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京报
考古学家姆吉扎德认为,这块石碑上刻着的,是一种未被释读的古文字。
伊朗考古学家发现奇异符号石碑
古文字学家解析古文字释读技巧
近日,《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约瑟夫・姆吉扎德等考古学家的最新考古发现。在伊朗西部的一个城市吉罗夫特附近,研究者发现了一块石碑。碑上刻满奇怪的符号,考古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已经中断传承数千年的神秘文字。
事实上,发现神秘古文字消息时常可以看到,也有不少研究人员、民间学者不断声称自己破解了某种重要的神秘文字。神秘文字真有那么神秘吗,破解神秘文字的方法有一定之规吗?在古文字学家看来,无论是神秘文字,还是神秘文字的解读方法,其实并不神秘。
1 伊朗>
古城遗址发现新楔形文字
考古发现往往将遗失的历史文明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的考古学家对伊朗境内的一座古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通过一系列发掘活动,考古学家重新衡量了古代伊朗在古代文明世界内的地位。相当部分科学家认为,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很可能是源于伊朗境内一条偏僻山沟中的一座古城。尽管这还是考古发现的早期阶段,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这次的考古发现将重写人类文明史。8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对这一遗址的发掘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
伊朗考古学家约瑟夫・姆吉扎德(Yousef Madjidzadeh)在吉罗夫特城的南部还发现了一个古城遗址。“这个古城面积约2000平方米。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达到鼎盛。”就是在吉罗夫特的这处古城市遗址附近,姆吉扎德发现了一块不大的石碑。在石碑上有一些奇怪的符号。
发现者认为这些符号是一种文字。该种文字的文明消亡以后,就再没人见过它们。不过,考虑到古城发掘的过程以及周围地区的环境,姆吉扎德也谨慎地表示,当然无法排除这块石碑是后人伪作的可能。
每一种古文字的发现都带来了颇多的惊喜。在伊朗的吉罗夫特,这样的惊喜并非首此出现。此前,著名的埃兰楔形文字也发现于此地。
1835年,一名25岁的英国陆军中尉罗林森奉命前往伊朗,出任库尔德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这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到任不久,就听当地人说驻地附近有一处石刻。他于是前往石刻所在地,贝希斯敦村附近探险,并终于在此发现了一片大型摩崖石刻。
该片石刻离地面约有100米,石刻本身高约8米,宽约5米。上半部是一个浮雕,下半部是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
然而,古波斯的楔形文字早就随着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的灭亡,而变成了一种无人通晓的死文字。不幸的是另两种楔形文字也早已随着文明的消逝而失传。因此,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文字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经过近12年的研究,英国考古学家罗林森(Rawlinson)才终于在1845年成功地译解了这片摩崖石刻上的古波斯语楔形文字。
考古研究人员纷纷表示,如果姆吉扎德新发现的真的是一种从未被确认过的楔形文字,那肯定会助于对楔形文字的发展史进行脉络的梳理―――毕竟这种类型的文字正是发源于伊朗。
2 中国>
甲骨文破译靠传承
事实上,古文字的发现往往随着考古发现渐入我们的视野。而随着古文字的解读,一段尘封的历史也由此揭开。甲骨文就是古文字破译史上的著名案例。
1899年,国子监祭酒(国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据说,当时王懿荣正患疟疾,医书上说一种叫“龙骨”的东西可以医治疟疾,所以他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仁堂购买这种药材。
王懿荣仔细观察买回来的“龙骨”,发现上面有不少刻画符号。王懿荣有很好的国学基础,对金石学很熟悉。他很敏锐地意识到那是古代的文字。根据这条线索,他顺藤摸瓜找到了殷墟,确认了它的出土地,并因此确定了此种文字与商代古人的关系。王懿荣认定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最终,它被定名为甲骨文,并被追认为现代汉字已知的最早源头。从那以后,中国学者也便开始了对这种文字的释读过程。
清代收藏家刘鹗是一位著名的甲骨收藏者。1903年,他在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帮助下,从自己的藏品中精选出1058片甲骨,影印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甲骨文的书。1904年,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提供的资料写出《契文举例》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发表了自己破译出的181个甲骨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考释研究甲骨文的专著。
“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识别出这么多字,是因为汉字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古文字不一样,汉字流传有序,有自己的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赵平安教授指出,学者可以通过对字型的比对释读甲骨文,这种方法使甲骨文的识别工作得到了突破。
这些古文字字型的资料包括金文、石刻文字、小篆等等。它们都是解读甲骨文的参照物。古籍文献也成为一个参照途径,通过文献分析,研究者释读了甲骨文中记录的地理、人物专名信息。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并成为我们认识商代历史的基本材料。
不过,甲骨文的释读依然充满挑战性。现在,人们已经在甲骨上发现的单字约5000个,但能确认的仅1000多字。而且,在这批已经释读出的甲骨文中,大部分是类似“日”、“月”这样的简单象形字。由此,逐一解读出甲骨文,特别是其中比较复杂的文字便成为现今中国古文字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
3 埃及>
罗塞塔的解谜传奇
早在甲骨文揭开面纱的100年前,埃及古文字就已进入人们的视线。随着古埃及国家的消亡,古埃及文字也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19世纪罗塞塔石碑被发现,并经法国学者商博良深入研究后,古埃及文字才被释读出来。
罗塞塔石碑是解读埃及古文字的关键所在。1798年拿破仑出征埃及,并于当年的7月攻下开罗,很快征服了埃及。当时随军出征的有175名“有学问的人”,目的是为了研究神秘的古埃及。
1799年8月,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城附近,一队法国士兵正在修筑工事。突然,一个士兵的铁铲碰到一块坚硬的东西。那位士兵可能没想到,这块坚硬的东西是通往古埃及文明的钥匙,这便是罗塞塔石碑:外形不规则的黑色玄武石碑,全长114厘米,宽72厘米,碑面刻有三段不同的文字。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给人们认识古埃及文化带来了希望。”赵平安指出,最初许多学者对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一筹莫展。后来,研究者发现了罗塞塔石碑文字的真实状态。原来这三段文字分别由三种古文字刻成。这三种文字分别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世俗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草写体)和希腊文字。其中第一段为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为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为希腊文字,共54行。
“在解读埃及古文字时,希腊文字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希腊文是人们所熟悉的,这就是学者释读埃及古文字的一个参照物。”赵平安指出由已知文字来解读未知文字是破译古文字的一条重要途径。
从1808年起,考古学家商博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古埃及象形文字释读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商博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古埃及人写国王名字时,都要加上圆框,或者在名字下面划上粗线。“罗塞塔碑”上也有用线条框起来的文字。经过不断探索,商博良终于对照着希腊文,读出了埃及国王托勒密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VII)这两个象形文字。它们可以从右到左,也可以从左到右,或者从上到下拼读出来。“埃及古文字的释读完成,也就带来了埃及学的兴盛。”
4 印度>
统计原理破译哈拉巴文字
遵循文字发展的自身规律、对照着另一种文字来解读古文字称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然而在对哈拉巴(Harappa)文字进行解读的过程中,统计学的方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印度古文明的发祥之地曾发现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哈拉巴文字。自发现以来便困扰着人们。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开始了破解哈拉巴文字的征途。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在人类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密码破译技术和高性能计算机后,研究者对古人的区区二十几个符号始终困惑不解。毕竟,学者们仅仅得到了印章上的铭文和陶器上的少量粗糙雕刻,信息量实在太少。相关遗址总共只发现4000枚印章、印迹和陶器上残破不全的铭文雕刻。而且现知的所有铭文中没有一个超过21个符号,每段铭文的符号数通常只有五六个。
破译这种文字的难点还在于它们是一种未知语言的未知文字,谁也弄不清它们与古代或现今何种语言文字的关系,也没有一块两种文字对照的石碑作为破译的参照,像埃及的罗塞塔石碑和伊朗的贝希斯顿石刻那样。一开始,学者们试图把哈拉巴文字与古代西亚的米诺文字、迦南文字、赫梯文字联系起来,但破译工作进展还是极为有限。
好在哈拉巴文字旁边有图画,而这些文字和图画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这给了人们推演的线索。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罕特就着手收集哈拉巴文字。他确认了396个不同的哈拉巴符号,并逐渐增加至419个。这些符号在2290段铭文中出现了13376次。统计表明,其中有113个符号仅出现了1次,47个出现了2次,59个出现的次数少于5次。而只有约200个符号使用得较为广泛,统计法给出了破译的另一条思路。
这些发现说明:哈拉巴文既不是像梵文(印度的一种古文字)一样的拼音文字,又不是像中文那样的一字一音的象形文字的变体。哈拉巴文介乎两者之间,有些符号是一字一词一音的实体文字,有的符号却只代表发音。
考虑到大部分文字体系中都有表示单数、复数、男性(阳性)、女性(阴性)的一些文字规则,还有一些对尊贵人物的称谓,往往必须放在文章句子的开头,学者们发现一些哈拉巴符号经常出现在句子的中部,而另一些则反复出现在句子的开头和结尾。而其阅读顺序是从右到左,这点与古代中文和阿拉伯文相同。
在这种思路下,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破译哈拉巴铭文时使用了一种格栅法,它是基于统计原理来分析哈拉巴符号在句子里的前后顺序,从中发现规则并最终破解了这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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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译一个古字
“读出一个古文字,就犹如发现一片新大陆。”一句话已经将古文字的解读难度描绘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在对甲骨文的解读过程中,前人主要以《说文解字》为桥梁,通过字型纵向演化的比较来破译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解读了1000多个甲骨文字和2000多个青铜铭文文字。不过就其总数来说,所解读出的字数尚未过半。与此相伴随的一个问题是,即使我们已经解读出其中的一些字,也无法确知它们在商周时代的读音与意义。由此,探索新的古文字考释手段和研究方法,便成了当前古文字研究中一个迫切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战国文献的不断出土与发现,研究者获得了更多的参考资料。《周易》、《老子》这样的典籍都有了战国时代的版本资料。赵平安指出,目前对甲骨文的解读就可以参照这些文献。然而即使如此,甲骨文的一个字能够解读出来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比如甲骨文中的“达”字,曾经被读作“途”。“途”通“屠”,也就是屠杀的意思。这个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的字,在对商王的形象解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此解释下传达出的历史信息是,当年商王不断地杀人,是典型的暴君。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因为“途”的对象往往是殷王室的亲眷、重臣、领地诸侯。对这类人群,殷王室绝无大规模屠戮的道理。“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词汇学的整个流变过程,因为‘屠’字出现得很晚,所能见到的用例基本上是战国以后的,而且屠后面多接牲畜名,本义为屠宰牲畜。”赵平安解释说,在对一个甲骨文文字的解读过程中要应用到多种方法,其中形体分析法,辞例校勘法,文献比较法都是常用的方法。辨别这个字是否解读得准确也要通过上述方法。
而对古文字的考释成败往往取决于能否找到可靠的足以沟通古今文字的有关文字资料。在对甲骨文“达”的释读上,楚简的发表至关重要。不过,文字资料的获取也带有偶然性,因而历史性分析必然存在着较大的死角,致使相当一部分古文字无法释读。
1995年,江陵九店楚简发表,这对甲骨文“达”字的解释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这时文献比较法便派上了用场。当时,古文字学家李家浩在其文章中援引楚系“达”字字形。相比之前,“达”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主要称为秦系“达”字字形。
将对甲骨文中的这个“途”字和战国时楚系“达”字比较,赵平安等古文字学家发现这两个字之间有着明显的形体联系,特别是A(《甲骨文合集》32229)与a(郭店楚简《语丛》),B(《甲骨文合集》6667)与b(《古文四声韵》引《古老子》),C(《甲骨文合集》6055)与字形c(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见左图)。这时,形体分析法又派上了用场。
赵平安认为楚文字“达”就是在甲骨文所谓“途”字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所以,甲骨文所谓“途”应该释读为“达”字。
-延伸
神秘文字:传说还是历史?
“任何一种文字都有其产生的根源,我们都可以找到与其相关的语言和文字。”清华大学历史系李学勤教授表示,尽管古文字与现代我们熟悉的书写文字已有了一定的距离,但都不是空穴来风,总能找到相应的依据。无论是中国的古文字,还是埃及的古文字,古文字学家总能找到解读的途径。
然而,还是有一些神秘文字流传了数百甚至上千年,依然无法被释读。在中国,至少有8种这样的文字符号,被称为中国的“八大神秘文字”。它们分别是仓颉书、夏禹书、红岩天书、巴蜀符号、东巴文字、岣嵝碑、夜郎天书和仙居蝌蚪文。除了这8种文字之外,研究人员还陆续发现了四川凉山地区尔苏的沙巴文,湘西地区的女书等神秘文字。这些神秘的文字,始终吸引着解读者的目光。
1 红岩天书
红崖山距黄果树瀑布约7千米。在它的半山腰上,有一块巨大的浅红色绝壁,壁长100米,高30多米,远远望去,像一块巨大的红黄横幅悬挂在晒甲山顶上。山崖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文字符号。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其著作中曾经提及此处文字,称之为“白水红岩”。清光绪年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和法国学者柏拉如雷・弗海尔曾前往考察,但都无功而返。
围绕这处流传数百年的神秘文字,存在很多传说,其中三种比较有代表性:一说是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时留下的遗迹,故又名“诸葛碑”。红岩碑文所在的晒甲山传为诸葛亮南征时的屯兵晒甲之处,明清时的文人便认为是孔明南征时得到彝族默部首领济火的辅佐,在平定西南各族后,结盟修好的纪念碑。二说是蜀汉时爨族首领济火协助诸葛亮南征有功,此碑就是用古爨族文字书写的济火“纪功碑”。三说是殷高宗伐鬼方时的纪功碑。
最近有一些民间学者提出,这是明建文帝在失位之后刻下的讨伐篡位者朱棣的诏书。
2 岣嵝碑
而对原刻于衡山岣嵝峰的“岣嵝碑”,也是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岣嵝碑字形如蝌蚪,不同于甲骨和钟鼎文。有人猜测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录。至于内容,古代多认为是记录大禹治水的内容,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岣嵝碑”与大禹并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古文字研究专家郭沫若曾经对此进行过仔细分析,但只认出了其中的少数几个字。
对于这样的神秘文字,赵平安指出,相关的传说多是人们附会的结果。比如著名的“大禹碑”,其实宋代就有人摹刻,后来有人附会是大禹作的,解读时也便出现附会大禹的各种说法。而这种附会的结果则将这种文字越说越神秘。“我们现在还不好说这些文字就是后人伪造的,但因为相关资料的缺乏,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存而不解,等到有更多资料出来了再解释。”
3 巴蜀符号
与其他并未广泛流通,缺乏系统性,仅仅作为密写工具的神秘文字不同,巴蜀符号曾经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在一定范围内被普遍使用。
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巴蜀图形文字。上世纪,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的文物上,发现有150个不同图符。古文字学家研究后认为,这些巴蜀符号主要是古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在器物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研究者钱玉趾指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目前国家正立项有关巴蜀符号的社科基金。”赵平安指出,对这种神秘文字的解读成了古文字学家的一大心愿,希望能像甲骨文的释读一样,尽快找到突破口。
新知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李健亚
本专题感谢: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
赵平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