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华文史网 一种特殊的时间体验
近世中国自曾国藩、张之洞以下,不十数年便有一代人起,上一代之“风将”,在下一代间不免受R伐而跌入尘埃。以曾、张为标杆,继之,康有为―严复、林纾―章太炎、梁启超―梅光迪(与胡适同代而有先后新旧),以开新风尚自诩者每以旧阵营为归宿,竞进之结果是使旧阵营成分渐趋驳杂,而革命也如换马游戏,遂成无根之革命,与传统愈趋愈远,自家的“传统”亦竟无暇得以生成。到胡适这代人,迳把传统与今后之世界一刀划断。顾颉刚在回顾他的“古史辨”工作时说:
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馆,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
“经”之务去是出於信念的根本改换,去“经”之法则如前所说是用对待器物之法对待思想价值问题。
思想价值问题与器物、政制问题有多大差异不待多言。思想价值问题往往需建立内省的向度,而内省能力的培养一般而言正是中国传统学问的优长。通过这种能力的培养,达到德慧一致之目标;并且,内省向度的建立,只有依赖於传统。就是说,一个思想的“内省”,是通过由一种传统所达致的思想省视其自身;一个思想如果要抛弃传统,实际上意味著它要抛弃对自身的主导性,它要使一种决定它之为它的东西分裂为与它漠不相干之物。
但是,内省式的传统心灵确实遇到了新异的问题。例如,一种迥乎不同於以往的时间感受。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欧洲人而言的“第二十世纪”,对中国人而言却是“第一个世纪”。中国人从来不曾以这种方式来标示和理解时间,这使得中国人有初次发现时间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复杂的。二十世纪对欧洲人而言,可能意味著新的希望与增进,这必是在一种厚积的基础上的希望与增进,可能意味著新的挫折与灾难,这也必是在久长的历史与记忆中预兆过的。就是说,二十世纪对一个欧洲人而言是一个必然性的时间单位,无论它充满了多少未知,本质上它已被人们从过去若干世纪中预先经验著了。对一个中国人而言,“二十世纪”是全新的、全然陌生的、是各种一无依恃的希望,同时,又是一种毫无生天的绝望:对时间的初次发现不仅使希望有了可能,同时还使时间的发现者们备尝被甩落於时间之外的沉落感。第一个百年对二十个百年,这种对比使人对自己的传统产生了怨愤,人们可以责备传统未曾以这样一种时间性为我们的未来预存甚么,更极端地表述就是,传统是一种非时间性的存在,而时间已经无情地展开。新的时间感受使传统虚无化了。――在这里应该做一个说明:尽管近世中国人的一个共同心理感受是“落后”,但在不同人s的心理上,这种感受应该是有差异的:上世纪中叶主要反映出新兴产业阶级的感受,因而关注到器物方面的落后;上世纪末叶主要反映出政治精英的感受,因而关注到政制方面的落后;本世纪初叶则更突出地以知识阶层的感受为主导,因而,用一种能与知识阶层特定心理意识水平相照应的表述,就特别於精神与文化、时间与历史等更加整体性与深层次的方面有一种关注。――传统在时间与价值上的虚无化,使人在为传统做评语时爱做一种盘点、结帐式的文字,因而,以传统为题材的学科如果体现出某种学术的中立性的话,那往往与学术的忠诚无关,却与一种视传统与我们之间毫无血肉关连的冷漠态度有关。把传统与今后世界截然划断,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不得不著力於一切从零建立,真的把自己置於以“第一”敌“二十”的不可能取胜的竞争之中了。
非时间性的传统进言的那种反时间性,在这个新展开的时间中是无法被真正理解的;同时它对新时间性有一种负的作用,使之缩减,有所背负,甚至严厉地对立起来。与二十世纪“对立”的传统被秩序化为铁板一块。只有感受到一种秩序,才能为这种秩序所压迫,二十世纪不能不深深地陷入到为传统所压迫的梦魇当中,它只能用挑战甚至谩骂来反抗压迫,用“方法”去拒抑或改塑传统,或袭取其魂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