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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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心脏。常见的句子有：“我心想”，“我心里急得要命”，“我心里很紧张”等。对这样的句子，外国人就会问，“想”、“急”、“紧张”这类精神活动，不是跟大脑有关吗？怎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呢？其实，这里正表明了词汇所反映的民族心理特征。古代汉族人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认为心是五脏之首，控制着人的思维活动，因此，这个词通常也指思想的器官――大脑及思想、感情等。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汉语中一大批由“心”作为语素所构成的词了：心得、心潮、心烦、心宽、心狠、操心、信心、有口无心、心直口快等。
中国佛教禅宗主张“修心之法”。所谓“修心”，其内涵也是指提高思想境界。
与“心”有关的还有“肚子”和“腹”。口语中有人说：“我肚子里寻思”，“一肚子话”，“一肚子坏主意”等。“肚子”当然不能思考问题，但是“心”长在肚子（胴体）中，根据上面提到的对心的理解，肚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思考的器官之一。此外，“满腹心事”、“满腹学问”、“满腹疑问”、“口蜜腹剑”等等，都是同样的道理。

  : 大河报

学“挖坑”尽显“草根范儿”
董作宾自幼聪明又踏实，在殷墟发掘中，无论出力气的粗活，还是费心思的细活，他都拿得起、放得下。
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六个人，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考古发掘经验，甚至也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但在董作宾的带领下，见招拆招，尽管走了不少弯路，最终收获颇丰。其实，这时的中国考古学就是在摸索中进步，包括后来李济、梁思永主持的发掘，也经常“愉快着犯错误”。
董作宾最先摸索的，是“挖坑”的学问。
他最初设想挖正方形，四丈见方，这样面积大，深处光线充足，可以随时摄影。但请教村民，得知人家都挖长方形，长七八尺，宽两三尺。这样的尺度，铁锨、抓钩用起来方便；可以架辘轳，坑深时起土省力；挖出来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时方便省力。于是决定放弃最初设想。
1928年3月13日，在洹水岸边挖了一天，却一无所获。董作宾不无丧气时，发现田间有农民在挖括蒌的根茎天花粉(一种中药材)，他们拿着一种铲子，长七八寸宽四五寸，铲面与“洛阳铲”不同，把儿长一丈多。找到药材苗，即顺着苗茎慢慢向下挖，挖出一个小洞，将地下约一丈深处的根儿取上来。
董作宾大感兴趣，上前观看，见不同深度挖出来的土色不同，于是大悟，谈好工钱，请农民第二天带着长铲来帮忙。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户人家院内有了大收获。这个编号为24的坑里，发现有字骨版15块，骨质坚实黝黑，字极清晰，再往下挖，出土兽骨兽牙等。董作宾十分兴奋，绘制《二十四坑之土层及其出土器物图》，最早注意到了甲骨与土层的关系及相关信息。
第一次殷墟发掘持续了18天，挖了40个坑，共发掘出有字龟甲555片、有字骨版229件、无字甲骨近两千片，还有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获颇丰。
与以往的书斋生涯相比，考古发掘十分艰苦。因小屯一带有匪患，他们不敢住村里，每天往返步行十余里，午饭是干馒头、凉开水，有时会让村民煮点儿稀饭，当时安阳风沙极大，往往一碗饭没喝完，已落上一层土。尽管如此，他们也是不亦乐乎。
撤出小屯时，董作宾很担心发掘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引发新的盗掘狂潮，即致函省政府和安阳县政府，说明暂停发掘，请注意保护，严禁私人挖掘。又通过村长告知村民，偶然得到甲骨，不可卖给文物贩子，可通知安阳中学、彰德高中校长代为收购。
回到开封后，他集中精力撰写发掘报告和《新获卜辞写本》，李济曾称赞这些论著“为我们在殷墟的继续发掘，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借“大龟四版”成为甲骨学宗师
殷墟第一次发掘后，傅斯年看到大有可为，即广揽英才，扩大考古组规模，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等先后进入该组。
李济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和人类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被傅斯年聘为考古组主任，长期负责安阳殷墟考古工作，在殷墟成长为世界级大学者，有人尊其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郭宝钧1922年毕业于北师大，与董作宾是私塾同学、莫逆之交。他协助董作宾进行殷墟第一次发掘后，爱上了这一行，曾在殷墟率先采用大面积翻的方法，研究遗址层位关系和平面分布情况。他后来成就粲然，成为著名考古学家。
梁思永是梁启超次子、梁思成之弟，毕业于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是史语所第一位受过西方考古专业培训的大将。在殷墟西北冈发掘中，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
除这几位外，史语所考古组还招收了一些青年才俊，他们大多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最终也都成长为杰出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石璋如、尹达、胡厚宣等“殷墟考古十兄弟”。
从1928年到1937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梁思永分别主持了15次发掘，发掘内容从单纯的挖甲骨，发展到对其他器物及殷商都城遗址的科学发掘，收获十分丰富，基本上弄清楚了殷墟的建筑布局和城市结构，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第二次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曾有一个“君子协定”：发掘所得甲骨文，由董作宾研究；其他所有器物，由李济研究。15次发掘共获2万多片有字甲骨，其中不乏“大龟四版”、“大龟七版”等珍品。这些通过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并绝对排除了伪片。借助这些珍贵的资料，董作宾写出《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历谱》等名作，成长为一代甲骨学宗师。
（姚伟通 饶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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