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統和道統：皇權、官僚、士人間的複雜互動

  : 鳳凰網歷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政統以君王為代表，表明皇帝具有世俗權力的合法性，而道統則以讀書人為承載，擔當道德標準和精神價值。如果說政統代表的是政權，那麼，道統所代表的則是話語權。最早提出道統說的是被流放潮州的韓愈,他認為:士人所代表的道統要比君王所代表的政統更尊貴，因為道統是儒家的『內聖之學』，政統則為『外王之學』，是先有『內聖』，方能『外王』。社會的發展也應該循着理想的道德和天理來運行，因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是不可改變的，而政權則是可以世代更替的。
但自古以來，道統與政統之間始終存在着一種張力，二者的相互作用構成了皇權，官僚和士人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士人不斷遭到來自政統的壓制和迫害，迫使他們面對『從道』還是『 從君』的選擇。屈於壓迫而背叛了操守落入名利場的士人固然不乏其人，但有風骨的士人都竭力維護道統的尊嚴，使道統的精神力量超越世俗政權，並構成對政統的制約和監督。如東漢太學生貶斥濁流而前仆後繼，明朝東林黨人抗議惡政而視死如歸，都表現了讀書人對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追求。明代理學家呂坤說:『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正是這種內在的獨立性，使士人在堅守道統時，可以坦然面對皇帝與權貴，超越貧富貴賤，視死如歸，並鑄就了士人秉持道統為帝王師的輝煌夢想。
數千年來，士人與皇權的爭鬥，一直在政統與道統的這種張力中持續着。進入20世紀以後，第一個將二者統一的是孫中山。他既是『三民主義』的創立者，是新道統的闡述者，又是同盟會、國民黨的領袖，是中華民國的首任總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隨之，在延安通過整風擊敗了來自蘇聯的布爾什維克的那群土生土長的革命家，建立了自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老人家因此成為革命的領袖和理論家，導師與領袖的合二而一，是政統與道統的合併。從此，這些思想導師兼政治領袖的人物，一身兼二任，遊刃有餘地主宰着這個時代的思想與政治兩大領域。自此以後，統治者的追求，便成為意識形態中所必須堅持的東西。二十世紀的新傳統，徹底改變了數千年來政統與道統分離的老傳統，真真是應了【三國演義】開篇所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規律。
思想導師與政治領袖相互分離時代的了結，也是士人在社會中所擔當重要角色時代的徹底結束。試想，一個不能為社會前進執掌方向，產生重大思想的階層，其價值何在呢？讀書人由此一分為二:一部分變為職業官僚，補充到日益強大的國家機器中去；另一部分則以知識為謀生手段，在社會的群體中日益邊緣化。當社會中響徹最高指示的時候，舉國的讀書人都失去了思維的能力，變成了思想的侏儒。士人從此一變而為文人。文人者，玩弄文化之人也。在犬儒主義盛行的時代，文人的最好出路便是當官，即便是做學問者，也多學會了擦鞋，變着法地歌功頌德。在這個時代，他們中產生的最傑出代表就是錢鍾書和季羨林。他們可以懂多種語言，腦子裡裝滿了世界幾乎所有的知識，卻惟獨沒有他們自己。不過，這不能怪他們，是這個時代不需要他們去擁有自己。
在政統與道統走向合一的同時，士人也在這個社會中漸漸喪失了獨立的地位。首先，學校被官府壟斷，學在民間的講學之途被廢止；隨之，『官本位』又將士人驅逐於狹窄的仕途，為稻糧謀的讀書人，在終日的忙碌之中，漸漸失去了原本獨立的自我意識和精神價值，獲得的只能是日益依附於君王的奴婢地位。這樣的士人，連自我的主宰都談不上，何談明道、行道和內聖之學？古人那種偉岸精神和超拔氣象，只能是一種漸行漸遠的往日印象了。過去學而優則仕、敢為帝王師的理想情結，早已冷卻為一枕黃粱。
沒有了獨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的支持，讀書人想堅守道統，擺脫對政統的依附，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社會則由於道統與政統的合一，實際上消除了道統對政統的約束力和制約作用，日益走向了肆無忌憚的專制。文革中知識份子的集體失語，和今天社會意識中的民主就是『為民作主『思想的表達，都由不同的側面反射出道統被改變後的嚴酷社會現實。