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牛河梁遺址群與赤峯紅山遺址群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思考

  來源: 中國文物信息網

　

　　　　　 近年，遼寧省朝陽市牛河梁遺址群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準備工作已經啟動，這是中國東北地區首例準備申遺的史前遺址群，在積極推動牛河梁遺址群科學保護和合理展示的同時，將極大提升西遼河流域的文明起源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牛河梁遺址群的重要學術價值

　　　　　 牛河梁遺址群發現於20世紀80年代初，此後經過20餘年的田野考古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學術成果，大型積石冢、祭壇、女神廟址的發現以及輝煌玉雕群的確認，使其成為距今5500~5000年左右的紅山文化晚期規模最大的中心性祭祀遺址，由此引發了學術界關於西遼河流域文明起源模式及中華文明起源總體格局的深度思考。牛河梁遺址群的重要學術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牛河梁遺址群分佈範圍約50平方公裏，共發現有20餘個遺址點，多分佈在山樑的頂部，經過統一規劃，佈局合理有序，主次分明，與自然景觀融為一體，體現出高超的建築規劃、設計和組織、施工能力，是目前所發現的紅山文化晚期規模最大的祭祀遺址群。
　　
　　　　　 第二，牛河梁遺址群內分佈有大型積石冢、三環石壇、女神廟、巨型石砌高台和大型祭祀平台等遺蹟，均屬國內同期罕見的祭祀遺蹟。
　　
　　　　　 第三，牛河梁積石冢內埋葬有石棺墓，大型石棺墓在積石冢內中心部位，規模較大；小型石棺墓在積石冢的邊緣，規模偏小，是紅山文化晚期等級化社會出現的重要證據。大型石棺墓內的死者多為成年男性，隨葬玉器的種類和數量較多，生前應為掌管宗教祭祀大權和社會統治大權的特權階層，可能具有了王者的身份。由此反映出紅山文化晚期可能為神權與王權合二為一的社會統治和管理模式。
　　
　　　　　 第四，在牛河梁遺址積石冢石棺墓內發掘出土一批具有典型時代特徵和地域特色的玉器，由於層位關係、出土位置和組合關係明確，紅山文化玉器群最終被科學確認，確立了西遼河流域與長江下游地區環太湖流域並列成為中國史前時期兩大雕琢和使用玉器中心之一。牛河梁遺址所出玉器種類豐富、造型多變、工藝精湛、極富神韻，多為中國史前玉雕精品，隨葬玉器種類和數量的多寡及組合關係的變化能夠明顯反映出墓葬的級差，證實紅山文化晚期出現了比較完備的玉禮制系統。
　　
　　　　　 第五，從現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看，中國文明的起源不只發生在一個地方，各地在文明起源的進程中帶有自己的特色。經過相互碰撞、交流和融合，最後才匯總在一個中華文明的大熔爐裏，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嚴文明教授介紹，曾有兩位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看過牛河梁遺址以後發表感想，他們認為在人類文明起源階段，像這樣大規模和高規格的遺蹟應該算得上是世界級的。因此需要很好地保護和研究，研究它本身的特點和發展演變的機制、對中國文明的發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對整個東北和東北亞遠古文化發展的深遠影響。
　

牛河梁遺址群與紅山遺址群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理由及意義

　　　　　 在牛河梁遺址群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我們也應注意到還有一處同等重要的紅山文化時期的遺址群，那便是分佈在內蒙古赤峯市境內的紅山文化遺址群，如果說牛河梁遺址群是紅山文化晚期迄今所發現的規模最大的一處中心性祭祀遺址，那麼紅山遺址群則是國內最早被發現並經過考古發掘的紅山文化中期的聚落遺址，是紅山文化的命名地，在紅山文化及西遼河上游地區文明化進程中佔據十分獨特的地位，將赤峯紅山遺址群與朝陽牛河梁遺址群打捆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對於今後保護、研究及價值推廣工作將產生深遠影響。國家文物局巡視員、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副主席郭旃先生指出：『申遺對專業的要求越來越高，系列申報（也叫做打捆系列申報）也更加規範化。過去系列遺產申報隨便打一捆，解釋一下為什麼捆在一起就可以了。現在特別強調，如果是文化遺產就都要屬於同一個文化群體，因為它們地理比較接近，或者名字相似，簡單的聯繫在一起，這樣是不行的，必須說清它們內在的聯繫。如果是自然遺產要有相似的地質、地理、植被、生物等各個方面的要素。對系列項目要有內在聯繫與統一性，對它的組合要有完整性』。
　　　　　 現將兩處遺址群的捆綁申報理由簡述如下：
　　　　　 第一，赤峯紅山遺址群是國內最早被發現並經過考古發掘的紅山文化時期的聚落遺址。1935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濱田耕作、水野清一等人對赤峯紅山後遺址的第一、二住地進行發掘，發現了多座積滿草木灰的灶址，首次獲得一批重要的紅山文化實物資料。1938年出版了發掘報告――【赤峯紅山後】。紅山文化內涵被首次揭示，直到今天，赤峯紅山遺址群仍然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第二，1954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尹達先生在其所著【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中首次正式提出『紅山文化』的命名，並指出：『紅山後的這一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具有突出的特點，對於研究長城南北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的相互關係問題具有極大的啟發和幫助』。1956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生對紅山前的三個地點和紅山後的一個地點進行了調查和試掘，獲得一批重要的實物標本，對日本人所編寫的【赤峯紅山後】報告中的錯誤結論予以更正，提高了對於紅山遺址群及紅山文化研究的總體認識。赤峯紅山遺址群是紅山文化的命名地，是紅山文化時期古代先民的一處重要的生產和生活場所，在遺址的使用功能方面，與牛河梁遺址群具有互補性，兩處遺址群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更具影響力。
　　
　　　　　 第三，紅山遺址群除發現紅山文化時期的居住遺址外，還分佈有青銅時代的遺存，主要包括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居住、祭祀遺址、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的居住遺址和石板墓群，文化內涵豐富，從中體現出自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古代先民文化傳統的階段性特徵及連續發展的脈絡，是考察本地區史前時期農業經濟繁榮發展及游牧經濟興起的重要地點。對於狩獵―採集經濟、農業經濟、游牧經濟三種經濟形態的發展和演變研究，紅山遺址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並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牛河梁遺址群的不足。
　　
　　　　　 第四，紅山遺址群毗鄰赤峯城區，主體分佈範圍約10平方公裏，融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於一體，保存較完整，符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六項價值標準。領略過赤峯紅山自然和人文風光的專家學者及各界社會人士均有如下的共識：中國境內名山很多，如果說哪一座山承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歷史的話，只有內蒙古赤峯市的紅山！已故著名考古學家、中國歷史博物館原館長俞偉超先生親臨赤峯紅山實地考察後，滿懷崇敬之情讚譽紅山為『聖山』，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興起之地，是龍的故鄉。2006年，紅山遺址群被國務院正式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因為同屬紅山文化時期的遺址，如果牛河梁遺址群申遺成功，紅山遺址群將很難單獨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因此將兩個遺址群聯合捆綁申報是目前唯一的選擇。
　　
　　　　　 第五，赤峯地區歷史文化資源豐厚，不同時期的古代文化遺址分佈密集。就紅山文化而言，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數據，全市境內共分佈有紅山文化時期的遺址800餘處，保護工作任重而道遠。相比之下，牛河梁遺址群在50平方公裏之內沒有發現居住遺址。如果能夠將紅山遺址群與牛河梁遺址群聯合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對赤峯市境內的紅山文化遺址保護將產生積極影響。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赤峯市境內紅山文化遺址保護的重點區域主要集中在紅山區、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和敖漢旗。紅山區境內分佈有紅山遺址群，還有近年經過正式考古發掘的魏家窩鋪紅山文化大型聚落遺址，有待制定科學的規劃、保護、展示方案。翁牛特旗少郎河流域集中分佈有數十處紅山文化聚落遺址，兩條C形玉龍均出自翁牛特旗，彰顯翁牛特旗少郎河流域應該是紅山文化時期的中心區域。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出土近百件紅山文化玉器，玉豬龍、箍形器和勾雲形玉器組合出土，與牛河梁遺址出土玉器相比，形成鮮明的地域風格。敖漢旗是赤峯市境內紅山文化遺址分佈數量最多的一個旗，總約400餘處，經過多年的科學考古發掘和研究，建立起較為完整的紅山文化年代序列，紅山文化的年代範圍為距今6500~5000年，從早至晚的紅山文化遺址在敖漢旗境內均有分佈。敖漢草帽山紅山文化積石冢內出土一件保存完整的戴冠石雕人像，高度寫實，神態威嚴，是五千年前紅山文化首領的真實寫照，被國內外文物考古專家譽為『國之重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負責承擔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二、三期的區域性聚落考古研究項目均集中在敖漢旗展開，開創了紅山文化與中華五千年文明研究的新局面。
　　
　　　　　 第六，中共赤峯市委、赤峯市人民政府歷來高度重視紅山研究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旨在傳承與弘揚輝煌燦爛的中華五千年文明成果。20世紀90年代初期，正式成立紅山文化學會，由時任中共赤峯市委書記的劉雲山同志、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擔任名譽會長，1993年和1998年成功召開了兩屆『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赤峯學院共建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召開首屆『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同年，中央電視台【探索・發現】欄目拍攝的六集紅山文化考古紀錄片【五千年以前的文明】連續多次在央視不同頻道播出，對紅山文化的傳播發揮了積極作用，引起了社會公眾對紅山文化的高度關注。近年來，來自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史丹福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東北大學、韓國漢城大學等國外的專家學者多次到赤峯地區進行學術考察，紅山遺址群是他們參觀考察的首選之地。
　　
　　　　　 綜上所述，在紅山文化發現和研究史上，紅山遺址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五千年古國的象徵，更是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重要見證。保護好紅山遺址群這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將紅山遺址群與牛河梁遺址群聯合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共同承擔起保護、傳承與弘揚中華五千年文明成果的重任，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積極貢獻。（【中國文物報】2012年4月27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