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時代周報 語言即是行為，話語關乎權力。法國思想家皮埃爾・布爾迪厄認為，語言應被看做是身體的一個維度。人與整個自然界和社會的全部關係都經由語言得到了表達。當將語言的運用視為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而不是一個純粹的個體行為和情景變量的折射的時候，就可稱之為『話語』。
在現代文明的視野中，話語實踐被認為在傳統方式和創造性方式兩方面都是建構性的：既有助於再造社會本身(社會身份、社會關係、知識體系和信仰體系)，也有助於改變社會。
自上世紀70年代末起，封閉、僵化、板結的社會開始開放、鬆動和裂變。而在這一過程中，語言變遷的軌跡深刻而明晰，總是能夠再現其根植和生長的那個時代，印證社會的變遷。
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互聯網的興起更是極大地改變了全社會的語言生態、話語權格局以及話語模式。隨之而來的，是語言殖民化的末日、話語霸權的沒落，以及社會話語的整體斷裂、大規模的裂變，迎來了一個話語權日益平均，觀點和表達方式日益多元，自由言說已呈不可逆轉之勢的新時代。
對新中國流行的語言和話語變遷的歷程作一個簡單的回顧，可將被認為是改革開放起點的1978年，市場經濟登堂入室的1992年，以及有中國互聯網元年之稱的1994年，當作中國近30多年語言和話語模式變遷的三個節點。
1949-1978：革命話語一家獨大
語言和話語方式的革新，往往肇始於社會新舊更替之時。上世紀40年代末，新中國建立，全社會的語言和話語方式就為之一變，新的革命話語橫掃一切，舊的話語體系被徹底顛覆和拋棄。這種革命話語一家獨大的局面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這是一個中國社會的語言風格和話語方式意識形態化最為徹底的時期，整個社會話語空間充滿了政治鬥爭的意味。即使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在思想領域，這種意味餘韻猶存。
計劃經濟體制、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論，即是貫串那30年社會主流話語的紅線。這從當年的流行詞彙即可窺一斑：一大二公，三反五反，四個偉大，五一六分子，過七八年再來一次，九評、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些數字化的新詞組，計劃意識和規訓意圖儼然。而紅衛兵、紅太陽、黑五類、黑材料、白專道路，這類色彩鮮明、界限清楚的關鍵詞，則是當時簡單粗暴的是非觀和價值判斷的具體呈現。這種粗暴在十年浩劫期間達到頂峰，炮打、砸爛、搶班、奪權、粉碎、剷除等動詞成為時尚，以及『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語彙的流行，則無疑應歸類為暴力美學的範疇。
這一時期，偽民間話語大行其道。1958年郭沫若、周揚主編的【紅旗歌謠】，就是官制民謠的典型。諸如『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這類盛極一時的虛假抒情，被歷史認定為民間美學包裝的極權話語，是一種全民烏托邦的詠嘆。而『土豆燒牛肉』、『不須放屁』、『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等俚俗的言說，則因出自領袖之口，才能大行其道且人人成誦。
1980年代：思想解放與個體覺醒
上世紀80年代，國門開啟，思想解放，西風東漸，往昔遭禁止和被批判的各種思潮和知識洶湧而至，精神饑渴的知識界，飢不擇食地享用了一場以現代化為調味料的思想盛宴。然而席終人散，就會發現社會的話語格局並未有太大改觀。知識精英們雖然獲得了一定的話語空間，但沉浸在長期束縛解脫後的眩暈和狂喜之中，似乎處於一種暴飲暴食後的消化不良狀態。
回望80年代的流行話語，依然是政治語彙一家獨大，精英話語則充斥着文藝腔，動輒得咎卻不接地氣，民間的聲音一如既往地缺席，往往只能作為『小道消息』口耳相傳。
無論是『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則是大家拿』這樣的諷世歌謠，還是學生們提出的『為中華崛起而讀書』這類口號，仍然有鮮明的集體主義烙印。
所幸這也是個體意識復甦和萌芽的時代，港台流行文化跨境渡海而來，讓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體味到基於個人感受的別樣情懷。而在本土，詩人和歌手成為了個體意識覺醒和表達的先鋒，北島『我不相信』的叩問，經由崔健的『一無所有』呼號，一直到海子『從明天起，我要做一個幸福的人』的吟詠。就為這個年代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劃出了一道美麗的弧線，成為至今讓人感念和懷想的吉光片羽。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