可憐，實在不忍心殺他。於是那個牽牛的人向你請示，是不是新鑄的鐘不必再塗牲血了。當時你又說，這怎麼可以不塗血呢？另外換一隻羊好了。
　我所聽到的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齊宣王說，有這回事啊！孟子就說，憑了你的這種『不忍見其觳觫』的心理，擴充開來，就可以實行王道。雖然你的老百姓們說你小器，捨不得殺那麼大一頭牛去取血塗鍾，才換一隻較小的羊去殺。可是我知道並不是牛較大，羊較小的原因，而是你不忍心。
　齊宣王說，你說得對。誠然我的老百姓誤會我是因為那頭牛太大捨不得殺，而換一隻小一點的羊。但是你是知道的，我齊國固然沒有統一天下，不能說大，可也並不是太小的國家，還不至於連一頭牛也吝嗇得不肯殺。實在是因為我看見那頭牛發抖，像一個沒有犯罪的人被牽去殺頭一樣很可憐，心裏不忍，才換了一隻羊的。
　孟子接着說，你也不必怪你的老百姓誤會你吝惜一頭牛，是因為牛比較值錢。事實上牛比較大，羊比較小，你用小的羊去換大的牛，價錢上有顯著的差別，他們又怎麼知道你是另有原因呢？話又說回來，假如你是為了看見牛發抖而不忍殺他，於是另外換了羊，可是，羊同樣是一個生命呀，這又怎麼說呢？老百姓又怎能理解呢？
　這一說，齊宣王聽了，不禁笑起來：真是！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心理啊？不過說真的，我當時絕對不是因為牛大，比較值錢，捨不得殺才換羊的。不過經你這麼一說，就難怪我的老百姓們誤會我是小器了。
　接下來，看到了孟子的答話，就知道孟子的高明，因為在當時君主時代，齊宣王不忍殺牛的這一片好心，老百姓不但不領情，反而說他小器，萬一弄得不好，這位國君因此一發怒，又不知道會枉殺幾個人，所以孟子設法緩和齊宣王的情緒，作一疏解。
　其次，孟子也為了要齊宣王接受他所提出的意見，施行王道的仁政，所以在這裏，以幽默式的輕鬆的口吻，把話鋒一轉說道，這也是一件小事，老百姓的這種誤會，對你不會有什麼損失或妨害的，這正是你的仁術（注意，孟子只說他是仁術，並沒有說他是仁心。這個『術』字，讀書時不要輕易放過）。因為當時你只看到牛發抖，沒有看到羊流淚。作為一個君子，只願意看到禽獸活生生的樣子，不忍心看到它被殺的慘狀。如果聽到它們被殺的慘叫聲，就不忍吃他的肉了。所以說君子遠離庖廚，就是這個道理呀！也就是和你的羊換牛的心理完全一樣啊！
　可是，君子遠庖廚這句話，被後世曲解了。近代的年輕人，當太太要他到廚房裏幫個小忙的時候，他就拿這句話來做擋箭牌。太太請原諒！孟老夫子說的，『君子遠庖廚』，我要做君子，你的先生不能是小人哪！於是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等太太把熱騰騰的菜飯端來。這是笑話。可是後世把古人的名言曲解，並拿來做胡作非為的藉口的事例，實在不少，這且不去說它。

行為心理
　在【孟子】這一節裏，涉及到一頭牛的問題。中國古代，凡是談到君主帝王，大多都以龍來作比擬。這次孟子和齊宣王見面，而大談其牛，這是歷史上較為有趣的事。然而這次談話中，討論的是齊宣王不忍殺一頭牛而改殺羊的事情。這件事在後世學者研究孟子思想時，列為重要的問題之一，經常特別予以討論的。從這件事上，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兩個學說問題：第一是仁愛心理的心理行為問題；第二是領導人行仁政的方法問題，亦即古代帝王，以及現代民主國家、政治領導人行仁政的方法問題。
　先說心理行為問題。針對孟子對齊宣王的這段談話而言，當時齊宣王看出了一頭牛被殺前發抖，而不忍宰殺的時候，告訴他，這就是人類仁慈心理的根本。
　這種仁慈心理，在平時看起來，似乎人人都具有，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假如真正研究心理學，不論政治心理學，或者宗教心理學，齊宣王這個以羊易牛的故事，可以用一句後世人人引用，大家都知道的俗語——『婦人之仁』來形容。因為女人容易掉眼淚，只要一點點雞毛蒜皮的小事情，就難過掉淚。我認為，古人說『婦人之仁』這句話的意思，是要人們的慈悲，不要走小路線，要發大慈悲，具大仁大愛，所以才用婦人之仁——看見一滴血就尖聲驚叫的『仁』來作反面的襯托。實際上婦人之仁，也正是真正慈悲的表露。正如齊宣王看見一頭牛發抖不忍宰殺，擴而充之，就是大慈大悲，大仁大愛。只可惜沒有擴而充之而已。
　一般的婦人之仁，如果擴而充之，就是仁之愛，那就非常偉大了。且看不同宗教中的幾位代表人物，就可知母性仁愛的偉大。佛教裏最受歡迎的是觀世音菩薩，雖然在佛經的原始記載上，他是一位男性，但是他卻常以女身出現，而後世人們也都喜歡膜拜他以女性姿態出現的化身。代代相傳，如今他已成為母性慈愛的象徵。天主教的聖母瑪麗亞，是偉大母愛的表徵。至於道教標榜的則有瑤池聖母。儘管人類不少宗教的教規、教條、教義，都是重男輕女，但最後還是推崇女性的偉大。看來蠻有意思的。
　談心理行為的修養，齊宣王看到牛發抖，不忍心宰殺。我們在路上看到，一條狗、一隻貓被打死或被車碾死，圍上一堆人，欣賞名畫似地觀看，甚至有的還拍手。如果一定說這些人是壞人，那也未必。他們在另外某些事上，卻又很仁慈。人的心理經常在變化，很難從某一件事上就遽然斷定他是仁慈或者不仁慈。有的人有其飛慣，也許他會殺豬，不喜歡殺牛。譬如印度教徒，絕對不殺牛，但卻殺豬；伊斯蘭教徒則不吃豬肉，但他們殺牛殺羊，吃牛羊肉。
　 對牛談心
　中國歷史上關於牛的故事也蠻多的，五代時的另一位才子皇帝——前蜀的後主王衍，他的醉詞：『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是勝炙人口的名句。他愛好文學也喜歡看戲，自己還會唱戲，常有一些伶人在他身邊玩樂。南唐中主——李憬也有此同好，有一次他正玩得高興，見原野上一頭牛，悠閒地吃着草，畫面很美，他順口就稱讚那頭牛很肥。晚唐以後的伶人——現在叫作明星的，有一些真是了不起的。這時他身邊有一位伶人李家明，聽見他稱讚這頭牛以後，就立刻作了一首詠牛的詩：『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
　四句中，三句說到牛的典故，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秦國的名相寧戚，在他未發跡以前，曾經替人放過牛，也許在他牧牛的生活當中，磨練了自己，也許在牛的身上得到過什麼啟示，而結果成為名臣。反過來說，牛對寧威是曾經有所貢獻的。次句田單的故事，用火牛陣，一舉而復國，牛的功勞可大得很。第三句指眼前的這條牛，可就可憐了，在日落黃昏的斜陽下吃草，吃的卻還是枯草，連嫩草都沒得吃。最後一句就厲害了，『近來問喘更無人』，這是漢代名宰相丙吉在路上，遇到殺人事件，他理也不理，後來看見一頭牛在路邊喘氣，他立即停下來，問這頭牛為什麼喘氣。後來有人問他，為什麼關心牛命，而不關心人命。丙吉說，路上殺人，自有地方官吏去管，不必我去過問，而牛異常的喘氣，就可能是發生了牛瘟，或者是其他有關民生疾苦的問題，地方官吏不大會注意，我當然就必須問個清楚。由於他細察垂詢牛喘的事，於是名聲流傳，而稱他為好宰相。
　李家明的這首詩，等於是說當時的南唐，可惜沒有像丙吉這樣的賢相。這是李家明對李憬的一種諷諫，另一面看，也就是李中主身邊的這位伶人，很大膽地把當朝在位的大臣都罵了。他想促使這個風流才子型的皇帝，收收心，好好當政。
　我有一天吃西餐，當牛排端上來的時候，曾經想到上面這首詩，因此也作了一首詩，題名【吃牛排有感】。說來供大家一笑：『曾馱紫氣函關去，又逐斜陽芳草回。掛角詩書成底事，粹身碎骨有誰哀。』老子出函谷關，沒有交通工具，只有坐在牛的背上。又隋唐之間的李密，早年時，家貧好讀，曾騎在牛背上讀書。他每次出門，便把書本掛在牛角上，這就是後世掛角讀書的典故。這一天，當我看到大家吃牛排時，油然生起了對牛的感激之心。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風行保護動物的運動，成立動物保護會，利用電影、書刊，以及各種傳播工具，廣為宣傳提倡，可沒見人成立一個敬牛會。為什麼要敬牛？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吃牛肉，喝牛奶，穿牛皮等等。可是除了印度尊牛為聖牛，尊得太過份之外，全人類就沒有人感謝牛所給予的恩惠。看來似乎是可以替牛掉一滴同情之淚。
　同時想到，曾經有一位老兄講過一則頗有深意的笑話。他說世界上愛好吃牛肉，戴尖頂高帽的民族，都是喜歡征服別人的。反之，不吃牛肉，戴平頂帽的或圓頂帽的民族則比較愛好和平。他說，你如果不信，就去研究一廠世界歷史看看。這話雖幽默，確也有些道理，不過有一個很大的例外，戴平帽的日本人，曾經對我們發動了這麼一次重大的侵略戰爭。
　另外，在好的一面，如佛教或其他宗教、學說，他們談修養時，也常常談到牛。四川峨嵋山上，有一座佛教的寺廟，命名為牛心寺。我問廟裏的和尚，這寺名的來歷，他說是因為這座廟前面的溪水中，有一塊大石，被稱為牛心石，所以這座廟宇，就據以命名為牛心寺。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佛教中常常談到牛，如禪宗的大師們，就好幾位都是談牛說法的。
　因為佛學中本來就有拿牛來比喻心性的故事，所以唐代著名的禪宗大師百丈和尚，有一次答覆他的弟子長慶禪師時，便用牛作比喻。長慶問他：『學人慾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說，你這一問，『大似騎牛覓牛』。長應又問，那麼，假如『識得後如何？』百丈說：『如人騎牛至家。』長慶又問：『未審始終如何保住？』百丈說：『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會犯人苗稼。』因此長慶便悟到了此心即佛的要旨，再也不向外面去亂找什麼佛法了。後來長慶禪師教化別人，也常用牛的故事作譬喻。
　因此，在宋元以後，禪宗裏出了一位普明和尚，把心性的修養，比如牧牛，從一頭野牛修到物我雙忘，分作了十個步驟。第一是『未牧』，好比恣意咆哮、隨意踐踏禾苗的野牛。第二是『初調』，已經穿上了鼻子隨着人意牽着走。第三是『受制』，不再亂走，牛繩子可以放鬆一點。『回首』是第四，癲狂的的心境比較柔順了，但是還要牽着鼻子走。『馴伏』第五，可以自然收放，不必牽了。『無礙』第六，可以安穩不動，不必讓人費心。『任運』第七，牧童可以睡大覺了。『相忘』第八，牧人和牛兩無心。『獨照』第九，到了無牛的境界，人的一切妄心已除。最後『雙泯』，則人也不見，牛——心也不見。
　還有最妙的比喻，無過於著名小說【西遊記】的牛魔王。大家都知道，【西遊記】是闡述修道的一部小說，其中的孫悟空，是表徵努力改過，有意向善的人心。而牛魔王，是孫悟空的拜把兄弟，代表了到處亂跑，不易馴伏的狂野之心。因為牛魔王厲害，又是天將，所以孫悟空遇到他也沒有辦法。牛魔王固然厲害，更厲害的是牛魔王的太太鐵扇公主。她厲害的是嘴巴裏一樣法寶，在牙縫裏藏有一把芭蕉扇，這把扇子就是她的法寶。拿出來放大的時候，上可以遮天，下可以蓋地。這還不算，更厲害的是，她用這把扇子，正面一扇，天下就清涼起來，反面一扇，全世界就着起火來。所以牛魔王兩夫婦如果一合作，孫悟空就趕快逃，深怕一身猴毛都給燒掉。
　【西遊記】裏這類故事，也就是心理行為的分析，可惜孟子當時，【西遊記】這部小說還沒有寫出來，否則的話，他如果看了【西遊記】，對齊宣王說牛的故事，要說得更有趣。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